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4-1-15 刘东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愤怒与轻蔑,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她的具体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时。

  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少,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由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大相径庭的。

  就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史家传统而言,简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兰克。

  那么与此相应,虽然同样都在记述往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本身,在中国文明的结构中,却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会精英所承担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被看重得多。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解体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教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举世闻名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渊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学名家的。

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小心,但我们眼下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文学”和“史学”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李泽厚就曾撰文认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化而来的。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的道德关切,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定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事实上,孔子这里所使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刻画某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初意义应当更为生鲜,是在切实地指谓某类实存的对象,并不能跟现代汉语中分工明确的形容词直接划上等号。我觉得,只有在明确了这一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领悟到,其实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关系——即“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之外,孔子这句话还涉及了另一重关系,即在“野(人)”和“(祝)史”乃至“君子”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堕落的、正分工掌管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厌恶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论述: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革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实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标准说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关键的型塑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品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也就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下来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积极主体活动,也就获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拟地幻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不断热心怀想,却也是现实存在和确凿无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来独特地展开其向前的展望,和开辟其发展的路径。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说服力。

  由此,就可以顺便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则,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相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文体,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为了洗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在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发掘出举世最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诗人的集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说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式。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过程,也同样可以知道,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的确是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了下来。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起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然相当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

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由此,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惕眼光,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许可以不太精确地说,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靠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干脆这么说,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主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与此同时,想一想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当地不同于希腊,在其内部的诸学问分野,并不是在相互争执与贬损,反而经常要由四部之间(经史子集)来相互补充。

  也正因为这样,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才会成为士大夫们的标准日常功课。我多次就此强调指出,这种分为“四部”的知识,更像一个人的五腑六脏,根本就不容割裂式的分工。所以,经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与促进,即既从过去的往事中找出道德教训,又基于纲常伦理来反思既往历史,从来都是最典型和常见的中国阅读心态。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都是从“六艺”或“六经”传递下来,就像本于《诗经》的后世“诗教”一样,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也就是说,它曾表现为任何寻常士子的日常功课,而且人们是否对它进行反复的温习,也曾构成文明能否正常延续下去的关键。

  当然要注意,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史教”中的“教”字,毋宁说就更偏向于所谓“教化”之“教”,而非所谓“宗教”之“教”。也就是说,它反而是充满历史经验的,而不是属于先验世界的;它反而是富于理性精神的,而不是属于独断信仰的;它反而是记述人间事务的,而不是去狂想化外之域的。

  作为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达到的最高峰,这一点也理所当然地,在一个被称作“儒者统治”的高峰朝代,要表现为辉煌的宋代史学的基本特色。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宋代史学的基本倾向,也就同样要理所当然地,被陈寅恪的史学实践继承下来。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像赵翼《廿二史记》那样的精彩点评,作为一种个人的读史心得,才具有一种补充的重要性。此外,无论发挥了多少个人特色,既然是立意要来“秉笔直书”,就不能过分地文过饰非,于是在中国的史学中,就贯穿着一种朴素的“求是”精神,而正由于此,这种史家笔法还是和“文学”笔法,截然地拉开了心理距离。

  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基本的史实,作为一种共通的经验,作为一种认同的基础、一种诵念的常项、一种标准的记忆,也并不需要过于别出心裁的、作为个人专利的刻意“创新”。所以,如果有人执意去做“翻案文章”,这种小知间间地耍“小聪明”,绝对会被具有古风的史家们所厌弃。

  由此,一个相关的要点也就在于,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朴素的信赖,这种普遍的认同,这种持续的传习,中国史家对于往事的、具有某种朴素确定性的记述,才反而会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具有了“史诗”般的文化功能,给整个民族留下了集体的记忆。

当下中国学界须警惕某种“汉学心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近来冷然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历史写作如何不同于西方历史写作的问题,看来大体上还属于美国式的“平行比较”的问题。我胡乱地、未加验证地猜想,他大概还是在冒着某种“比较的风险”,要从这个遥远的、孤离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个足以为其本国史学所借鉴的参照系吧?

