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无惑
——记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来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0-11-30

  引言:

  采访陈来先生、听先生讲述哲人智慧,一直是我的愿望。本打算通过陈先生的弟子介绍来采访,但是当记者从深圳赶到北京,一是惮于导师的威严,二是导师这几天也一直有事,弟子们表示最好还是让我自己来和导师沟通。于是为了采访到陈先生,接连几天冒着严寒赶到清华听陈来先生讲课。“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程门立雪”也终于换来了这次难得的访谈。

   走上哲学道路

  作为知青, 1969年春陈来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兵团。在内蒙兵团时期,劳动之余,陈来很注意读书。除了随身带去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外,他开始留意理论书。1969年秋陈来开始看《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是读哲学书的开始,《各国概况》则是当时提供世界知识的最好窗口。陈来在1970年以前已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 1970年庐山会议后批陈整风,提倡学六本书,他又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

  1973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陈来以本连唯一被全票推荐的人上报团里。以陈来当时在团里的优秀表现,如果按照1972年主要依靠单位推荐的方法上大学,应当说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之所以没有上北大清华,是因为那一年他的成绩不够好。结果被分到了湖南中南矿冶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

  陈来回忆,在大学期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非常自由,所有的专业课都是自学的,而不是跟老师学的,他是提前一到两个学期把专业课自学完,然后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学校里能够读到的文科书上。因为是自学,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自己安排学习时间。当时有很多的课程,像物理化学、像微积分,都没有好的教材,陈来自学用的都是自己从家中带去的苏联被翻译成中文的教材。因为是翻译,所以都不是很顺,在自学的时候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把那些重要的原理理顺一遍,这对于陈来以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就是泡在图书馆看文科书,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尼克松访华时所写的《六次危机》,还有肯迪尼的顾问邦迪所写的《出类拔萃之辈》等等。当时最下功夫看的就是苏联人敦尼克编写的《哲学史》,七卷本。可以说,在那一段时期内,陈来的个人兴趣已经形成了。

  1976年毕业之后,陈来被分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到了1977年的秋天,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因为已经读完了大学,所以陈来就参加了那一年的研究生考试。

  因为那一年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仓促上阵,招生的单位也少,报名考试的人也不够,所以后来推迟了几个月,跟1978年报名考试的人合在一起参加考试。当时陈来想报政治经济学,北京没有,只有人民大学有一个经济学说史专业,他对那个专业的兴趣,还没有对哲学史的兴趣大,所以就报了北大的哲学史。又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好,没敢报西方哲学史,就报了中国哲学史,后来才知道,其实报考西方哲学史的那些人,英语不一定比他好。

  当记者问到陈来当时选择哲学作为自己人生学术方向的理由时,陈来说,自己青少年时代,吸取知识欲最强的时候是“文革”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思想方面的召唤比较强。他那个时候自然就受到这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很早就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方面的书早期读了很多,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跟很多同龄人相比,陈来似乎比别人快了半拍:别人忙着准备考77级、78级大学本科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考研究生了;等他们1982年考研究生的时候,陈来已经是博士生了;而陈来1985年博士生毕业、1986年破格升副教授的时候,他们还在读博士;1990年评教授的时候,他的同龄人大多是讲师。

  向冯友兰“提意见”

  1985年,杜维明先生在北大上课,回到美国之后,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杜维明先生说:“北京大学把第一个人文学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轻儒家学者。”其实在那一年,北京大学有四个人同时毕业,陈来因为是第一个答辩,所以杜维明先生才有了那样的说法。杜维明先生的文章发出来之后,哈佛对陈来发出了邀请, 他在哈佛一待就是两年。

  从1985年到1990年除了两年在哈佛,在国内的时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冯友兰的助手。当时冯先生要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需要助手,他的助手有好几个,有的负责每天给他读报,有的负责给他记录稿子,有的帮他找材料。陈来的工作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在他写每一章之前,把陈来找去谈他的想法,然后问他的意见,写完之后,再给陈来看,让他再提意见。陈来的意见,冯先生一般会同意,因为他不是破坏冯友兰的原意,而是维护冯友兰逻辑的一致。

  冯先生在写到梁漱溟那一章时,陈来看了之后,感觉不够积极,觉得文章只是批评了梁的弱点,对于梁的意义阐发得不够。冯友兰看了之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添加了一部分。

  如果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会注意到,冯友兰在书中说到一些人对书提了意见,但是他特别指出“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

