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好记者要勇于独立于群众情绪

王文

来源:新法制报 2010-08-17

  8月13日上午,应江西日报社的邀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给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讲授《新传播环境中记者的知识更新》。行程极为紧凑的他,课后就新闻方面的热点话题接受了《新法制报》记者的书面专访。

  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

  有勇气的记者更要独立于公众情绪
 
  “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但是,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

  新法制报:在讲座中,你提到新闻报道存在读者需要看的和读者想看的巨大区别。最近中央高层也发出明确信号,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三俗”之风。但在新闻实践中,片面迎合读者的新闻报道流于“三俗”,而大量试图引导读者的新闻报道又因为风格、文本的僵化导致读者寥寥。究竟什么才是新闻?

  李希光: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公认的定义是: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但是,今天的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从福克斯、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到处是谈话节目。

  一两个人坐在那儿谈新闻,把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变成一个新闻谈论栏目,这大大降低了节目制作成本。假设支付某人100万元年薪,每天请他在演播室里做一个小时的新闻谈话栏目,看起来好像电视台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把这一小时的新闻谈话节目变成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投入又是怎样呢?

  一条电视新闻报道的播出时间平均是45秒,一般不超过1分钟。 一小时的新闻报道需要60条新闻,每条电视新闻报道通常至少两个记者出差到新闻现场采访报道,其采访、差旅、工资、翻译、器材等费用要一两万元。这样算下来,新闻报道节目一小时的成本一天就100万元。

  这些谈话节目很多都是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但是,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是靠深入采访新闻发生地、新闻当事人、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历史的记录者,记者只可以报道事实不可以发表观点。

  事实真相有时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这时候,记者坚持报道事实真相就等于触犯众怒。如果一个记者没有基本的劳动保障、收入和尊严,你如何制止他去搞有偿新闻?正像一个法官,如果不是终身法官,他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到完全的公正?又像一个教授,如果不是终身教授,他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最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不仅要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

  在今天的部分媒体上,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公众难辨真伪。结果,传统的公共新闻学让位于商业化了的新闻学。这种商业化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对新闻的界定和公众的新闻价值判断。长期下去,生存在这种媒介环境里的读者和观众,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的新闻,而把那些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需要看的新闻。

  好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

  更在于改变市民的生活

  “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人们不再相信优秀新闻作品的力量来自优秀的写作、深入的采访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新法制报:目前,大量的新闻报道出现“知情人士”、“权威人士”等匿名消息源。作为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你,如何看待匿名信源?

  李希光:新闻学的职业标准和道德标准,都不允许把未经核实的匿名信源散布的信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但如果新闻能够带来暴利,谁还在乎传统新闻学标准的倒退。

  新闻标准的倒退,最终危害的是新闻自由理念的普及与实现。人们会把自由的新闻等同于伪劣新闻,不视新闻记者为公众的警犬和公民的看家狗。那些从事名人隐私报道的记者,是否指望墓志铭上刻着这样几个字:“一位由于偷拍到某女明星床上镜头而获奖的某某著名记者葬于此地”?

  匿名信源的盛行还有一个原因:记者不进行独立的采访,总是根据个人的价值、好恶去推测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有些记者甚至把网上的文字、饭桌上的谈资,当成可信的新闻事实加以报道。他们怎么就忘了新闻学的一个核心原理:核实、核实、再核实!新闻报道和写作中,媒体犯得最可怕的错误不是错别字或者把日期搞错了,而是滥用匿名信源,或者对新闻报道中的当事人不进行任何采访核实。

  新法制报:新闻自由一直是很多记者提及的话题。你曾经担任过新华社的记者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纵观中西,在你看来,什么才是新闻自由?什么才是好的新闻?