  而可惜的是,作为受到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之强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我所看到的当今文明间的借鉴或传播,却主要表现为单方向的和压倒性的,也即主要是由“先进的”西方史学来冲击“落后的”中国史学,所以,我反而更倾向于运用“影响研究”的思路,去历史地考察和追踪自家传统的“失落”问题。

  原本,“国学”与“汉学”应当是并立的两造。中国人虽久有自家的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学问,但倘非在近代发觉别家也有自成谱系的学问,“国学”二字便绝无提出的必要。在此意义上,“国学”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完备”的对待物问世的,意味着国人已意识到从未将天下学识“尽入彀中”。如此,“国学”在本质上不仅不排斥属于外缘知识系统的“汉学”,还坚信凡“旁观”者必有其“清”的一面。

  可真正的麻烦和干扰却是,由于西方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欣欣然地“自我殖民化”了——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太过强势,以至于某些来自外部的方法与视角,也在巨大的压强下移入了我们文明的内部,甚至竟完全压倒了内部的声音。比如最近,人们对于某些字面上的雷同,投以了普遍而持续的关注;然而,除了这种较易鉴别的抄袭之外,其实更足以毁灭国内学术界的,恐怕还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剽窃,而是对于来自外部的“问题意识”的、不足与外人道的拷贝。

  比如,所谓“古史辨派”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传世史料的局外人般的怀疑,就是西方的“科学史学”投向中国的强烈阴影。再比如,所谓“整理国故”的无谓学术努力,也无非是要尽量抚平中国文化胆敢跟西方的任何疏离与不同。在胡适看来,那无非是把这样一堆只有文物价值的死物,统统整理和收纳到他所带来的西方知识系统的抽屉里。

  可实际上,如果再度回到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前述立场,我们并不难发现,其实任何模式的人类文明——当然也包括科学的西方文明——都会有自己的难以自觉到的“文化前理解”,都有它们掩藏在基本学识之下的地平线。

  的确不错,从李济的挖掘工作开始,中国新兴的考古学家们,就总是需要将考古学验证于传世的材料。这种所谓“二重史证”的方法,似乎属于本土学者的“迷信”。然而转过来想想,在对特洛伊的古迹进行有名的挖掘之前,西方的考古学家及其赞助人,不也是先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导引和鼓动么?

  话虽如此,却正如李零曾经在《中国学术》上所转述的,他们竟连中国史家的“二重史证”也看不大上,而只相信必然是零散破碎的、看似科学的考古学报告,由此就批评王国维是把“大坛子”装进了“小坛子”里边。然而我就不信,西方人难道只靠鸡零狗碎的考古学材料,就能拼凑起自家文明的古史图谱么?

    这就是我常常揭露的、眼下在中国学界竟也常见的“汉学心态”。无巧不巧的映照则在于: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由于胡适和史语所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也就总是显得洋派十足;而与之相应,由费正清开辟的美国汉学,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也恰恰正是历史学。这就使得前者在知识的样态上,倒很像是美国汉学的回声或支部;而且,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更像,而且是越来越像。

  与之对应,倒是台湾民间的学术界,特别是在某些边缘的哲学系里,反而产生了更有活力的新儒家。甚至,即使是在现在的台湾,也往往是大学里的文学系里,反而更多地保留了稍微原样点儿的国学。

  不久前看到台大的叶国良教授在讲,他们那边现在的学者们只敢循着知识性的立法,去讨论古代人物和材料的真伪、时代等问题,而不敢再随便利用传世材料去立论,也看不到在传世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其实也可以进行彼此之间的互证。

  而与此相应,我也不去讳言,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更加进入了史学的“现代化”时期。针对着这种压倒性影响的负面效应,有必要提出警告:千万不要把美国汉学学得“太像”了——尤其是那些正在构思博士论文的年轻人,现在竟连标题的句式都设计得简直是如出一辙。

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当然也无可否认,西方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系统,从来都有它值得学习的一面,包括晚近以来的似乎特别走红的全球史、环境史、妇女史等等,我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主持这方面的介绍与引进。只是,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又不能是失去主体性的,和矫枉过正的。

  回顾起来,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哪怕是他们中间的史家,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是管窥式的、散点式的、不无模糊的,而缺乏西方式的知识系统。正是这种明显的缺陷,说服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学者,必须要从西方那里汲取史学的营养。

