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港穗因缘

南方周末 2005-3-10 周佳荣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任教于香港大学,传为香港学界的佳话。陈氏复于1949年春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在南方居留,直至去世为止,长达20年之久。在他的学术生涯之中,这两个阶段都有重大意义,但其间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今仍鲜为人所知悉。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七册(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有数十处提到陈寅恪,日期和活动内容都较明确,相信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形。

   到香港大学任教经过

   陈君葆(1898-1982),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工作。1934年起受聘于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教席及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之职,至1956年退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见证着时代的变迁。陈君葆长期有写日记习惯,而且日记都保存了下来。近年他的家人把日记整理出版,从中可见许地山(1893-1941)、陈寅恪二人到校任教始末和公开活动、起居生活等,日记均有记载。

   陈寅恪早年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游学,归国后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翌年中文、历史二系合聘他为教授;与此同时,他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但以眼疾而未应聘。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攻入北平(今北京),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丧事完毕,便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当时战火日渐逼近,清华大学决定迁往云南,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氏于是挈全家南行,乘船抵香港时,已接近农历新年。春节过后,便只身取道安南(今越南),到云南蒙自授课,他的家人则仍留在香港。详细经过,可参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君葆日记全集》中,记录了陈寅恪在春节期间的一件事情。1938年2月3日载:向庚款会请款发展中文学系的详细计划书,今晨到图书馆打好送给许(地山)先生签字送到副校长处后,到中文学院来上课,许先生和陈寅恪、徐森玉等已在我的办公室等了好久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陈寅恪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台湾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后手上李高阳书一通,均富有文献价值,因怕人家觊觎或别生枝节,遂拟寄存图书馆内。下午我把关防和北平等古斋收据(陈以二百二十金从古董铺买来)封交总务主任并附函说明来历,刚交出去后,芬尼颜(港大教授)已出席校务会议去了,这印因此不能不暂放写字间陈君处,因此心里有点不自在。

   次日(即2月4日)陈君葆又写道:晨早到中文学院急致电话与芬尼颜问曾否收到银关防,他答说不曾,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后来请他查问一下才知写字间的陈某竟忘却交出与他了。这银印本来可以放在图书馆中的古物陈列室的,但陈寅恪也许是地山一定要把它送到总务处的夹万(编者注:保险柜)去,不审何故。

1940年代末的陈寅恪/谢荣滚供图

   1938年秋天,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他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等参考材料为基础,于翌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可惜稿件不幸遗失。同年,牛津大学敦聘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陈氏在昆明因不适应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欲与家人团聚,于是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暑假回到香港,准备全家乘搭轮船赴英,但以旅费难筹,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结果未能成行,遂于秋季开学前,折返昆明上课,直至次年夏季学期结束。陈寅恪到香港探亲,并等机会赴英,然而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好在香港暂住,并应许地山之邀,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这对于陈氏一家的生计,是有一定帮助的。有关情形,可参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在港初期的活动情形

   陈君葆在1940年8月15日当天,记录了香港大学计划聘请陈寅恪为客座教授的情形,他说:“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这在目前情况倒不为过,惟陈为清华教授,能否接受仍须由清华决定。这事许变了作中间人。”9月26日写道:“林天任来访,他对于新文学和中英文化协会的活动都问到,我举实况语他后,并告以陈寅恪在港大任客座教授的事情,并着他把消息发表。”1940年的日记中,还记录了陈寅恪的几次活动:

   其一,是陈寅恪于10月18日出席一个画展的开幕礼。“拾点来宾都齐集了,有罗旭和、罗文锦、傅士德和勃朗教授,陈寅恪也从九龙过来,这甚为难得。”陈氏一家住在九龙城附近的太子道,港大则在香港岛薄扶林道,返校必须先乘公共汽车到码头,渡海之后再乘电车到港大附近,路途遥远,全程需要近两小时。

   其二,陈寅恪在10月23日有一个公开演讲,题目是“武则天与佛教”。当天陈君葆要参加一个课程委员会,“从英皇书院出来时已是四点半,来不及去听陈寅恪的演讲了。”据说他这次是用英文演讲,两个多月后,即1941年1月5日,陈君葆在日记中说“午前校读所成的陈寅恪先生武?与佛教一文的英译稿”,讲稿或许是陈君葆替陈寅恪译为英文的。

   其三,陈君葆于11月1日下午与另外好些人到罗文锦的公馆,日记中说许多会员(但没有写是什么会)都齐集,史沫黎女史“和陈寅恪两人是今次游园会惟一的外宾”。随后,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于11月22日假薄扶林运动场欢迎陈寅恪,相信前此提到的“会员”,就是中文学会会员。欢迎会当日,陈君葆最早到达会场,而且颇有一番感触,他说:

