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的“古籍”情

来源:人民日报 2013-11-28 卢燕新

  他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文学遗产》、《文献》等10余家学术期刊学术顾问;他著述等身,誉满天下,但仍笔耕不辍。对待“古籍”,他执着追求执着爱,他就是傅璇琮。

  他少时家境并不阔绰。上初中时,他用给《开明少年》撰文得到的稿酬,购买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等书来读。1951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次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这个时期,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瑶、游国恩、林庚等古代文学名家。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受到名师的感染与熏陶,信心百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书籍之中。

  大学毕业,他以才名获得北京大学的认可,留校为浦江清先生助教。在浦先生身边,他的古籍兴趣日渐浓厚,对学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1958年,他因事调入出版界。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有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舍弃午餐,潜心于图书馆的“古籍”纸堆里,用馒头开水充饥。读书、编撰、整理古籍,他“忘却营营”,乐在其中。

  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这样的“乐”,很快破灭了。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干校,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思想教育。冬寒夏热,忍饥挨饿。艰苦与劳累,很多人生活绝望,而他,有书就有乐趣。没有灯,他借助手电光亮读。蚊虫叮咬,他用被子遮着读。就这样,他从《诗经》读到清人文集,从《史记》读到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日记杂著,从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读到丹纳的《艺术哲学》。阅读日益广博,学识日益深远,古籍研究也随之渐有成就。他开始参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为《全唐诗》、《史通》等撰写出版说明,撰写《高明的卒年》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钱钟书先生曾将自己的力作《管锥篇》赠给他,并在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精思劬学”是“因”,“发千古之覆”是“果”。思考有了结果,他往往会兴奋不已。有时,吃饭中间,他想起问题,甚至放下碗筷就进了书房。深思熟虑,他的见解自然高屋建瓴。1978年,他撰就《唐代诗人丛考》,他尝试着研究“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以群体研究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脉络。在他的影响下,大陆古代文学研究掀起了“丛考”热。

  对他来说,这种“导夫先路”绝非昙花一现。他撰写《李德裕年谱》,曲达旁通,由谱主可以略窥大半个中唐文化。他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文学,打开了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又一扇窗口:大陆、港、台学者中竟然有数十种研究,不仅内容、方法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就连题目结构也有惊人的近似之处。他的《唐翰林学士传论》,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尝试性为翰林学士立传,为中国文化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在古籍研究领域有大局观。当今学术界,几无比肩者。1980年以后,编成《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等力作,他便开始思考中国古籍乃“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一宏观性问题。30年间,他曾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国文学大辞典》、《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宋登科记考》、《宋才子传笺证》,又组织、策划整理《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等,这些工作视野宏阔,意义深远。因为工程浩大,他所发挥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超越个体的巨大作用。他以身作则,知人善任,是一个奇迹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不以才高而轻人,不以大家而自傲,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亲切地称学生“同志”。师从他学习的弟子,从未见他愠怒。发现新材料,他一定会转赠给学生。工作繁忙,他没有忘记学生,即使出差在外,他也要给学生留下联系方式。他用爱激励学生,用爱给他们力量。

  他关爱学术新人,大陆内外有口皆碑。正是如此,他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敬重。他,常常自慰自勉“力求好学深思,挚于知音”。自1981年以来,仅他应邀为学界友人作序即近百篇,在当今学坛实属罕见。他,习惯用书信和学者交流,很多获赠他书信的学者,如获至宝。

  读书人爱书,为了使更多人能读到书,他将自己的书赠给天一阁、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借用他喜欢的《文心雕龙》中的一句话,那就是“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傅璇琮,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古籍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3年11月28日 14:03:28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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