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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当年

杨建民

(中华读书报 2001年4月25日)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淹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见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

2001年04月25日 11:13:3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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