   好些时没有走进那里去了,今日天气陡变吹得很劲的东北风,向晚的云似乎表示做下雨的模样,我站在球场沿边的铁丝网里边望望,海面却异样的平静,默示着战时可怕的寂静。香港过去的繁荣,好些年前做学生时期的光景一时都呈现在回忆的脑际。运动场里今天没有人来玩球,觉得格外的孤寂,左顾右望不禁有点悲从中来,但这悲感也许是因为看见屠场里的牛群而引起的。世界岂不一样地是个屠场么?究竟谁是刀俎,谁为鱼肉!散会后许先生陪陈寅恪先走,我和吴正廷等冒雨步行回图书馆。

   当时许地山是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陈君葆在公在私都与他时相往还。1941年2月4日的日记写道:“许先生请吃饭原来大排筵席,陈寅恪先生言几不知原来今日系许先生生日也。”但好景不长,许地山于这年8月4日逝世,对陈君葆打击很大,而且一面还要为许氏的身后事奔走。8月7日记载:“今日见史乐诗,报告他许先生身后情况。关于找继人教许先生的功课一层,他说,陈寅恪仍是要到牛津去的,便是留港也许不能很久。”许地山的追悼会在9月21日举行,陈君葆说“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乙对为最亲切有味,可谓情文兼至”,挽联的内容如下: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1942年10月6日,陈君葆因许地山太太将要离港回去依她五姊,写了一首诗赠别,兼呈陈寅恪。诗云:萧萧草色被秋池,近识生儿错教迟;挥手送君愁日暮,更将何语慰想思!万里烽烟又到秋,赤城遥望愧骅骝。何时五管重开道,也与渔樵话旧游!

   出任港大中文系教授

   许地山逝世后,港大中文系教授的职位,需要找人接替,陈寅恪自然是适合的人选之一。《陈君葆日记全集》对此事著录甚详,1941年8月14日写道:

   清早陪了伍藻池到罗便臣道去看梁漱溟后,到图书馆,傅士德教授邀往谈话,他问我关于中文教授的继任人的意见,我说,就中国历史说自然以陈寅恪为最理想而且合适,至于行政方面仍以季明(马鉴)先生补缺为宜,他说很对,便决定如此向当局提出。回头我把这事对季明先生说了,并约好如有机会的话晚上也可以对杭立武(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一疏通。

   同日又载:晚七点五十分到大华,杭立武已先在,而罗文锦、许乃波都还没来。略寒暄后,便谈到许先生来,最后他竟问到继任人的问题来,我只得把早上对傅士德说的话大略对他一述,他不作一语,我觉得难于说下去,便转道“固然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但学校也许不会多给他钟点的”。他点头道:“正是。”这样大家又复默然,我因接着说“不晓得庚委会和先生的意见怎样?”他说,我一时还不能发表。我觉得事情这样又起了波折,深悔当时不应该来的这样早,所以终席都觉得有点不快。

   次日(即8月15日)陈君葆续记:

   上午往见副校长报告了那天许先生身后事宜讨论会经过情形。关于龄仲请求免费的一层,他说可由我与马先生具函,更由他副署递与教育司。他又问了好些关于樊新的话,我都一一答复了;我心里正怪他何以知的这样多。关于陈寅恪,他说,寅恪是一定要到内地去了,这是今天杭立武说的;我听了,没甚可说,只应了一个“是”。出来时,闷闷不乐,想道:难道是我为人谋而不忠乎?现在如何补救呢?想了又想,只得去告诉马先生,请他和徐森玉商量看可否请誉虎(叶恭绰)一设法。

   接着,在8月16日晨,陈君葆到图书馆,叶恭绰已先在。“说起陈寅恪事,他说昨天看到杭立武,据谓港大无表示,所以不能为谋,我因把几次和史乐诗谈话经过并和傅士德、杭立武交换意见时情形向他细细说述,结果大家认定关键在杭立武一人,只要他不加以阻力,港大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陈君葆接着写道:

   我们谈了很久,结果仍请誉老下午再向杭立武方面疏通一下,同时也不妨请他解释信里“人事”究何指。徐森玉请午饭,我因十二点要去见史乐诗,所以只好后去。出乎意料之外的,史乐诗告诉我,樊新的事,已由重庆国际学生会去完全关照,陈寅恪呢,则决定由大学聘他为中国史教授,详细办法回头由他和杭商量。闻言之下我一时觉得乐不可支,出来急坐车到牛奶公司去告诉森玉和季明。“好极了,好极了”。下午大家并去告诉誉虎。

