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武:“我很平淡,我很充实”

通讯员 罗宇凡  

   陈章武,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经济学教授。曾先后参加了半导体离子注入机的研制开发,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开发,我国第一台工业辐照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开发。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现在还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委员。
 
  在清华经管学院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的教学。为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常识,为理工科学生编著“经济学基础”教材;为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程编著“管理经济学”教材。目前从事的主要科研题目是我国高等教育成本比较研究。

  前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六十岁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龄,人们称其为一个甲子。当天干地支完成了一个轮回的排列组合之后,人生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奇妙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过去种种的匆忙与喧闹,逐渐将被闲适与安静所取代,人生的列车渐渐的就要驶入一条慢行道里。

  陈章武老师今年六十岁了,六十岁的他仍旧非常的忙碌。每天他都会按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听汇报工作的电话,处理手头的公务,出席学院的活动,还要按时到教室给学生们上课……也许没有人注意到,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中,陈老师在清华已经默默的耕耘了四十年,其中的二十年是献给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采访陈老师的时候,我问他“作为一个为之奋斗半生的地方,在清华的学习和工作生涯究竟给您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感悟和收获?”陈老师笑着说,“我很平淡,我很充实”。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接受党的挑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在西北的荒漠爆炸成功。当时的陈章武老师正在读高三,原子弹的爆炸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理想――投身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带着这样一个简单而执著的愿望,高中毕业时,陈老师不假思索的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作为自己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

  和如今报考大学时的反复掂量,左右考虑相比,陈老师这种做决定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冲动,即使是在当时也是一种冒险的决定。然而陈老师似乎并未对结果做过多的考虑,他告诉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像现在,还要看看自己考了多少分,报哪合适……当时就一个想法,献身国防事业,接受党的挑选。”1965年,陈老师如愿以偿的被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录取。回忆起报考清华的那段往事,陈老师说自己“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被录取了,“不幸”的是,就在陈老师走入了清华校园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打乱了陈老师正常的本科学习,但文革中的一些经历也给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1969年,陈老师被选入了一项国家重点科研公关项目的课题组。项目被命名为“696工程”,其主要目标就是改进我国半导体制造工艺,造出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一科研项目集中了规模庞大的科研力量,包括电器科学院,中科院原子能所、半导体所,北京的774厂、738厂、878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一院、二所、三厂、四校”全都参与了这一项目的科研公关。作为最年轻的科研人员,陈老师在这个精英云集的团体里工作了近三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得到了来自多学科前辈老师的指导与帮助,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系统的本科学习,但这次机会却让他“得到了一个在我国高科技人才高密集的集体中,多人教一人的机会”,“学到了极大多数作为一个普通本科生绝不可能学到的东西。”1972年,由于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在“696工程”中工作了两年多的陈老师奉调离开了课题组,虽然现在看来,当时整个工程在技术攻关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对于陈老师个人而言,这两年半的工作和学习却为他的科研、教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离开“696工程”后不久,陈老师又参与了我国第一台医疗用线性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发工作。医疗用线性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主要是为了能够使用放射性疗法治疗癌症,因此这一课题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时的陈老师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年轻技术人员成长为一名业务过硬的技术骨干,并被任命为线性电子直线加速器动力源脉冲调制器的技术负责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领导科研人员进行工作的是普通的工人师傅,不过陈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他们与工人老大哥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配合的也十分默契,远没有现在电视小说里工宣队和知识分子闹矛盾那么富有戏剧性。经过几年的努力,陈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成功的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医疗用电子线性直线加速器,并将其投入临床使用。不仅如此,这次项目所培养出的技术团队还为我国以后其它的相关科研工作贮备了大量的人才。

  1978年,医疗用线性电子直线加速器项目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在奖状上没有陈老师的名字。陈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奖状上谁的名字都没有,但所有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却都很欣慰,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会出现在表彰的名单里,因为大家早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当问及他在这个集体当中扮演的角色时,陈老师很坚定的说“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我是出了力的……”

  那以后,陈老师又参与了我国第一台工业辐照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发工作。如果按照那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以后的陈老师也许可能会成为一位知名的工程物理学家,但是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与偶然,文化大革命之后陈老师走上一条与以往的科研工作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服从组织的分配……”

  就在采访陈老师的前一个星期,经管学院召开工会的换届选举,陈老师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新一届工会的委员。陈老师笑着告诉我,自从走上了管理工作的岗位,他几乎担任过所有院系级别上的管理职务,唯独这工会主席没做过,他开玩笑说,“看来这回得补补工会主席的课了”。