  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倒是越来越科学化、知识化、系统化了。只可惜,在以个人为创新本位的西式专利制度下,由于各种各样的身外之物的诱惑,致使种种挖空心思的“反弹琵琶”,几乎已是层出不穷和见怪不怪,从而使得史学不仅不再能倚靠经学,反而往往更加雷同于文学。

  这就不光是矫枉过正的问题了,这是完全发展到事情的反面了!本来,人们是嫌古代的史学还不够“求是”和“求真”,才动议要向西方史学学习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这种学习的结果却是,反而丧失了做学问的道义前提,沦落到了各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中。

  最可怕的是,就连很多研究者本人,也是非常坦然地、不以为耻地、自觉自愿地,以此来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而这样一来,中国人希望取法西学而获得的“进步”,也就突然变得已是适得其反了。

  公正而平心地说,中国的史学传统本身,本来当然既有优秀的、需要保留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需要改进的一面。而犬牙交错的是,我们现在当然也向西方学界讨教了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家原本较有价值的东西,给心怀鄙夷地自暴自弃掉了。

  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路径依赖的问题,由于对于往事的记述,在中国文明的特有结构与文化心理中,原本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由此带来的文化紊乱与失序,也就意味着更加深重的问题——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并无宗教式的精神形态,但正由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才使得人们对于身后,也有了同样的关怀和惕惧——而中国式的、具有人格品格的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就附丽于此。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同样地,现在再来读早期北岛最有名的那首诗,也会读到对于历史的这种敬畏,那是中国人在绝望状态下的最后希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然而,既然现在连“良史”本身都不存在了,那些想要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比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更为可怕的是,眼下就连“死后”也都再没有人感到畏惧了,因为干脆再没有史家们去秉笔直书了,而且人们也干脆不再阅读历史了。

  既然只剩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那就索性借着这一肚子的下流去畅通无阻吧——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风习!

“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不应被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所抑制

   更加讽刺的是,在解构掉了史学的主流之后,反而是曾被儒家强力压制的、以往不能登堂入室的“佞史”传统,倒在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遍地开花了。回顾起来,沉浸在经学诠释中的历代学者,早就借着对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解释,而指出了这种“小传统”的暗中存在:

  “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纪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

  “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钱穆:《论语新解》)

  这样一来,历史学家们,也就从最值得尊重的、代表文明高度的人,一下子转变成了最可有可无的、根本不值一提的人了。这也就是陈寅恪所代表的那种气节和气度,为什么突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的原因。

  更加要命的是,晚近以来,在科技官僚的外行压力下,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空洞诱惑下,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那种形式合理性,也已成为各种社科基金的主要考核指标,而在这种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之下,所谓“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反而更加要被抑制住了——否则岂有得到批准立项的可能?

  事实上,那些被孔子深度厌恶的“巧言令色”的佞史,向来都比胆识具备的令人钦敬的良史更容易谬种流传,因而也更容易形成气候。于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可以提供大部头的史籍来粉饰太平,总是可以提供最琐碎的断烂朝报来堆满书架,总是可以提供无厘头的野史掌故来充斥巷议,总是可以反复炒作旧芝麻陈谷子来为传媒补白……然而,他们到头来也总是逃不脱这样的不治之症:无论如何也提不出任何独立的识断、判定与抉择。而由此一来,这群人简直就把整个历史学科都给消费和透支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既已向当朝的权贵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不合理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其实也就向后世的子孙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严肃的精神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这样,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也都罕有那种奋勇的担当了。我反而经常痛心地看到,那些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人,可以比朱熹还更清楚历史的细节,然而这些从业者的平均道德水准,即使以较为委婉的口气来表述,也绝对不会高于普通的百姓。

  与之相反,倒是在狭小的民间社会,还有些以业余兴趣来记述往事的人。也反而倒是他们,还更多地保留了以往那种史家的风格,比如从老年人写作的回忆录,到记者们写作的历史演义,从已有的历史杂志,到新创的网络刊物。

  只可惜,又显得相当吊诡的是,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准,也大多只是业余的。所以,那些受过更加严格训练的——其中当然已包含西学的训练——所谓“学院派”的史学家们,又往往不大能看得起他们。

  所以说,下一位陈寅恪、下一位欧阳修或司马光,乃至下一位孔夫子,才是应当被我们焦急等待的、真正具有文化聚敛意义的“良史”。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2014年01月15日 15:00:24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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