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两大精髓:搞对激励,让市场发挥作用

——专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中国改革的成就到底是怎样的呢?兼具中外视角的经济学者,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有启发的见解呢?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联合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1 改革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

  《第一财经日报》:有关改革开放30年,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巨大,是因为政府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跟其他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对此你怎么看?

  钱颖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显然的。不过,要想真正认识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回顾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没有民营经济,没有市场,多的是计划指令。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间段里,发展得很不理想,有很多波折。由此来看,改革开放重要的新举措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发挥了企业的积极性,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第一财经日报》: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发生了改变?

  钱颖一:是的。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新变化,其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并不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基本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制度建设的作用。

  钱颖一: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确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但制度也不完全是靠政府建设起来的。许多情况下,制度建设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比如联产承包制,就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开始的,然后逐步地推广。政府在推广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许多这样的制度创新是自下而上的。

  固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也有不少。例如一些财税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监管的改革。但是这些制度创新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往往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先,而政府要顺应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所以不能说制度创新全靠政府。

  2 以文化特性解释增长需谨慎

  《第一财经日报》:有不少人说,中国改革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世界经济史上很少有这么长时间持续高增长的先例。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钱颖一: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济上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作为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宽一些,也就是说不光看中国,也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那么我们会发现9%~10%、持续二三十年的增长,中国并不是第一例。在我们之前,像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新加坡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中国比这些经济体规模大得多,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从持续的高速增长来讲,中国并不是第一例。而且,中国增长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说高储蓄、高投资、注重基础教育、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增长的阶段也发挥过显著作用。因此中国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可以说上述因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存在一种独特的亚洲价值观?这种亚洲价值观对亚洲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一种推动力,在西方比较少见?

  钱颖一:这是一个谈论了很久的话题,我想可以这么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些共同点或者规律,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比较高速的增长。人们想探究这是为什么,简单的一个联想,就是亚洲有独特的文化。但是要想在文化和经济表现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的说法全是反过来的,说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发展不能跟西方比,就因为亚洲文化。现在,因为亚洲经济表现好,就马上说这也是因为亚洲文化。所以,我觉得这都过于简单了。我们看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都很高,比如在20%、30%,中国现在到了40%,而其他一些国家,拉美、印度,过去只有10%左右。人们很自然就会问,是不是因为文化差别呢?但是别急,你看看过去几年,印度的储蓄率也上升到了30%,拉美的储蓄率也上升到20%左右,那到底是文化的作用,还是有其他的未知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呢?我觉得简单地归于文化,是一个比较懒惰的做法。我并不是否认文化的作用,但问题是文化的哪一部分起了作用呢?

  中国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去理解。现在已有的研究,我觉得不够,还不足以令人信服。

  3 改革精髓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30年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要概括成功的主要因素,你会选哪些因素?

  钱颖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如何诠释改革开放的精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按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改革的精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激励搞对,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改革最初阶段引入的承包制,后来讨论很多的公司治理等,都是为了把激励搞对。让市场发挥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仅仅有很强的激励还不足以发展经济——整个经济是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如何使每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全社会的福利,需要协调。市场通过价格、竞争等,能够使个人分散的活动增进社会的福利。这两条缺一不可。

  《第一财经日报》:虽说这两条缺一不可,但在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先解决产权问题还是先建立市场机制却争论了很多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钱颖一:我觉得,你提到的这种争论,不单是理论上产权优先还是市场优先的问题。因为改革在实际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制约因素。所以在某些阶段,解决激励、解决产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在另一些阶段,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除了考虑一定阶段下的收益,还要考虑一定阶段下引入这种或那种改革所可能带来的成本。说到底是一个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从理论上说,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激励和市场的作用,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和开放是否有主次关系或者先后次序?比如有人认为金融业应该改革在先、开放在后,过早开放有风险。你怎么看?

  钱颖一:很难说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简单的先后次序。我可以给你举出改革促进开放的例子,也可以给你举出开放促进改革的例子。过早开放有风险,固然是一种可能,但另一种可能是,不开放难以推动改革。比如银行改革,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的银行比5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是这个改革的成果是怎么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加入WTO,承诺2006年底金融业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才使得中央下决心对大型国有银行做体制上的改变,注资、股份制、重组、上市等。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开放促进了改革。改革与开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可能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够开放,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回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假设当时我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银行业比现在开放程度更高,那么中国也会和亚洲许多国家一起受到重创。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钱颖一:有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你不出门,自然就不会被雨淋到。但问题是你不出门,也享受不到阳光。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相对比较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开放,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但如何判断,中国是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相对不开放,还是说要继续推进开放,则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继续推进开放,好处远远大于成本。

  4 好市场与坏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说过,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对此有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什么好、坏之分。你有何回应?

  钱颖一: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的讨论都是集中在计划与市场。计划是一种体制,就是资源的配置,需要由中央统一部署;市场是另一种体制,大体上是企业、家庭、个人自己作出配置资源的决策。为了不在计划经济里绕圈子,大家都认同一定要有市场经济。但认同市场经济以后,同样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市场经济,有些搞得比较好,多数搞得不太好?

