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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史学奇才张荫麟

新华网 2003.06.16

  许多人是读了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才知道英年早逝的史学奇才张荫麟(1905-1942)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荫麟可说与钱钟书齐名。他那本薄薄的《中国史纲》,虽只写到东汉,却绚烂至极,远不同于后来那种简单化的帝王将相史。我们从张荫麟去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摘取一些片断,主要侧重不在学术,而在他的性格人品。从这些文字(尤其是吴晗那一篇)中,可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钦慕和喜爱的、饶有生趣的学人。读这样的文字,有时真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

  学者资格与作家尊严

  荫麟的生活最堪回忆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于民国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这时我才初次认识他。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

  我与荫麟时相过从,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

  1925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他认为许多人随便说话,东拉西扯,写出来的文章连作家的尊严都没有。“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

  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

  1925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贺麟)

  聪颖、渊博而乐于助人

  1932年,荫麟因修数理逻辑课的关系,到我留学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借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荫麟读书十分专心,而且善于独立思考。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的是莫尔的观点,批评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在学术上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荫麟虽然是在美国念书,但他对美国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那些低格调的电影和色情小说,有着抵触的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我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然后,和我们一同返校。与此相反,荫麟酷爱看思想深邃、哲理性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细腻的文学作品。荫麟很喜爱歌德的诗,他花了一番功夫将英文译成中文白话诗,文字译得十分流畅。

  在生活上,荫麟十分朴素。他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每一个月可领到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中拨给的80美元生活费。但他为了省下钱来,供养在国内的弟弟念书,一日三餐的饭菜都自己动手做。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烤炉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大家都很喜欢吃,为我们的食谱增色不少。

  荫麟聪颖和学识渊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从不因此而看不起别人,当朋友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总是有求必应。在美期间和返国之后,我的一部分诗词译作,如《杜甫诗选译》都曾交与荫麟,他都一一为我作了认真的校对。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

  荫麟读完博士学位,于1933年取道欧洲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就是他编著的教材。

  1939年我到昆明西南联大西语系任教。当他知道我在昆明境况不佳,立即伸出援手,来信邀请我到浙江大学(他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主任)。这样我又和他共事了一段时间。

  荫麟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很受校长竺可桢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之外,他还负责主编浙江大学办的半月刊《思想与时代》。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务像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辞锋,针砭时弊,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谢文通)

  一位称得上“痴”的挚友

  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能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他后来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于“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

  他创编高中本国史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生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甚至忘了吃饭。有时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被改窜得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会,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会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还是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上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睡在沙发上了。

  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吴晗)

  “秋水”渺渺作余韵

  荫麟师第二次到浙大任教,是在1940年秋天,笔者刚进入大三。往事历历,好像仍在眼前。他平时不喜多言,但与熟朋友或学生相处,就无话不谈,有时候约集同学数人,到饮食店里小吃,或到效外野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谈话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由学术讨论到国家大事,间或也说几个令人发噱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荫麟师在病危的时候,犹朗诵庄子“秋水”篇。此时我已毕业离校,据同学来信告知,他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秋水”的主旨,是说“河伯”自大的意识,为世人的通病。稍有所得,即“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流进大海,东面而视,一望无际,才觉得自己的狭隘褊小。张先生病中的心境,可能已泯视生死、夭寿、得失,没有欲望的束缚,没有喜怒的萦怀,把天地与自己合而为一,所谓“至人无己”。(张效乾)

  摘自《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周忱编选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5.00元

2003年06月17日 13:23:1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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