  李希光:新闻自由不是少数媒体公司或利益集团的自由,而是每个公民的新闻自由。好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它带来的是平民参与和平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

  新闻自由的一个初衷就是为弱势群体呼喊、帮助无声的人发出声音。几十年前,《纽约时报》勇敢地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勇敢地揭露了水门丑闻。而今天,在爱国主义、国家安全的旗帜下,美国记者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危机等事件中,再也表现不出越战期间的那种新闻自由精神了。因此,全球化时代的舆论监督应该有新的内容,监督对象应该包括社区领袖,这些社区领袖不仅包括政府官员,还包括国有和私营大公司的负责人、非政府组织官员、国际组织官员、基金会领导人、国有和民营的研究院所负责人等公民领袖。这些人影响社区的世界观、公共智慧和历史观点,但后几种人常常被媒体忽视。

  在当前的中国媒体,任何一位脚踏实地长时间在第一线从事科学或医学新闻报道的记者,可能永远没有一位热衷于炒作名人秘闻的“娱记”名气大,或者挣钱多。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同时也降低了其道德标准。新闻作品不再是一种培养叙述大师的艺术,人们忘记了司马迁、唐玄奘、海明威、斯诺、范长江在写作时,不曾有受众调查公司在引导他们、约束他们。人们不再相信优秀新闻作品的力量来自优秀的写作、深入的采访和一个动人的故事。

  对于好新闻,《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雷奥·唐尼和总编辑罗伯特·凯撒在合著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好新闻通过提供构成共享经验的信息和画面,在危机时刻能把各个社区凝聚起来。当灾难来临时,新闻媒体不仅给读者观众提供赖以生存下去的东西——事实,而且为了帮助人民应付未知的灾难,向人民提供解释和讨论……好新闻并不经常意味着推翻一位总统,好新闻更在于改变市民的生活。”

  记者既非朋友也非敌人

  发言人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危机面前,懂得如何与记者交流,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媒体就能达到双赢。”

  新法制报:当前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渐次成型且越来越发挥作用,这有你的功劳。在技术层面,谣言和真相的奔跑速度是相同的,但现实有时却是谣言纷飞的时候,真相还在安静地等待。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跟记者打交道?遇到突发事件时,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应对?

  李希光:记得那是1999年的7月,我从哈佛大学回到北京,正办理调离新华社去清华大学教书的手续。有一天,我应邀去见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当天我建议举行培训班,培养一支能够与西方记者沟通的新闻发言人。

  2001年深秋,赵启正请我组织一个教学小组,每个月在内部开办政府发言人的培训,当时称为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2003年非典结束后,赵启正决定让我们这个教学小组在全国开展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从2001年至今,我和清华大学的同事主讲了20余期国务院新闻办的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主讲了近百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和省部级新闻发言人班,为66个部委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了近万名政府发言人。

  从2003年算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7年了。在这7年里,政府正从控制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我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对于发言人来说,媒体记者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他应该是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的挑战者,同时也会给大家带来机遇。要学会为记者服务,给记者提供帮助也是在帮助自己,相反,妨碍记者也就是在妨碍自己。

  在突发事件、危机面前,你越掩盖,媒体就会越炒作,似乎藏有不可告人的内幕。如果政府不出面传递正确的信息加以引导,可能传言、谣言甚至是谎言就会大行其道。懂得如何与记者交流,建立伙伴关系,政府与媒体就能达到双赢。

  为学英语手脚写满单词

  大学下决心做一名记者

  “新闻教育培养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

  新法制报:你在读大学之前曾是煤矿工人,后来是如何想到去做记者的?

  李希光:高中一毕业,我刚过完18岁生日,便去了煤矿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准备高考,我甚至把单词写在手臂大腿上,工作之余就抱着胳膊腿儿狂“啃”。

  1978年我参加高考,当时只有一个志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报这个志愿就是冲着当时的系主任陈嘉教授填写的。陈嘉教授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去哈佛大学读硕士,然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到了南京大学后,我一直盼着看到这位学术泰斗。终于,一个雨天,我们看到一辆轿车停在外文系小楼门口,车门打开,一位七旬老人,脚穿胶靴,一边打开雨伞,一边从车上走下来,温文尔雅。

