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 记录黄土地上的变迁

来源:文汇报 2013-4-2 王乐

  关于黄土高原一个村落的田野调查报告,终于画上了句号。看着眼前厚厚的文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沙垚的思绪飞到了900公里之外——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里一个被他称作“小村”的地方。为了实录黄土高原村庄的新农村建设,他的寻访之旅从2009年就已开始。4年多光景,累计在那里调查了100多天,他对“小村”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生活了七年半的清华园。

  这不是他的本科或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校布置的暑期实践也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一个信奉“心有多远,我就可以走多远”为座右铭的年轻学子,希望把文字写在黄土地上的一次虔诚实践。

  他为调查报告起名《敲响历史:一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记录》。3月底,沙垚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前往黄土高原的路。在他看来,田野调查虽已暂告一个段落,但对黄土高原“小村”的调研,永远没有终结。对那里的新农村建设的记录,需要时间的积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身处“小村”,他感受到历史与时间所沉淀下来的不同以往的崭新图景,一次次裹挟着黄土与细沙纷至沓来。

  临行前,沙垚望了望宿舍,墙壁上贴满了各色明信片,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这些好友知道沙垚是一个爱行走的人,是一个希冀把文字写在土地上的人。沙垚告诉我,再过不久他会从黄土高原的“小村”给自己寄上一张明信片,纪念这段被黄土地所感动的青春时光。

窑洞里住着不肯搬离的老人;新村里住着年轻人;还有一部分人正待搬迁矛盾重重

一个村庄,三种生活状态

  夏家峁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民居建设。2007年起,夏家峁开始实施移民工程,移民前所有村民都住在窑洞里。村民们愿意搬迁吗?为什么要搬?村党支部副书记说,村民一开始是不愿意搬的。试想,窑洞住了几十年,习惯了,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为啥要花钱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为此,村里需要做思想工作……

  新农村开建后,有村民开始夸赞新村。说在老村时,要串门聊天,得走几百米,如果是下雨天,路更不好走,不如在家睡觉。但生活在新村方便多了,户与户之间距离近了;新村建设后,老村的公共空间也转移了,除了村口外,夏老汉家的院子里几乎天天聚着一群老汉,或下棋,或打牌,或晒太阳……

  当村民们不再居住在窑洞里,原来的村落不复存在,村民们如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如果有一种客观条件能够为村民的交流提供便利,那么村民无疑会选择它。依托便利的交通,原来的村民之间的交流方式在新村得到了更方便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真会诞生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摘自《敲响历史:一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记录》

  2009年,阳春三月。因为一个名为“地球保护项目”的活动,沙垚读本科时的辅导员梁君健去了趟陕西省榆林市。回来后,当时正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梁君健,和师弟师妹们分享了此行心得。

  “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但世代居住于窑洞的农民们,搬出窑洞后怎么办?”当话题转入陕北大地的新农村建设,以及由此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巨大变化时,先前你一言、我一语的热烈讨论消失了,空气中多了一丝沉重。

  “人搬出来了,生活条件舒适多了,过往保持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统生活与生产方式,会不会就此丢弃?所有的生存与文化形态,会不会就此变成一种遗产?”一系列疑问,盘踞在沙垚心头。

  在此之前,沙垚辗转走访了陕西省华县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曾前往四川凉山彝族调查过当地的习俗等,但大多是“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当时,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觉得可以围绕这一母题花大力气、长时间做田野调查,获得尽可能多的一手材料。”沙垚告诉我,出生于江苏的他,不想让自己的视野偏囿于江南的一隅,他希望把自己抛向中国更广阔的大西北的浩淼土地上。

  最初的基础工作是艰苦而少有成效的。2009年8月,他和同窗好友一行3人,来到陕西榆林市。“这里有红石峡、镇北台、李自成行宫、易马城等让人神往的风景古迹,却没有一个很合适做新农村建设田野调查的样本,这让我们很着急!”20多天过去了,一路走访考察了当地七八个县城后,一个后来在报告中被描述为“小村”的黄土高原的村落,跳入了沙垚和同伴们的眼帘,让人眼前一亮。

  “小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城境内,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全村有176户,729人。此地由于山大沟深的先天地理环境,交通极其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经济发展落后。然而,根据当地权威人士介绍,后来“小村”开始以“做强草产业、壮大羊产业、扶持豆产业、引导薯产业”等为目标,在近10年间渐渐换上了新颜,居然一跃成了横山全县最知名的富裕村。仅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的统计数据可见,人均收入从不足300元变成了6500元,“烂杆村”开始向“社会主义新农村”跨越……

