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给现世的一面华丽镜子

——读《毕业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06-14  张黎姣

  “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以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此句出于1924年出版的《清华人》,也被写入新出版的《毕业生》一书。

  《毕业生》试图用百年清华解读近代中国的历史。编著者列出了竺可桢、闻一多、梁思成、罗隆基、钱学森、冯乃谦等一长串的名字。这些清华学子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有莫大关联,以至如今,他们的种种功绩,仍难以超越。

  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一届庚款留学班;五四时期诞生在清华的“五四之子”;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而产生国学院传奇;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在清华的“红色工程师”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年轮上,人们轻易便会发现百年清华的轨迹与清华人的足印。而以清华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教育,至今也依旧为人所津津乐道。

  彼时的教育之所以能培育出如此璀璨的毕业生阵容,大抵与其教育目的息息相关。

  193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育大师为己任,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毕业生》一书的主编唐建光说,从这璀璨的毕业生阵容中选取几个典型,并不易,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几届,几乎不分伯仲。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似乎情况不同了,“清华从之前的精英式培养而转向培养建设者和领导”。“当然,原因不能归咎于清华,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不同于以往了。”唐建光说。

  若想回答我们需要怎样的毕业生,当需先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作出回答。

  曾担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曾反思“五四”之后的新教育,并称之为“忘本的教育”。在他看来,教育应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步是关于人的,认识自己;第二步是乡土教育,了解身边环境;第三步才是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然而潘光旦认为,“五四”之后的新教育的做法和以上三个环节正好相反,第三步最受关注,第一步最受忽略。

  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乏真知灼见。我们的教育大多注重让学生迈过第二步、第三步,而忘了在迈第一步时就需要为学生打好为学为人的基础。不少学生学会了知识、认清了环境,学会了收敛和附庸,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他们认识不清自己,自然也意识不到自身思考的价值。失去了作为独立的人的意识,他们自然地成为外部声音的拥护者,依附于外部的环境,也就很难发出质疑的声音。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难再寻踪影。

  当大学不再思考如何开拓真正的教育之道,而挖空心思琢磨教导学生如何成为领导的技术,学生们离大师之路自然会越来越远。这应该是前辈的教育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为《毕业生》里很多“大家”学生所称道的梅贻琦校长曾说,清华要造就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材:这个“用”包括理论层面、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三种用途,当然也包括有灵性、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精神素养。

  这是那一代教育家的理想和期待,他们为此身体力行,最终也为这个国家在几经动荡岁月之后,在各行各业留下了一批中流砥柱。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思考,守护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至于陷入愚昧和礼崩乐坏的境地。

  当初,为了国家的需要,许多毕业生在出国后,改换了自己的专业。潘光旦由动物学转学优生学、吴文藻由政治学改读社会学、钱学森由学习铁道机械工程转至火箭研究。在那个年代的毕业生身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没有自私地为自己谋划,而是把理想建筑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之上。怀求知之心、立报国之志,让那一代代的毕业生,甘于清贫寂寞和爱国奉献。他们伏案做学问,洁身自好。

  与如今的不少“明星学者”、“权威专家”屡屡闹出的笑话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大多是一段段的佳话。

  清华已走过了百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更长的时间。有多少毕业生从大学毕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再见诸如胡适、梁思成、竺可桢一般的大师。

  如此来说,《毕业生》是编著者刻意为当今的教育者和毕业生们打造的一面华丽镜子,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思考,我们应该要通过怎样的教育,才能让照镜子的人,在这面华贵的镜子里,显得不那么寒碜。

2011年06月14日 15:27:17  清华新闻网

更多 ›图说清华

最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