   到了8月19日晨,陈君葆“到文学院的办公室去会齐季明(马鉴)先生和傅士德教授。一同往见史乐诗,商量聘请陈寅恪的事情,同时并谈到他的功课一问题。结果一切进行均甚顺利。”出来时马鉴说:“这样我们倒干了一件快意的事呢。”陈君葆说:“真是‘天意欲怜才’了。”隔了一天,即8月21日,陈君葆“依约在尖沙咀码头会齐李凤坡、陈寅恪同到牛奶公司去午餐。季明已在那里早等,徐森玉也同来了”。

   从上引几段日记,可以清楚看到港大聘任陈寅恪接替许地山的经过,而陈君葆在此事上,是尽过一番力的。但只几个月的光景,日本于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进侵香港,同年年底香港沦陷,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陈寅恪困居香港,至次年5月5日,由香港取道广州返回内地,其后在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

   沦陷期间的艰苦生活

   香港沦陷期间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君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当时的情况,可补一般传记的不足,内容异常珍贵。1942年4月22日这样写:“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粮是陈君葆安排,着刘、孙两位冯平山图书馆职员送去的。次日又载:

   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现在他又以为可以从缓了,我想他也是心里把持不定,审判很受一时的局势太骤剧的转移,不过在他现在的环境中,这样的心理变化是有理由的。

   4月26日,陈君葆写道:“本来预备今天去看陈寅恪先生,早上吃完了粥后便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过海访友的兴趣给打断了。”翌日说:“陈寅恪送我长衣料一件,信笺一盒,令人受之甚过意不去。”到了5月1日,更有以下一段关键性的记载: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鯻(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午饭后从总督部出来,径往过海放渡趁船,谁知一登船便遇到海上戒严,比到达尖沙咀已两点多。长途汽车挤满了人,因预备步行至九龙城去看陈寅恪。沿弥敦道一直走到太子道,已觉有点累倦,不晓甚么缘故,没法只得到冯太太那里去谈了一回。看时间已近四点,再步行到九龙城也来不及,只好半途而废,放弃了去看陈(寅恪)、杨(士端)的本意,转由深水?渡海回港。

   5月3日,陈君葆“在中环勾留时,三次到大东(旅馆)去访寅恪,到下午还不见他搬进,不晓甚么缘故,敢真在他离港之前,大家终无一见之缘吗?”5月7日,“傍晚在马先生家里坐了许久才回家,这时又微雨霏霏了。陈寅恪在时,路费问题倒解决了,真使我欢喜不过,不过他前几个礼拜有好几天捱饿了,回想起来也可怜!”

   马鉴以陈寅恪引李商隐“他生未卜此生休”一语,写成两绝。5月12日,陈君葆“读后耿耿于怀不能忘梦寐。深宵苦雨,坐对孤檠,以义山句,成辘轳体四绝哦咏,未惬余怀也”。5月14日,“和辛庵送陈寅恪先生归桂林诗四绝既成,余意未尽,因续赋一绝呈寅恪先生。”诗云:

   白云一片去悠悠,春色天涯独倚楼,尚有欲归人未得,鹧鸪声里送行舟。

   动乱时代仍研究不辍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此书稿件在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时遗失,再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却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被烧毁。据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所述,后来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将旧稿凑成,并不是陈寅恪的定稿。至于另一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次年在桂林抄改后交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此书是陈寅恪的代表作,对唐史研究甚具启发性,香港在动乱时代为陈寅恪提供了短暂的研究空间,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其事虽属偶然,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缘。

   《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此后还有数处提到陈寅恪。首先是1944年2月19日,当天的日记如下:

   下午三时许到东亚研究所赴小原的约。先是我对小原说,松荣此君,前曾闻马鉴屡道其人,日前在饯小川的席上匆匆未及细谈至怅,因而约定今日下午到他住所坚尼地道去看他,昨天小原打电话来说他下午刚要市里来处理事务,因此改在东亚研究所叙谈。我想这也好。结果我们说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的话。松荣前曾努力过中日文化协进的工作,而且曾帮忙过不少中国文化人,如从前他曾送过米与陈寅恪,又据他自己说,战后几个月间林绍文也困苦异常,且无米,也由他资助不少。林卒到了昆明去,他似有点那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其一,是送面粉给陈氏。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陈君葆的日记,再一次印证了此事。其二,是“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流求笔记》,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45年11月18日,陈君葆又载,当天下午“六点许,到王国栋中校家里去,秉芬夫妇与李学良夫妇已早在了,王国栋太太颇慈祥和蔼。他们今晨曾说起陈寅恪来,可是忘却他的名字,晚餐席上我说起他来才省悟过来,原来寅恪仍要到牛津去,但他的肝病恐不治,目恐失明为可虑耳。此公用功太苦了”。