  “之所以选择‘小村’,恰恰在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田野试验场,‘小村’下辖的两个自然村呈现出了极其微妙的格局。”沙垚如获至宝。当时,其中的一个自然村夏家峁已然完成了新村搬迁工程。虽还保留着老村,但大部分村民均已搬出,在新村的村口不仅能见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重点村夏家峁人民欢迎您”这样的大字标语,还能见到村口约50平方米的戏台,以及一个500平方米的广场。进村后可以看到,两排楼板房排列着,中间是一条大道,路边挂着红彤彤的灯笼。随便走进哪一户村民家中,冰箱、大彩电、沙发等一应俱全;如同城里有钱人家一样,家家户户有客厅,还有三个卧室,其中两个卧室安了炕,一个卧室摆着席梦思大床;以往,村民用木头大脚盆洗澡,现在家家有了热水器……

  但,另一边的自然村杨家沟,此时此刻仍在经历搬迁的阵痛。村干部们为了让大家过上像夏家峁村民那样的生活,不得不在村广播里喊话。好话坏话说尽,为的是让大家集体搬迁,离开世代居住的古老窑洞,建设起现代气息的新农村。

  “这里保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生活方式的样本:一个是满是窑洞的老村,住着不肯搬离的老人;一个是新村,崭新的楼板房,住着的大多是年轻人;还有一个介乎两者之间,正待搬迁且矛盾重重的杨家沟……解读这个样本,也许可以分析出新农村建设前后的村落文化变迁。”这是沙垚的初衷,也是他和同伴们的理想。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究竟发生了什么?

触摸“不与外人道”的口述史

  “小村”是一只麻雀,解剖它,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1999年底,村主任选举。宣传材料和杨家沟的人都认为,小村选择老杨是“众望所归”。他们说,老杨原来是一个石料厂老板,在商场征战多年,赚了不少钱。1999年冬,37岁的他准备将石料厂进一步扩大,却因一次回老家探亲,改变了后半生的航向。他看到了荒芜的土地、破落的窑洞、穷困的乡亲……他决定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听乡民们说,几十年来小村的换届选举是镇上领导最头疼的事情。村委会平常开会,话不投机时就当场打起来。到选举时,更不得了,曾经有人当场砸烂灯泡,剪断全村电线,让会没法开,选八次都选不出一个书记来。村民们都说,神仙来了也治不好。但宣传材料上却说:经镇党委反复摸底,做思想工作,推选老杨当支书是全村人的一致要求。老杨做梦都没想到会成为“一村之长”,当丢下一句“我干了”的时候,他拿出200万元的全部家底,修路、修学校,命运从此和小村一起发生改变。

  对于这个故事,夏家峁则是另一套说法……

  ——摘自《敲响历史:一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记录》

  沙垚在调研札记中写道:“我要为黄土高原的一个村庄,写一部关于它的传记。”在这份历时4年、累计调查100多天完成的报告中,他想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在大历史面前,‘小村’下辖的杨家沟和夏家峁微不足道,但对生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则显得过于沉重,沉重得即便他们已白发苍苍,凭着脸上的皱纹也无法拾起。”

  “近10多年,新农村建设大范围展开,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切都受到深重的历史和乡村传统的影响,那么历史如何透过现实来表达自己,两者又是如何纠缠的?中国农村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中,一步一步走向未来……田野调查报告不仅是现状的记录,更是把当下融入到复杂的历史变迁之中,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沙垚说。

  现在,调查报告几易其稿,终于有了成熟的文本。这些与黄土地相连的田野探索,并不如田园诗般浪漫,而是异常艰辛。

  村里少数有头有脸的人物愿意向北京来的沙垚讲述“小村”的光荣史,但大多数村民都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沙垚,任凭他掏出身份证、学生证以及清华大学的饭卡也不管用。沙垚不得不耐心地在村里混上几天,好容易混得脸熟,能进入村里年长者家门了,聊天尚未开始便有好事之徒跑来,大喊“别相信他们,他们专骗老年人钱财。”一切不得不重头再来,重新联络感情,重新寻找合适的探访对象。

  “调查进展不利,始终搁置不前,才是最让人苦恼的!”随着时间推移,沙垚发现了夏家峁和杨家沟各有两座庙,它们成了田野调查的突破口。沙垚从村民口中打听到:传说无定河的一次洪水,把一口钟冲到了杨家沟,钟底下扣着五海龙王的牌位,于是他们就在河边建了一座庙。夏家峁的庙则坐落在村庄的制高点,是山顶难得的一大块平地——黄土高原的村落都习惯把庙建在村里的制高点,说高处通神。得知这些之后,沙垚在庙里寻找线索,还像模像样拜谒了庙里的村神。在这里,村民们不再用奇怪的眼睛看他,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朴素信仰,村民们以一种接纳的姿态,配合完成一次次调查和采访。

