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80年的香火传承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东

  编者按: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此举措,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种提醒:别忘记,清华还有更丰富的传统。为阐扬那些不仅对清华大学弥足珍贵,更值得当下学界引以为镜鉴的传统,本刊特约请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撰文。

    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他的贺信中所说,老的清华国学院是1929年结束的,而时隔80年后,它又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了。

    的确,历史的断档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1925年成立到1928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4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清华国学院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如果国学在前一个多世纪的衰落,是跟国步艰难连在一起,那么,一旦我们的国运正在和平崛起,国学的再度兴旺自然是可以期待的。可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必须看到,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

    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

    听到过很多议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经。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4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4年内招收70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40个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吗?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篇幅,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我常用“一、二、三、四、五”的数目字,来概括新的清华国学院的构想。这里限于篇幅,只介绍其中的“三”和“一”。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2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必须意识到,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最后,再来说说清华国学院的“一”,也就是同一种传统。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那个典雅的、由层层文字符号叠加起来的会议背板,使很多人都感受了某种特定“气场”的存在。而背板的最深一层,就叠印着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著名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那块背板上,还有两种文字符号,其一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也是老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所提,另一个则是饶宗颐为本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可以说,这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于那同一种传统的解说和发挥。

    梁先生那句校训,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所以,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八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也不必细讲,其实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从梁启超先生在80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90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9-11-11 )

2009年11月12日 11:29:25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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