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清华

●龚育之(1952届)

  我是1947年冬季从湖南长沙的明德高中毕业,1948年暑期在上海报考,考进清华大学的。
  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清华和浙大报的是化学系,交大报的是电机系,都是报的公费奖学金。
  结果,同济的一道大考题,我一时懵了头,考砸了,没有录取。清华、浙大、交大,倒都录取了。
  三所学校,选择哪一所呢?没有犹豫,我选了清华。这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北平的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我有两位很亲密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到了北平,在过去的一年中不断给我写信讲古都的学生运动。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北大的刘观恩,一位是清华的李敉功。
  我在上海考完大学,就去了香港。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已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撤退到香港。我在香港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那时,正是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伟大转折的时期。7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这篇著名的社论。东北全境已经有97%的土地获得解放。长春、沈阳几个大城市已经在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关内的形势会不会同样地发展,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会不会同样地变成被围困的城市?我还要不要到即将处于这种形势下的北平去?我的父亲在等待安排,也许要进入解放区,我要不要同他一起等待?但是,一来父亲何时去解放区组织上还没有决定,能不能带子女一起去更没有确定;二来对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那时都还缺乏足够的估计,总以为全国解放还要拖几年,我不能在香港或广州成年累月地等待。我还是决定去北平上学。
  但是香港这个环境有很好的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我不能放过。我向清华写信,请求晚一点报到。在香港住了近两个月,才乘坐一条轮船,转道韩国仁川到达天津,再换火车到北平。此时已经是10月初了,早过了新生入学的时间,学校没有人来接站。
  下了火车,我就问:取行李在什么地方?人家答道:“往北。”这使我不知所措。因为在南方问路,别人会说:往前,往后,往右拐,往左拐。初到北平,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是东、南、西、北?
  取了行李,又不知道如何去清华。人家解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好叫一辆三轮车,请他送我去清华。这位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东华门,送上在那里等待发车的清华校车。那是一辆木炭汽车,坐上后出了西直门,穿过郊区的小镇、田野和一片片冷清的墓地,一直开到清华园的二校门。
  我就这样到了清华大学。
  入学注册,我得到一个学号:三七一九九。
  头两个字“三七”,表示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入学。
  一到校,我就加入了地下党团领导的一个以三七级新生为主体的学生团体——春泥团契。这个团契已经活动一个月了。
  这自然与早我一年到清华的老同学李敉功预先的介绍有关。我们在长沙时、在通信中,对对方的政治倾向已经相互深知。我到清华以后,又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告诉他我父亲说在清华一定有地下党。
  进步学生们想找党,党也想发展进步学生们入党。

  (作者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2006年04月29日 10:02:1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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