  生活上同样异常艰难。比如,整整一个冬天,每天只吃两顿饭。累计100多天的田野调查,在黄土地上只能吃到高粱和土豆。过年回家更是不方便,2010年的大年初三,沙垚从位于陕北的“小村”回到江苏的老家,因为下雪,村里的路被冻住了,他先是坐驴车赶到镇上,再在镇上坐出租车来到县里,再坐公交车赶往市里,继而是坐火车到西安,乘飞机到上海,然后再回家。2011年的除夕,沙垚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啃着干面包,喝着凉水,整个车厢连同他只有7个人……

  即便这样,回到北京后,和身边的师长、同窗聊起田野调查中的种种经历,沙垚还是异常兴奋。他很骄傲地告诉大家,为了近距离观摩、陪伴老艺人流浪演出,他和挚友海涛曾在山岭中遭遇暴风雨,路远地滑,险些迷路;为了给一块石碑拓片,他们夜宿深山破庙,老鼠在身上跑来跑去;野外作业饥寒交迫,两个人不得不在小屋里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凑合着睡;西北缺水,他连续15天不能洗一回脚……

  “‘小村’是一个传说,是一个充满着深重江湖气的传说。”沙垚告诉我,近些年“小村”出名了,省市县各级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材料上都会提到“小村”。但有些情况在这些材料上是永远看不到的,只有通过当地人口耳相传才能得知:比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里宗派斗争不断升级,到了1990年代末,连村委会选举的会场都被砸了,后来镇上没办法,派警察维持选举现场秩序。现在的村书记上台后,村里治安好了,经济上来了,人均收入翻了20多倍,文化也上来了,秧歌队还在县上获奖了。但对村里的“头目阶层”,村民们始终褒贬不一,更因为牵连着几大家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这些都给田野调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系数,当最终触摸到村民们“不与外人道”的口述史时,沙垚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两条线索把村庄的历史和现实交汇起来,新旧事物激烈地碰撞交融

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

  2010年春天和老师聊天,谈起乡村社会学。他不无动情地说,最近10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农村发生了些什么。我不禁想起“重返乡村”四个字……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在其中。我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用村庄里老人们的人生史来展现“小村”的变迁。今天的传统甚至权力,是如何消化的?面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家族之间有着怎样的爱与恨、善与恶?

  在“小村”,我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新农村建设移民工程;村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化生活、媒介使用、娱乐生活;权力关系的变迁。概括起来说,即新农村建设给“小村”带来了什么?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权力环境中发生的?对这个问题,我想我还是无法给出答案。

  ——摘自《敲响历史:一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记录》

  去年底,沙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彬教授在读到弟子这份“不务正业”的田野调查报告初稿后,怦然心动。尽管他一眼就看出报告的逻辑不尽严谨,有些调查细节还不够扎实,但他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欣赏之情——

  “报告用两条线索记录,把‘小村’的历史和现实交汇了起来:一条是记录者在村里的行踪,记录他所亲历的新农村建设;另一条线索是‘小村’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口述实录。历史书上并无杨家沟、夏家峁,它们的历史是写在每一个山峁、每一道山沟上的。村庄的历史靠老人口述,这半个世纪的风雨是沉甸甸的,甚至是残忍的。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生传奇,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只是故事,可对他们和记录者而言,是最真实的现实!

  “再往大处说,‘小村’正在一个新旧生活方式变迁的节点上,中国社会何尝不是?在巨变的时代,各种新旧事物激烈地碰撞交融。如何从传统中汲取遗产,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整个民族都在探索……”李彬教授在激赏之余,也有一丝隐隐的忧虑。他告诉我,作为导师,他和身边的不少教授同行都很希望、很鼓励年轻人不要只把眼睛盯着校园以及学校周围的地带,而应尽可能放眼更远的地方,深入第一现场,仔细打量地皮和草根。“大部分身处象牙塔的年轻学子,虽能谙熟新闻传播的各种理论,可真正愿意‘走下去’、真正能‘走下去’并用力做出扎实调查与报告的,与导师们的预期还有距离;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在鲜活的实地调查上,而不是整天钻在论文写作中的学生,也不如导师们想象得多……”李彬教授说,贴近土地,感受大地的温度,无论你有着怎样的成长背景,相信自此会有不同凡响的眼界和心胸。

  沙垚坦言,有那么一阵子,他确实感到了孤独,一度也想放弃,尤其在原先结伴而行、为数本就不多的同窗师兄弟纷纷忙于毕业找工作,离开团队之际。沙垚说,田野调查艰苦,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寂寥,完成调研不仅需要肉体上的砥砺坚持,更需要强大的内心。

  为了再一次感受“小村”最新的气息,沙垚又一次踏上了黄土高原之旅。他告诉我,每一次走进“小村”,他都能发现过去没有察觉到的东西。这里和全国每一个正在急速变迁着的新农村一样,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外乡人”来说,要读懂这些变化,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

 

2013年04月02日 13:31:57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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