  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表现比较好。达不到这些要求,它可能搞得就不好。我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都认同市场经济了,这个问题就更有意义。我们要探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市场经济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能够使它在增长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现良好。而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是表现不尽如人意。只有这样,对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展望将来的政策才会有帮助。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哪几个要素?

  钱颖一:这有好几个层次。这个问题同增长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演变是很有关系的。最开始经济学家认为某几个基本要素非常重要,比如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等。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等要素。后来经济学家又发现,这还不够,制度很重要。再后来把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加进去了。这是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现在,大家一般认为制度因素很重要。过去认为资源很重要,后来发现很多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而东亚,包括中国,这个资源尤其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反而发展得比较快。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制度因素。

  5 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内外冲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眼前有一个“坎儿”。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无大碍,至少还能有20年到30年的高速增长;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坎儿”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之前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大的突破,要保持过去若干年那样的高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你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何展望?

  钱颖一:过去20年,每年我们都听到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是‘坎儿’”。

  客观地来看,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十分可靠。我觉得中国还会有一段时间——具体多长很难说,可能有10年左右——还会有比较高速增长的潜力。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收入比较低的国家,资本整体存量比较少,所以在别的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比较高。高速公路、机场、铁路还有不少需要建,住宅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包括机器设备等都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所以,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丧失了增长后劲,我觉得不现实。但是不是因为中国过去30年搞得这么好,下一个30年也能维持这么高速的增长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原因也是同样:在未来30年中的某一个时候,中国会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到那时候,增长速度自然要放慢,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到时候会有一些现在所没有的新的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大约是什么时候?

  钱颖一:这个很难说。有不少经济学家建立过不少模型,就我所见,有的说到2015年,也有的说到2018年。用来做预测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对预测未来是有一定用处,但要用它准确地预测未来,还是有困难的。很多的变化,例如技术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这次金融危机中就体现了这种困难,分析师们用的全是过去的数据,但一些技术创新,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在整体经济发展这个层次也有类似的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从经济的几个基本要素,更容易看出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说劳动力,有很多人认为2015年、2018年或者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会遇到拐点。你对此有何预测?

  钱颖一:关于中国的劳动力,我没有做过定量分析,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我了解到的来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类型的劳动力是比较紧缺的。比如18岁到22岁之间的女性工人,可能比较短缺。但这种短缺是可以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得到缓解的,毕竟不是全面短缺。

  6 美国金融危机,此国有化非彼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现在经常拿中国和美国来作比较,例如有人说中国在某一天就超过美国了。当前的金融危机似乎又让大家很有信心,有人说你看美国不行了,中国还是生机勃勃。你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能不能作这种比较?

  钱颖一:首先我想说,中国人喜欢拿美国作比较,或者只拿美国作比较,是有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上最强的、GDP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只是最近200年才失掉这个地位。所以中国人的心态是,我们有理由追求世界第一。有这样的这种志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应当有平常心。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美国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两个经济体毕竟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按人均收入指标来看,中国现在的水平大致是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所以与其跟美国现在比,我觉得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跟美国80年前或者100年前进行比较。因为碰到的问题也很相似,像腐败问题、政府的监管问题等。关注现在的美国也是应该的,可以了解成熟的经济体会碰到哪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如何追赶。总之不应该脱离我们现在的基本国情。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那么严重的危机,就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过头了,所以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比如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钱颖一:我觉得用“国有化”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点误导性。在危机的时候,各方面都自顾不暇,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最后贷款人”,危机就会没完没了。现代金融中,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个责任的,通常是政府(还有比如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在这次危机中,“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就意味着,政府要出面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了提供流动性,使整个经济再运转起来,必须注资。注资的结果,当然是增加了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但是也应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所获得的股份,往往是不包括控制权的一种所有权。这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措施。所以,“国有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太妥当的,至少不应理解为中国人所惯于理解的那种“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没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恰恰是因为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低,或者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很强;而美国出现那么大的麻烦,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力量太弱了,所以现在美国也需要加强。你对此怎么看?

  钱颖一:至少是太简单化了,我觉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的银行,国家现在持股水平是70%,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如果跟过去比,过去是——就5年前都还是——国家持股100%。5年过来,从100%降到了70%,而我国银行的表现,应该说比5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这样来分析,可以说减少政府在银行中的股份,能够让股权多样化,是促进银行业绩上升很重要的一种手段。

  7 30年后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可以为我们展望一下,30年后中国会怎么样?

  钱颖一:30年前,可能没有人能想到中国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今天也很难想象30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有几件事情我想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一定会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肯定比现在更开放。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会有很多。比如刚才我提到过,中等收入国家有5%、6%的增长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过去30年习惯了9%(的速度),一到8%就紧张。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要住到城市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多数人在农村的,这就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中国多数人住在城里了,会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放也会带来挑战,我们现在的开放程度相当之大。但我们也知道了,开放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个是有目共睹。但是有巨大的收益,一定会有它的成本和代价。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绕不过去的,需要我们中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由本报编委杨燕青电视对话钱颖一录音整理而成,马俊整理)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8年12月01日

2008年12月04日 10:54:46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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