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

中华读书报 2004-5-29 沉冰

   “整整六十年前,也就是1939年,钱锺书先生教我《大一英文》的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外文系的学生。”许渊冲教授不无自豪地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的那一段日子。他说:“我最感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这所一流学府中遇见了20世纪中国文、理学科的两位大师:钱锺书和杨振宁。钱锺书先生对中西文化了解之深、涉猎之广,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也是首屈一指的。”以下便是沉冰与许渊冲教授之间的问答录。 摘自《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沉冰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沉冰: 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活?

   许渊冲: 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沉冰: 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

   许渊冲: 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沉冰: 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许渊冲: 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mindtodo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mindwastodo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mademymindtodosth”。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沉冰: 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许渊冲: 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

   沉冰: 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许渊冲: 有一些间接联系,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在震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教书,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道听途说吧。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许国璋也在。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请钱先生编辑“新增字”部分,钱先生没有答应。吴先生又邀许国璋参与其事,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典编纂工作了。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吴先生是古典派,讲人情;钱先生注重“真”,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其实,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

   沉冰: 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渊冲: 不是1950年,就是1951年。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遇见钱先生夫妇,他那时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

   沉冰: 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也有记载。

   许渊冲: 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

   沉冰: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许渊冲: 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住在清华大学,也有80多岁了吧?他是湖北人,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沉冰: 解放以后,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

   许渊冲: 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金岳霖负责《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目的翻译,钱先生负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的翻译。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么显得出众。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从小在英国生长,名叫熊德威,他说钱先生很谦虚。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低3班的索天章,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告诉我: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并不是当场回答,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

   沉冰: 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毛主席诗词》英译的工作。

   许渊冲: “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我就写信问钱先生:那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钱先生说:不是。“文革”末期,大概是1976年,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被译成了英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我又写信给钱先生,请教他:是否押韵更好?钱先生回信说:他只是“奉命定稿”,“并非草创之人”。

   沉冰: “文革”结束后,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

   许渊冲: “文革”之后,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沉冰: 钱锺书先生说您“价值”高,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许渊冲: 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李白诗选》,说: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他又说我的《翻译的艺术》专著和《唐诗三百首》英译:“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和钱先生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诗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轻,他选择了真;而我则选择了美。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钱先生不赞成我的做法,他怪我“你把我的信示众了!”

2004年05月29日 11:22:2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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