   事实上,在这年春天,陈寅恪因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以致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医生施手术亦未奏效。当时陈寅恪56岁,在他的学术生涯上是极严重的打击。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战败投降,八年抗战结束,未几中国又爆发国共内战。1949年春,陈寅恪到广州岭南大学担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指出:“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分,八年后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

   1949年解放前夕,曾有人提议陈寅恪去国,或到香港,或去台湾,结果陈氏决定留下来。陈君葆在这年8月23日,有以下一段叙述:“一位姓邓的说,陈寅恪先生有几十件行李要搬到图书馆来,问我能否接纳,我说若在二十件以下倒还可以,太多不成。我有点疑惑并不是完全陈的东西,因此我问为甚么不见有陈寅恪信来,他说信快要来了,但我有点疑惑。”其事详情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不过陈君葆的日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从后来的发展推断,可以相信,陈寅恪并没有决心离开,他的夫人唐郰似曾萌去意。

   1950年初,岭南大学中文系冼玉清(1895-1965)到香港,以陈寅恪近作示陈君葆,其事载于1月24日陈君葆的日记中。诗云: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事已随尘世改,苔根尤是旧时栽;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曾担任中文系学生李炎全的毕业论文导师。其事详见李炎全的回忆录《康乐园》(作者自印本,2002年在美国华盛顿出版),笔者曾有一篇文章予以介绍;陈氏对该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所写的评语,原件存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岭南大学的校名取消,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等院校,中大迁入岭大校舍。陈氏自此改在中山大学任教,但据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所载,陈氏再没有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晚年“税驾”南方的原因

   1951年间,陈君葆曾到广州,乘南郊线往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谈甚久。8月31日载:“寅恪无意于入京,他以为重回清华未必得住如现在岭大所住那样宽敞的房子,而岭大也的确待遇他不坏,这在许多人说是陈序经在那里弄手腕。但无论如何,若强寅恪入京反不如任其在岭大之为愈耳,寅恪的短处也许他的长处!”当时陈寅恪的太太要到香港取东西,陈君葆在9月3日向香港大学教务长梅洛提到此事,梅洛欣然答应写信到移民局替她申请入境证。9月8日,梅洛将信件副本交给陈君葆,刚好陈寅恪的女儿来了,陈君葆便交代她自己去检行李等东西,“一面也依旧把信寄发,因为也许陈太太自己要来一趟。”9月17日,“又写了一封信给寅恪太太,把梅洛送来的移民局的复函的副本寄去,她大概除向沙面(广州)英领事申请没有别的办法。”

   1951年12月2日,陈君葆致函陈寅恪,略谓:“得读大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若有所感,欲就剖疑,道阻未易言也!虽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事之演变则有其不变者之逻辑在焉,若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耳。”当天的日记写道:“这话我想不提起,然卒不能。”12月14日,得陈寅恪信,托为购药,即复。翌年2月1日,“闻寅恪太太病甚。”至6月24日,陈君葆又接陈寅恪信,嘱为买维他命丸。同年数次提到陈寅恪,都是有关买药和托人带药事宜。

   1953年4月,陈君葆向友人打听中山大学各友人的消息,得知大家都对陈寅恪非常看重,说他是“国宝”,这使陈君葆非常快慰。同年10月18日,他到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夫妇二人均抱病,又诉说几个孩子的不良状况,因此交给他的事情又是买药了。陈君葆接着记述:“于寅恪自己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给他的电报,并他的覆电给我看。科学院是要聘他担任历史研究所中古史一部分的领导,并约他为明年春出版的历史学一类刊物的头一期撰文;他覆电坚决地推辞主任,理由是病,但推陈援庵(垣)继。这态度似乎很难说得过去,但我想了一下,又不便对他提出甚么意见,同时也怕一旦辩论起来,激起他生气更不方便,再则我也不是为中央作说客,非与他天天见面,更何从谈到劝驾呢?自然,我也很愿意寅恪能到北京去,南方岂是他税驾(编者注:原意解驾、停车,此指休息、定居)的地方!

   1954年8月25日,陈君葆再访陈寅恪,见“他卧病在床上,他的太太也病了,是流行感冒;……他颇想得到中文系出版的东西,台湾出版的东西也曾看到过。我问他为甚么不到北京去,他仍是以前的理由,说到那没有较宽大的房子,不能静养,病便要加剧了。这理由仍太牵强,难道他到京,他们不会给他颐和园养病吗?”陈君葆显然不大了解陈寅恪的想法。此后陈君葆日记中也间有关于陈寅恪的零碎记载,但彼此往来已告减少。陈寅恪晚年的情形,坊间专著不下数种,论者甚多,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了。

2005年03月11日 13:35:26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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