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重返清华园

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

  开课前,原“助理教学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时到任,父亲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请求支持,“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至徐君就职时止”。

  不久,郑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师汪篯君来帮助工作,清华再派陈庆华君来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致为:王先生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则管涉及外语部分。

  早上王先生先到,离去后,陈先生来工作,由于工作结束已过食堂开饭时间,所以须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时间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亲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业务,工作散步两不误。

  由于王、汪二位均非清华教员,不能在清华参加分配住房,后来学校替王先生租赁了离我家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赶到(那时由城内到西郊清华的交通极不方便);汪先生则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里。

  父亲仍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先生隔两天下午来一次。另外,父亲还指导清华大学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华的研究生艾天秩。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日文杂志、论文。

  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若写,就是有“引文(数据、论据)”有“寅恪案(本人观点)”的论文。

  关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刘适)、李涵(原名缪希相)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的过程:

  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他人读资料)、口述(由他人记录)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尽力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万绳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到: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标题为编者所加。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第一版

  来源: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4期

2010年06月17日 13:34:0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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