  在南京大学,除了喜爱陈嘉教授的课外,黄仲文老师的课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归来,黄仲文教授给我们开了一门《大众传播》选修课。他发给同学每人一本厚厚的油印英文教材,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西方驻北京记者的新闻作品选;二是他在多伦多大学的老师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的开山祖师——记者注)的《地球村》、《理解媒介》等理论作品选。黄仲文教授的课让我开了眼界,使我对新闻的观察和理解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做一名记者。

  新法制报:但大学毕业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新闻记者。

  李希光: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很想去新华社、中国日报当记者,但最终把我分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我的工作是给周光召所长和何祚庥副所长做外文和外事秘书,这让我学习了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看媒体。

  1984年冬天,带着激情的理想主义,我偷偷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仍然想当记者。次年我如愿进入了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每天早上8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响打破了《人民日报》9号楼的宁静,十几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学生,坐在早年从延安窑洞里搬来的十几台破旧的打字机后面,开始了一天的课堂生活。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兼新闻学教授,站在讲台上刚刚主持完一场模拟记者招待会。

  这个新闻系从创建伊始,就引进了美国的新闻教育方法和理念:新闻学是一门职业教育,新闻学注重的是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新闻教育培养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

  厨房里采访钱三强

  新闻教育倡导“学在路上”

  “倡导并推进‘学在路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在真实的天地中掌握新闻学的核心本领。”

  新法制报:研究生毕业后你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记者生涯中,哪些报道让你印象深刻?
 
  李希光:
1988年,从中国社科院毕业后,我去了新华社。在担任新华社记者的11年里,除了采写了《邓小平来到高能物理实验室》(1988年)和参与报道邓小平逝世(1997年)等重大新闻外,更多的是做科学报道。比如1989年采写的《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重头稿件,就是在“中国两弹之父”钱三强家的厨房采访的;《漠北游牧记》则是国际上第一次详细报道外蒙古腹地,特别是阿尔泰同和杭爱山的情况;《青藏高原在变暖》是首次以新闻形式,向世界报道了温室效应对世界第三极的影响。

  1995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做科学记者,为该报采写一批环境、考古、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稿件。回来后,我在新华社对外部的中央新闻采编室推进新闻报道的质量标准和选题策划,一些报道打破了当时的条条框框,最终赢得了新华社和国际同行的好评。

  新法制报:为什么会成立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迄今你在清华大学的光阴又过去了一个11年,你的新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李希光:1998年秋天,我接到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尔博的邀请,希望我去那里做研究员。去哈佛之前,一位长者约我长谈了一次,嘱咐我要注意师人长技以自强,还要看看哈佛这个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是如何运行的,回来后看能否也创办类似的研究中心,为国家提出政策咨询和建议,同时培养对外传播急需的人才。

  1999年夏季,我从哈佛大学一回来,这位长者便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推荐我去创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当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组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并调我过来。

  在新闻教育中,我倡导并推进“学在路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在真实的天地中掌握新闻学的核心本领。“学在路上”的例子几乎每年都有,2000年我就带领学生赴新疆罗布泊、楼兰故地采访;明天(8月16日——记者注),我将带领学生去尼泊尔采访。

  这种教育理念受到国际教育界的好评。已故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斯坦福大学传播系William Woo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我在斯坦福大学自己开设的课上,引进了清华大学在教学上的许多原理。清华这种‘动手式教学法’超过了我所知道的美国任何新闻学课程。我相信,新闻学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和新闻道德是培养中国和美国新一代职业记者的正确工具。”(本文有删节)

  人物简介:

  李希光,50岁,现任职务包括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新闻教育专家组召集人。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科学记者,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

  近期撰写或主编的专著有:《新闻教育未来之路》、《走出媒体污名》、《发言人教程》、《转型中的新闻学》、《软力量与全球传播》等。所获荣誉包括: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巴基斯坦总统奖、全国十大教育英才、国务院特殊津贴、清华大学良师益友、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等。

2010年08月26日 09:26:1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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