  文革结束后,陈老师重新回到课堂当学生,成为恢复高考后我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那个时候,整个清华大学也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此时的清华,各个院系的管理人员都非常的缺乏,凭着在特殊时期对陈老师建立起的深刻了解,组织决定让陈老师去搞学生管理工作。1978年年初,还在读研究生的陈老师被认命为工程物理系的团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当时还全部是由在职的老师担任。虽然学业繁重,但陈老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完成毕业论文。

  从团委书记到学生工作组组长,到年级组长,到辅导员……在以后的几年当中,陈老师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岗位,担任过了几乎所有和学生工作有关的职务。这些工作把他磨砺成了一个出色的学院管理人才,同时也让他渐渐远离了自己钟爱的科研工作。

  84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内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院系调整,陈老师再次服从组织调动由工程物理系调到了物理系,担任物理系的党委副书记,全面主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这次调动也使他成为整个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同级干部之一。从工科到理科,陈老师的这次调动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改变,然而更加巨大的改变还在后边。1986年,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刚刚建立不久的清华经管学院,学校有关领导再次找到了陈老师,希望他能够到经管学院去。对于组织的这一安排,陈老师并不是毫无顾虑,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去搞管理,搞科研,搞教学,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在回忆那段往事的时候陈老师说,“当时在思想上完全没有准备,之前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物理系),去别的地方,而且在业务上我也没有准备,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但我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组织上需要我做的,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所以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从理学院调到了经济管理学院,任学院党委副书记。”

  对他而言,这次调动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学科,而正是在这门陌生的学科里,陈老师一干就是二十年。

  “没有其它的要求,唯一就是,不要让我离开讲台……”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陈岱老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经管学院老师的座右铭,陈章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谈起教师的工作,谈起学生,谈起自己所教授的课程,陈老师总会非常的兴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其实在陈老师的心中,他始终认为自己更加适合做一位普通的教师。二十年前,组织找陈老师谈话,希望他调到经管学院,问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其它的要求,唯一就是,不要让我离开讲台,离开教师的岗位。要给我重新学习的时间。”

  为了能够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陈老师再次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此时的他已经年过四十,而且正承担着整个学院的学生管理工作。

  重新开始学习远远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在刚开始的日子里,陈老师经常会往返于清华、北大、人大的各个课堂,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自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外语。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再加上他过硬的数学功底,和长期参与科研活动所形成的严谨的逻辑思维,陈老师在新的领域当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方向。198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经济学功底,陈老师赴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的三个学期里,陈老师除了完成每天紧张的课程,还利用业余时间找来大量的经济学习题集进行演算,短短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总共演算了数千道各类经济学习题,这些刻苦的努力让陈老师迅速夯实了自己经济学的功底,为自己在新的领域内进行科研与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陈老师赴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进修,期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管理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上,回国后他将“管理经济学”带回清华经管学院,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就这样,陈老师凭借着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与执著,硬是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目前,虽然仍旧承担着繁重的学院行政工作,但陈老师依然坚持给学生们上课,每个学期他的授课的数量都会超过经管学院老师的平均授课数量。他所教过的学生,不少他都能叫出名字。谈起自己所做的管理工作,陈老师总是以一句“搞好后勤”,一句“做好服务”简单的带过;而当谈起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课题时,那种喜悦感和成就感却会溢于言表。

  “应运而生,顺势而上”

  2006年9月19日,陈老师代表学院接待香港投行HR(人力资源)的代表团。由于堵车,代表团一行被耽搁在了来学校的路上。于是陈老师便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耐心的等了半个小时。当代表团的成员一路风尘仆仆的走进会场坐定之后,陈老师对大家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今天由于堵车,我们的时间紧了一些。我曾经去过香港,香港本岛和九龙的面积和北京相比非常小,道路也没有北京多,没有北京宽,香港的人口密度、机动车的数量又丝毫不逊色与北京。但是在香港,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非常准时,很少出现堵车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交通管理要优于北京。北京与香港的交通状况告诉我们,好的管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清华经管学院,就是一个培养优秀管理人才的地方……”

