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翻译为学术提供巨人的肩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12-22 李存娜

  九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有学者说,何先生翻译的西方经典,“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2011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门就学术翻译这一话题采访了何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好!您是学术翻译界的泰斗,您翻译的西方经典,像《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的观念》等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今天我们想请您聊一聊有关学术翻译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我们说的学术翻译是指什么。国内在学科划分上采取的是两分法,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这里说的“学术翻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翻译。但是,像小说、诗歌翻译这样的文学翻译似乎不在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之列。

  何兆武:是的,但文学理论的翻译,应该也属于学术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兆武:其实,清末就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了,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但梁启超的工作都是转手的,转自日本人。前几十年都说梁启超翻译的浅薄,我认为不能那么看。拿今天的水平来说,他是相对浅薄。可当时知识界刚开通,那个条件下,他只能“粗制滥造”,这也是他的贡献。看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眼光,就好像对小孩子一样,你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新中国成立后,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得很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翻译。到了“文革”,这类翻译就基本上停下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的翻译非常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从“文革”前就开始做学术翻译了。

  何兆武:是的。那时候有规定,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作为历史资料参考。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利用晚上时间来翻译,但晚上精力总是差一些,进度很慢。一个晚上能翻译一页就不错了。因为总免不了有疏漏,翻译完之后,总要再看几遍才放心。

  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比如,有个美国历史学家的文章,译成中文的题目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历史学”。而他的原意是“被马克思主义乔装打扮了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学就不再是原装了。可是我们却翻译成“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你冒充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思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学术翻译方面的人才应该怎么培养?

  何兆武:外语学院应该重视学生知识的培养,而不光是外语的培养。没有专业知识,翻译出的东西可能就会错误百出。做学术翻译,最好是由研究某个领域的来做该领域的翻译,比较能保证不出错误。现在翻译的书,有的很好,有的则错误百出,还有的纯粹是胡编乱造。缺少正式的质量审查制度把关,很多根本就不能用的译稿也刊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倡导“走出去”战略,包括中国学术“走出去”。您认为对外介绍什么比较好?

  何兆武:当然有好的知识是值得向国外介绍的。从儒家到毛泽东,都可以翻译。卡斯特罗就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前搞运动,写过多少文章,那些东西作为史料,有些是非常可贵的。“文革”以后,我在西雅图还看见一个“革命书店”,里面全是卖“革命书籍”,还有好些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上看,您认为学术翻译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何兆武:影响还是大的。不但在学术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严译名著就有八种,像《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他翻译的几部书,要比一大批传教士和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对马恩著作的翻译,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对学术和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还要我们去研究。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提供巨人的肩膀,让别人可以上得更高。

2011年12月23日 14:06:2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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