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关于中国百年电影的认知

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尽管战乱频频、烽火连绵,社会的政治经济局面混乱无序,好莱坞电影的冲击肆无忌惮,但中国民族电影工业仍然艰难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且出现了郑正秋、郑君里、蔡楚生、费穆、吴永刚、孙瑜、袁牧之等一批杰出的电影人,创造了《孤儿救祖记》(张石川、郑正秋编导,1923)、《火烧红莲寺》(张石川编导,1928)、《春蚕》(程步高、夏衍编导,1933)、《渔光曲》(蔡楚生编导,1934)、《姊妹花》(郑正秋编导,1934)、《神女》(吴永刚编导,1934)、《桃李劫》(应云卫、袁牧之编导,1934)、《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1937)、《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1937)、《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1947)、《小城之春》(费穆编导,1948)、《万家灯火》(沈浮、阳翰笙等编导,1948)等一批经典影片,形成了受到中国观众广泛认同的社会/家庭/政治伦理情节剧的传统、具有鲜明东方美学风格的文人电影传统,以及以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为代表的与中国政治具有密切联系的左翼电影传统。这三大传统以及由明星公司等电影企业开创的商业娱乐电影传统构成了中国电影前半个世纪的标志。
  而进入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获得全国政权以后,中国电影的这些传统都被新中国红色电影所改造、铸造、扬弃,中国电影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电影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了大众想象和共同价值系统,形成了中国政治电影的美学体系和修辞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创造了《桥》(王滨、于敏编导,1949)、《白毛女》(王滨、水华导演,1950)、《南征北战》(成荫、汤晓丹、萧朗导演,1952)、《董存瑞》(郭维导演,1955)、《祝福》(桑弧导演,1956)、《林则徐》(郑君里、岑范导演,1959)、《林家铺子》(水华导演,1959)、《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导演,1959)、《红旗谱》(凌子风导演,1960)、《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61)、《甲午风云》(林农导演,1962)、《李双双》(鲁韧导演,1962)、《小兵张嘎》(崔嵬、欧阳红樱导演,1963)、《早春二月》(谢铁骊导演,1963)、《英雄儿女》(武兆堤导演,1964)、《舞台姐妹》(谢晋导演,1965)、《沙家浜》(莫宣、王岚导演,1970)、《红灯记》(成荫导演,1970)、《智取威虎山》(谢铁骊导演,1970)、《杜鹃山》(谢铁骊导演,1974)、《创业》(于彦夫导演,1974)、《春苗》(谢晋、颜碧丽、梁廷铎导演,1975)等一批红色经典。
  应该说,新中国电影,在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都是中国老百姓建构共享的精神空间的重要途经,它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可以说,电影不仅在为主流政治建构意识形态,同时也为亿万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建构了共享的价值系统。
  “文革”结束以后,艺术的解放使新中国电影系统受到了解构和颠覆,于是,中国电影进入了重新整合和走向多元化的时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国电影进入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双重语境中,在一条双轨的道路上艰难行进。由于双轨没有得到整合,以至于中国电影一直未能走出低谷。但是,从一种以政府主导的新中国政治电影向以市场为主导的中国大众电影文化的转型在新的世纪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必然是一个面对不同市场、针对不同观众、满足不同需要的“多元电影”。我们既需要产生像《英雄》、《无极》这样的跨国投资、跨国制作、跨国营销、跨国市场的大制作、高概念电影,创造中国电影的国际品牌;同时,我们也需要像《手机》、《独自等待》、《情癫大圣》这样的规模不同的商业类型电影填充中国本土电影市场;我们也需要《孔雀》、《可可西里》、《求求你表扬我》这样的“小众”电影丰富我们的电影美学。多层次的中国电影既为电影文化、电影美学提供多样性、丰富性和互补性,同时也为电影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大鱼、小鱼共同活跃,中国电影的长河才能保持活力和生机。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必然是一种跨媒体、跨边界传播的“大电影”。自从电视出现以后,电影业就逐渐突破了电影的疆域,突破了电影院的空间,而演变为媒介大产业中的一个最有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不仅通过影院,而且通过付费点播、付费电视频道、有线和无线电视网络、卫星直播电视、DVD、LD、VHS、互联网、移动通讯工具传送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用不同的价格,选择不同的媒介来获得不同的电影服务。电影同时也是整个文化工业的创意核心,它为明星经济、唱片产业、广告业、演艺业、服务业、游戏娱乐业等等提供内容资源和经济动力。因此,电影业是大电影产业,电影经济是大电影经济。未来的中国电影也必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传播给观众。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会使更多的观众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加方便、便宜、灵活地享受电影的快乐,甚至参与电影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享受更大的观看自由和想象乐趣。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必然是一种将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混合在一起的“现代电影”。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独特文化历史和承受过浩大现代磨难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未来的中国电影文化既不可能成为传统的简单继承者,也不会成为西方文化的完全移植。中国电影文化既是中国的,同时也会是世界的,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元素将共同打造现代的中国电影。没有中国的世界将是残缺的世界,同样,不能走向世界的中国也将是缺乏时代活力的中国。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一样,必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自《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

2006年05月18日 11:02:38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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