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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馨百代共筑昆仑

——钱钟书、杨绛“好读书”奖学金设立前后

中华读书报 2001年9月5日

徐葆耕

  忘不了那个寒冬的早晨,清华园的南北主干道上悬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洁白的千纸鹤。清华学子以此为飘然仙逝的老学长钱钟书送行。其实,钱钟书并没有远去,他的精魂依然萦绕在所有思念他的人们中间。就在他病重的时候,一家三口(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郑重决定将钱钟书及杨绛的全部稿费及版税捐赠给母校,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把刚出版的《钱钟书集》加上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卷)、《宋诗纪事补正》等,在版权保护期内的稿酬总金额就相当可观。作为人文学者,将自己毕生辛勤耕耘、呕心沥血所得倾囊捐赠,这样的事,在中外文化史上颇为罕见。“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立,不仅会帮助一些学子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表征,它寄寓着两位文化前辈的魂魄与期待。

  最近,我有幸拜谒杨绛先生,当问及基金何以设立在清华时,先生答道:“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杨绛先生“三进清华”和清华为钱钟书“两次破格”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对他们的女儿钱瑗来说,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清华园的魅力何在?在于“读书”。初降世间就倾情于书的钱钟书,一迈进清华就被“架巍巍”的图书馆迷住。他读书之博,见解之精,令同辈叹为观止。杨绛先生一进清华就同“二书”结缘:一为读书,二为“钟书”:因爱读书,而爱爱读书的“钟书”,因爱钟书而更爱读书。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近作《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称,自己本来可以在宿舍里读书的,但偏爱去图书馆。她说,读书如“串门儿”,借几本书读在宿舍读是串几家的“门儿”,而站在图书馆的长长的书架前,“家家户户”自由出入,兴会无穷。可见杨绛在读书上也是一位饕餮者。“好读书”可以说是钱、杨的共同志趣,也是联结两人情缘的一条红线。石遗老人于钱、杨结婚时的赠诗中有“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可以作为他们六十余年相伴相随的写照。两人在牛津读书时,钱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 le ian),以饕餮之蠹自诩。近年杨绛整理钱钟书的笔记,计有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中文笔记部分大体数量与此相当;另有“日札”23册,2000余页,加在一起足足四十卷。杨绛说:“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书虽多,也不易遗忘。”(《钱钟书手稿集·序》,《读书》杂志2001年9月)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人们“各有所好”;有的女孩子好逛商店;有的男孩子好看足球、购买名牌汽车;有的人好赚大钱或做大事,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或撒切尔夫人。所有这些“好”,都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都可各行其道。但所有的“好”中间,毕竟有境界与品味的高下之分,而所有的人几乎都承认,“好读书”是一种品味高尚的表现,以不读书为荣的时代已经如噩梦般过去了。

  “好读书”还有目的的不同。古人云“学而优而仕”,因而,为了当“仕”就必需“学而优”;现在,有的人为了谋个好职位、赚更多的钱或者当个众人仰视的“大师”也要努力读书。为了这些目的去读书,书就变成了充满异味的东西。钱、杨先生提倡的“好读书”中的“好”字大有深意存焉:即读书首先应成为一种“爱好”,或曰“嗜好”。读书治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他们选择的生命存在方式与价值所在。《论语》说:“学为己”,读人文之书首先是自身精神上的需要,提高自身修养的需要,而不是功利的需要。钱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其意与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之意大体相同:“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欲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读书役于功利,则不能脱出“俗谛之桎梏”,亦不可能阐扬真理。但历史竟是如此捉弄人:钱先生避名利有如避瘟疫,却被名声逼得无处可逃,恨不能弄件“隐身衣”穿穿(见杨绛《将饮茶》),以逃避世俗的喧嚣。而某些不择手段、急于成为“大师”的人,也许达到目的,但不免亏负了人生一世。

  传说钱、杨先生家来客,见了他们家的水泥地、白灰墙,很惊诧,说:“这简直是‘寻常百姓家’了!”钱、杨两位先生听了笑说:“我们不是寻常百姓吗?”他们劝钱、杨先生把“陋室”改得“豪华”一点。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钱、杨先生是如此的不同,就像是在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里。如今杨绛先生所住的房间里依然是水泥地、白灰墙,与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相比,可谓简陋,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流动着一股清幽的书卷的馨香。杨绛先生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却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青年。我惟愿获得此项奖励的青年不要像那几位来客的识见。读书考试经常得一百分的人,未必不会是一个品味低下的精神贫困症的患者。

  杨绛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说: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 Land o 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人至暮年,终要思考“后事”。钱、杨先生想的“后事”,是把什么留给后人、留给未来的世界,因此,不是歇息,而是更加拼命地去做。年届九十的杨绛先生,以病弱之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整理出四十卷本的《钱钟书手稿》,而自己一心想写的许多东西被搁置在一边。因为她知道,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钱钟书比她更为重要。

  1991年,杨绛要求钱钟书为自己构思中的小说人物写几首情诗。钱先生“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其中“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两句,成了今日杨绛先生整理钱钟书遗稿时的精神写照。

  在钱先生离去之时,杨绛在他的遗体上摆放了一株紫色的“毋忘我”和一株白色的玫瑰。紫、白两色恰恰是清华的传统校色,至今,校旗、校服依然是紫白两色。心理学家说,对色彩的同好,是心灵相通的表征。每当春夏,水木清华的山坡上开满紫白小花,提醒我们:钱先生的魂、杨先生的心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为民族复兴而自强奋斗时,他们鼓舞着我们。钱先生生前被誉为“文化昆仑”,他是坚辞不受的。今天,万千学子共筑新世纪的文化昆仑,钱杨二位先生都会是乐于为后生加油鼓劲的。如果说,“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立包含着前辈的如此期待,我以为,无论是钱先生的在天之灵,还是身体尚健的杨绛先生,都是会含笑赞许的。(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2001年09月05日 09:55:4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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