  和陈老师谈起这段开场白时,他笑着说这只是一时信手拈来的灵感。这个小小的事例虽是信手拈来,但其背后对管理科学的思考却是陈老师二十年经管生涯的沉淀与体会。

  1989年4月,陈老师赴加拿大进修学习。这是他第一次踏出国门来到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眼前的一切令他非常的震撼。“最先看到的是表面现象,我们和人家的差距真的非常的大……简单的讲,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在国内买个馒头是要粮票的,吃点油是要油票的,即使是这样,每个月每人也只有五两油的标准,而在人家那,油是成桶成桶的卖,买回来的油根本不用去考虑每次做饭炒菜要放多少。便宜的就像我们这里喝杯开水一样。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原来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么大,我们的人也很勤劳,我们也很辛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带着这样一个问题,结合自己正在探索的领域,陈老师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管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成为我们继续努力学习的一种动力……”虽然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过多解释的问题,但在当时,在原有体制和固有思维的束缚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科学到底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复辟”,还是打破枷锁推进改革的必由之路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是有意义的,管理科学对于中国来讲是有用的,但有些人还是会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在政治上也是有风险的……”

  事实胜于雄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拉开了中国迅速腾飞的序幕,也彻底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束缚。

  在评价清华经管二十年来的迅猛发展时,陈老师引用了朱镕基院长在经管二十周年院庆时写下的一句话“应运而生,顺势而上”。在陈老师看来,清华经管学院的腾飞固然与广大师生的努力付出密不可分,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整个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经管学院的腾飞,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和成果,这句话不是套话,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经管学院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认同……南巡讲话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从这一年起清华经管学院开始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充满生机了。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六月,陈老师接替年事已高的邵老师,成为经管学院新一任党委书记。在此之后的十四年当中,我们的国家和清华经管学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前,当陈老师再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他有了更多新的感受“现在我们不是差的那么多了,甚至他们的有些地方还不如我们管理的有效率,我还经常会发现他们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不如我们……这才是短短的十五六年啊。”

  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年在推行新政的时候曾经感慨的对他的追随者说“世道循环,难以揣测,对于某一时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一时代的人,要求会特别的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要应运而起。”时代给陈老师这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应运而起。

  结语:“我是一个好人……”

  陈老师:“有一种说法把人分为六类,我非常同意,大公无私的是圣人;公而忘私的是贤人;先公后私的是好人;有公有私的是常人;先私后公的是小人;损公肥私的是罪人。大部分人都是‘常人’……”

  笔者:“那您觉得自己属于哪类人?”

  陈老师:“我是一个好人……”

  这是采访过程中的一段对话,陈老师在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语气中肯,态度平和。

  诚恳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个注释,这种行为本身的意义其实已经超出了注释的内容。陈老师把自己归为“好人”,对此笔者非常认同,但这“好人”的含义却远非他所说的一句“先公后私”就能概括包含。

  他首先是一位好老师。他喜欢和自己的学生呆在一起,喜欢和他们聊天,谈理想,谈未来,喜欢参加他们组织的户外活动,在一次青年学生远足越野的比赛里,他还不是最后。他和每一位没有通过自己课程考核的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告诉他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与办法,但他又从不徇私,没有人的考卷能在他那里“起死回生”。

  他又是一位好学者。他严谨、认真,身体力行,对待学术从不急功近利,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来慷慨无私。在全国各地讲授经济管理学课程的时候,他的课件、资料谁都能得到,虽然他也担心会有人拿这些成果欺世盗名,但一想到大多数人对知识的渴望,他就很难计较下去。

  他还是一位好领导。在一个管理学院里搞管理,他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在各种领导岗位上他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却从没有利用公权为自己谋取任何一点私利。在他的职业生涯进入尾声的时候,他能肯定而且自信的告诉别人,自己是个先公后私的好人。

  他珍爱自己的教师工作,同样重视组织的信任与托付;他倡导经管学院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但又坚决主张,中国的大学应立足于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成为培养博士的人……

  思考再三,我还是无法为这篇本不应该写完的文章做结,唯有以陈老师在采访结束前的最后一段话,作为告一段落的结语。

  “今年夏天我去青海,咱们的一个学生带我去看了正在建造中的,黄河上游的一个大型水电站。当我看见那个大坝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壮观,坝高比长江三峡的坝高还高出50多米,当时我就感慨,如果一个工程的建设者能够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工程当中,此生也就足以了。联想到我自己,我在经管的二十年,亲身经历了经管学院的发展、壮大,见证了中国管理学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在这期间,我诚心诚意的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2006年10月12日 11:51:24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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