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研究和撰写校史的一些情况和体会

马栩泉


马栩泉

我于2002年9月在核研院退休,并在院机关返聘5年。2006年,校史研究室聘任我为特约研究员,负责编写《清华大学史》(1911年至2010年)第三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著名大学(1976~2010)》,并成为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但此时我还在核研院返聘,没有全时介入。

2008年1月开始,我被校史研究室正式返聘,还安排了校史研究室的年轻教师冯茵作我的助手。编写校史历时7年,至2015年1月,写完校史第三卷的讨论稿。但由于该稿尚未讨论修改,所以拖延至今。

校史第三卷记述了清华大学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起,至2010年12月底百年校庆前夕止共34年的历史。这是建校百年来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相距执笔时间很近,许多内容都是处于“进行时”当中,因此增加了收集资料并进行整理,以及梳理规律并进行总结的难度,但及时、认真并尽量把这段历史真实、生动而全面地整理出来,虽较为困难,却仍有可能,而其意义则是比较大的,起码可以为后人近距离地留下真实而具体的史料。为此,需要持之以恒地花费很多时间,投入很大精力。实际上,该卷从2006年开始收集资料,2007年开始动笔,至2015年已历经八九年,而在最紧张的2010年至2011年春,我除了春节期间的两三天外,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也在九号楼办公室,从早到晚伏案阅读整理资料和撰写,回到家仍工作到深夜,以至连九号楼的保安都劝我“悠着点儿”。这并不是因为“敬业”,而是当时进度要求确实迫在眉睫而引起的着急(其中最急的是由于缺乏最近的资料而有“无米之炊”之感,因而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有关资料)。虽然当时的身体状况还允许这么做,但由于太过劳累,就在这期间感染“丹毒”引起双腿溃烂,行动困难,但仍坚持撰写,经过不断修改,终于完成了讨论稿。

我开始动笔编写时,比第一、二卷晚了两年,加上材料收集困难,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本卷编撰的一个很大的难点,是缺乏现成的、系统的资料。应该说这一历史时期资料很多而丰富,但很分散,不易收准收全。好在一方面有《清华大学史》编写大纲可以“按图索骥”(该大纲经校史编委会、有关领导及专家多次认真讨论,由江崇廓同志执笔写出,历时长达两年,是几十位专家、领导付出长期劳动、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有出版完整的校报提供丰富、具体、真实而完整的资料,这是一个宝藏,但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和精力去收集、筛选、比较、分析、综合、整理、汇总。2011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近春园召开的《清华名师风采》一书的座谈会上遇到了闻一多先生之孙、在中国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的闻黎明先生,我们素昧平生,只是坐在临近的座位上有几分钟的交谈。他说:研究近现代史,如有条件,首先必须仔细查阅当时的报纸,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进行研究,因为那是真实具体的历史。我感到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为写第三卷校史,我反复地、仔细地翻阅了1976年10月至2011年4月这35年多的每一期校报(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的《清华战报》、1978年的《清华大学》、1979年至2011年的《新清华》),并做了2500多张卡片。再以此为基础,查阅了有关档案、报告、规划等内容资料,学校和各部处、各院系编的年鉴,以及有关的报刊等,还包括9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清华大学志》、2014年刚定稿的《清华大学志(1911—2010)》电子版和百年校庆出版的一批图书,共约二百种。有了这些基础,编写就有了把握。在编撰中,尽量叙述了学校党政领导提出的重要理念、提法、目标的形成过程,以及诸多重要文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有关背景,以便为校史研究提供方便。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编撰中也较为详尽地列出一些数据和资料,并对有些情节争取写得生动些。

校史第三卷讨论稿共分4章。第一章“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第二章“改革,发展,着重提高”撰写还算顺利,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写出初稿。但是,写第三章“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遇到了困难和麻烦。这一章是全卷的重点,涵盖的时间长(1994年至2009年),内容多(共14节,包括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教育理念、指导思想等)。虽然仔细查阅了这一期间的所有校报和各部处编的年鉴,并在校档案馆进行了仔细的查阅,白永毅同志和校办博新宇同志将他们负责收集的各部处、院系编写校志的中间稿尽量提供给我,但仍很难写出来。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料不全,这使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得要命。我编撰这一章和百年校庆的一批有关书籍的编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到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撰写时,第三章引用的资料、数据部分截至2009年,大部分截至2008年,少数截至2007年。第四章“今日清华”(2010年学校的方方面面)因为没有资料数据而迟迟无法动笔。我只好找到我非常熟悉的天津一中和清华校友、时任清华政研室副主任、顾秉林校长秘书范宝龙,请他救急提供2008、2009年学校的有关资料。他给予了大力支持,热情地将这两年校机关、后勤、工会等各部门各单位提供的资料全部打印出来提供给我(他知道我对计算机不熟),足有半尺厚。我正在动手对第三章进行补充时,情况发生了转机,负责领导校史编撰的贺美英老师为了慎重,决定出校史的工作往后推迟,不要赶在百年校庆时出书了。我这才大大舒缓了一口气,否则即使把第三章勉强写出来,第四章“今日清华”也是没法撰写的。

到了2014年1月,补充编写的百年《清华大学志》刚刚定稿,负责校志的庄丽君老师立即把新校志的电子版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将第三章重新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补充,接着写了第四章(共12节),以及附录“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并写了“本卷小结”。总的来说时间从容了,但仍抓得较紧。到2014年底至2015年初,我和冯茵突击一个多星期,包括晚上加班,将已编写好的第三卷修改稿重新校对一遍并定稿,约88万字,重新排好版后,由校史研究室发给各位评委。

修改稿完成之时,恰逢我在清华毕业并留校工作50周年,达到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令人高兴。作为清华的一名普通教师,我是很难胜任编撰校史之事的,只能尽力而为,以此作为在清华学习、工作近60年,对母校培养的一种回报。

冯茵老师作为我的助手和同事,一起参加了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在担负校史馆办公室大量具体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的同时,对全卷的内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校核和修改补充,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校史研究室前主任田芊老师、校史编写大纲执笔者和第一卷主笔江崇廓老师在第三卷编撰过程中,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这些令人难忘的合作中,我与他们建立了难得的、深厚的友情。

在编撰校史的同时,清华大学校史展也在进行着紧张的筹备工作。这一期间校史编委会对“清华大学校史展脚本”进行了多次讨论。我参加了各次讨论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2010年1月10日讨论第6稿时,庄丽君老师听了我的发言后,还让我将发言稿打印出来交给她。参加百年校史展写脚本的同志对核研院(200号)早期的历史和成果不熟悉,前几次脚本对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反映。我在讨论时反复提出、反复强调,在百年校庆校史展上增加了关于200号早期发展和成果的内容──“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共有3段突出的文字说明,5张照片,反映了在200号建设屏蔽试验反应堆和工化系完成“712任务”即“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的成果。这些文字内容和照片都是我提供的。这也算是我对校史展所作的一点儿贡献吧。

在纪念清华大学校史工作60年之际,回顾我参加校史工作的这些难忘经历,感慨万千。我最后的一点体会是,在认真努力做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健康是做好工作的根本保障。我在完成校史撰写的这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高强度地伏案工作,锻炼身体少,身体活动少,使得一些不可逆转的慢性病悄然进入自己的身体,影响了健康和生活质量。这些教训是要引以为戒的。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受聘为校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2004-2014年回聘在校史研究室工作,为“清华大学史”第三卷主笔,2008年起任校史编委会委员

编辑:李华山

审核:周襄楠

2019年05月09日 13:32:55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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