 
   “只有两套衣服”的教授

  陈来上课是清华一道风景。每次陈先生出现在教室里,都是一袭深棕色中长风衣。他静静地脱去风衣,露出里面的米黄色夹克衫,然后仔细将风衣搭在椅子上——永远如此,让人一度怀疑他只有这两套衣服。陈先生戴一副宽阔的黑框眼镜,那副眼镜几乎占据了他面部的三分之一强,仿佛额头、眼镜、下巴就把他的面部给包办了,因此陈先生的面部表情很难捕捉,它们藏得太深。他讲课慢条斯理,不疾不徐,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双手撑在讲台上;板书时左手插在裤兜内,或者反背于腰上;板书喜欢竖行,颇有古人之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陈先生的表情,偶尔他嘴角会掠过一丝微笑,蜻蜓点水一般,那时他往往讲得比较兴奋、比较得意。”陈来的弟子告诉记者。


  海内独步的宋明理学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陈来先后撰写了朱子哲学、王阳明哲学、王船山哲学的研究专著,并撰写了宋明理学的通论著作,其成就为国内外所仅见。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是新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来看到一篇针对张岱年思想的《张载理气观析疑》的文章,作为回应,他以一篇《关于张载的“气观”和理观》完善地阐释了张岱年的思想。这篇发表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开始引起学界对陈来的关注。此后,陈来一头扎进中国传统学术土壤,愈来愈深入,努力凸显着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矿脉,从上古文化到现代儒学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跨度,陈来走的是一条艰苦的求学之路。

  1986年至1988年陈来在哈佛大学讲授《孟子》、《周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宋明理学时,已是名声大振。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张岱年、冯友兰和海外学者陈荣捷、杜维明。作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助手,陈来在宋明理学研究上创见迭出,他的“朱子未发说”、“王阳明四句教”及“儒学神秘主义”的研究被公认为具有范式的意义。

  朱子学历来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点,然而由于其思想体系繁复庞杂,思想发展脉络无从考察,乏人问津,或者干脆“以论带史”,难免空疏缺漏。于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陈来便以朱子哲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为方向,从事于实证的哲学史和纯粹的学术史研究。他认真研读史料,将朱熹最需整理的300多封书信,细密推衍,按年编次,写成近40万字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这本书,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陈荣捷称:“考据之精审,治学之严谨,实为当代学者所罕见。”在《朱子哲学研究》中,陈来廓清迷雾,借助于证据,再现朱子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显示出陈来对朱子人格精神的深刻理解。张岱年称该书“提出了许多确实有据的新见解。”海外学者更推许为“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朱子哲学研究》是陈来的博士论文,此书奠定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地位。

  陈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哲学史研究较之以前更注意在比较哲学、文化、宗教的视野中展开哲学与文化的诠释,这时期以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为代表。与前一时期不同,陈来开始尝试用现代哲学、文化理论包括康德的伦理学、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来阐释阳明学。针对数百年来无数批评阳明背离儒家心性修养传统的指责,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1991年出版)中给予了王阳明以应有的地位。外界将该书誉之为“80年代末,中国文化讨论中最富有成果”的一部著作,海外学者则评为“近年来讨论阳明的力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已成为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是学习、研究阳明哲学的必读之书。在内地已经出了第二版,而且在海外发行了。完成了宋明理学两大家——朱熹、王阳明的研究,陈来又站在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度,以上古宗教与伦理的研究为对象,更注意吸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手于文化研究。1995年,他的著作《古代宗教与伦理》一面世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当时在为《古代宗教与伦理》的推荐信中,季羡林不吝赞美之词:“在北大中年学者中,陈来教授是一个佼佼者。据我个人的观察,研究中国国学的老一代学者中,博古通今而有卓越造就与贡献者,颇能举出一些人来。但既能博通今古又能融合中西者,则极为难得。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方在创造之中”

  陈来不仅专长于古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对近代思想文化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单一的、一元化的、泛政治思维定势常常困扰着学术界的开放性思考,不少人把文化保守主义等同于反对、否定革命的保守主义,对此,陈来则明确指出,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指那种坚拒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的顽固派所持的抱残守缺主义,只是与要求决裂式的文化变革相比,他们更多地要求对传统的继承;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变革,要不要吸收近代文明,而是文化邀进主义者要求彻底摒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竞争、功利主义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离开或抛弃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因此,在陈来看来,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在极端商业化的社会中守护文化与价值的积极力量,是对商业化本身和功利文化的约束、平衡和批判的力量。这样,陈来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就在学理上作出一种积极回应,力图检索20世纪文化运动中文化激进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长期以来,陈来努力于把握、演绎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阐述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作用、定位。面对现实,陈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国文化本来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才可能恢复中国文化的生机。陈来的意愿是在一个新的文化结构中,不但有民主、科学等制度化的建构,以及形式合理化的经济结构,而且应使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正是这一强烈愿望使他总是“方在创造之中”。


