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民工子弟在高考制度上再处弱势”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2-04-10 定军 黄赟

  近日,有关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出身问题讨论甚嚣尘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重点大学的确有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

  李强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如果差异能够激发社会活力,那就是好的事情,问题是造成差异的机制应该是公正的机制。”李强如是说。

建立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21世纪》:日前有报道指出,在清华、北大等国内重点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在下降,说明了什么问题?

  李强:我们的调查证明,全国大学生来自农村的占52.82%,大于城市的比例47.18%,但在重点大学则是农村学生比例要略低。我认为我们的竞争机制是存在问题的,应该建设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如果差异能够激发社会活力,那就是好的事情。问题是造成差异的机制应该是公正的机制。

  《21世纪》:但是,很多农民工子女面临异地高考的问题,同时在城市也有很多企业有编内、外人员,这会对人才培养带来什么影响?

  李强: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地位差异,即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形成的地位差异(自获地位),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如果是先天就形成的地位差异(先赋地位)就难以接受。比如目前人们批评有些官二代、富二代,就是指他们并不是凭借自身的本事,什么贡献都没有就获得了资源。

  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小孩在城市上学,但是却得回户籍地高考。农民工在经济上已经是弱势,怎么还能让他们在考试制度上再处弱势呢?而且各地考卷还不同,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高考真正公正的话,就应该大家考一张卷子,用同样的标准。

农民工子女比例统计有技术问题

  《21世纪》:农民工后代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增速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不是农民地位提升的标志吗?  

  李强:这两年农村环境有很大改善,农民工的收入最近增速较大。但农民工作为阶层的地位要提升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不仅整体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市民,生活条件等和市民的待遇差距也还很大。国家提出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但这件事情有不少制度障碍和长期历史积蓄的影响,比如城乡分野的户籍制度。到现在为止,尽管一直在提“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但中国还是城乡二元结构。

  从前城市里一些体力型的劳动也由市民来做,但最近基本都被农民工取代了。比如北京的出租,最近逐渐被密云、平谷等周边地区的农民所取代。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在八十、九十年代都属于很高的,现在市民不做原因是收入下降。

  《21世纪》:名校当中农民工子女很少,是不是也跟农民工地位、收入提高等因素有关?

  李强:任何一个有相当专业技术水平的农民工,都应该被称为技术工人或高级技术工人,而不是农民工。但是中国的技术等级评定存在制度缺陷,大多数的一线劳动者没有专业技术职称。

  世界各国,例如韩、日、澳等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全部就业者中比例都比较高,至少20%、30%,高的如瑞典是40%,中国的专业人员加上技术人员仅占5.7%。这肯定漏掉了很大一部分有技术甚至高技术的劳动者,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地位上升不了的一个重大制度障碍。

  中国社会并不是中等层越来越小,而是本来就存在中间阶层太欠缺的社会现象。一个不好的社会结构叫金字塔结构,中国连金字塔都不是,我曾经用数据证明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

 

2012年04月10日 11:13:17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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