  倡导文化复兴一定要有所“本”

  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当下对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陈来表示,现在很多人在问宋明理学的社会意义的时候,表明他们只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要分析宋明理学的社会意义不能笼统地讲,首先要厘清什么是社会意义。如果说这种意义是直接的,比如对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对社会就业有什么用,这些实际的问题,如果说社会意义指这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是没有积极价值的,这样谈的本身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说这种意义是广义的,包括文化、传承、教育,那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陈来认为,我们来看一种文化一种学术的价值,一定不是从个人的功利需求来看。对个人就业来说,不要说宋明理学,就是中国的整个传统文化对于找工作也不见得有什么具体的价值。所以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定要跳出狭隘的功利主义。从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方面,从精神文化对社会的推动的意义上来认识其价值。比如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的多方面的人格,不是说只培养你找到某一方面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其实即使现在找工作,也是要看你的综合素质,不是说学什么就找什么的。因此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厘清这个问题提出的指向是什么。如果从一个广义的角度说,宋明理学也好,儒家哲学也好,整个中国哲学也好,都对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一个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问题,现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含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根源之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滋养、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土壤和环境。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有时彰显而发扬,有时黯然而平淡。应当说,人们越有文化的自觉,民族精神就越能充分而完整地得到发扬。中国文化该如何复兴,这种复兴并不是学个工商管理学经济我们就可以复兴了。复兴一定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个传承,对传统文化有个正确的理解,传承发扬才能谈复兴,复兴一定要有所“本”,不是说我们讲个什么西方的文化思潮就叫复兴,一定要本于我们固有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新的发展。

  陈来认为,如果今天讲传承的话,宋明理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接近的一种传统,因为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是最接近我们现在的一个传统。讲传统和现在的意义,如果说讲3000年以前可能要远了点,讲5000年以前就更远了,真正影响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道德心理,我们的审美和文化感情的,是我们最接近的文化,宋明理学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的建设、道德伦理的重建包括今天所讲的和谐社会,宋明理学都能够发挥其积极的价值。和谐社会不是只要发展经济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调节。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调节就是宋明理学,儒家思想所处理的主要课题。如果说从中国传统里面找什么资源的话,这种资源主要是在宋明理学里面。

  反对大学教育功利化

  陈来指出,现在“大学精神”提的很多,这也是对高等教育的一个阶段性的反省。他认为,对于各种学科和学问,决不可有功利的要求,用功利标准去否定一些学问存在的理由,是根本错误的。古往今来,最好的教育家都是反对教育的市场化、教育的功利化和教育的工商管理模式化,都是强调大学的人文精神,大学对人的全面培养的重要性。大学精神的讨论也是对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教育功利化的一种反思。大学精神的讨论一方面有助于教育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对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教育思想上,陈来引用冯友兰先生的教育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大大学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学术知识,对于人生的功用,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看出来底,也许有些是永远看不出来底,因为有些功用是无形底。一个大大学中,必需有许多很冷僻底学问。因为他是要包罗万象,而有许多学问,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冷僻底,然而维持这些学问的研究,正是大大学的责任。因为所谓‘红’底学问,例如经济、工程之类,银行、工厂都会提倡。在工业化底国家,哪一个银行工厂里,都有大规模底研究室。所谓冷僻底学问,是要专靠国家提倡底。大家在大大学里维持这种学问于不坠,有没有有形底功用,以至于学这种学问底学生是多是少,国家社会都不必介意。”(《三松堂全集》第五卷,457-458页)  (王付永)


  陈来简历:


  1952年出生于北京市;

  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

  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

  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

  1986-1988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

  1990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2年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1995-1996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

  1998年被评为教育部 “跨世纪人才”;

  2006-2007年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合作研究访问学人;


  现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等。曾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学术成就:著作《有无之境》获得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2)、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8)、三等奖(2006)、北京高等教育教学一等奖(2004)、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奖二等奖(2005)等多种奖项。多部著作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
 
  陈来主要著作:

  《朱熹哲学研究》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宋明理学》

  《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陈来自选集》

  《中国宋元明哲学史》

  《朱子哲学研究》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东亚儒学九论》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

  《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

  《宋明儒学论》
 


 
 

2010年12月01日 11:01:48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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