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校史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贺美英


贺美英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党委对校史工作非常重视。一些退下来的学校领导及部处长,积极参与了校史编委会的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同志调入了校史研究室工作,增加了生力军。学校在建图书馆三期的同时,修建了档案馆。在百年校庆前夕,由校友赵伟国捐资,建成了校史馆,使校史研究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开设了百年校史的基本展陈,并使学校和各系的一些专题展览可以经常展出,成为学校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很好地了解学校历史和接受教育的一个基地。

校史工作不是一项热门工作。要写出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艰苦的工作,资料要准确、完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改革开放以后,校史研究室先后出版过《一二·九运动资料》《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英烈》《清华人物志》《清华革命先驱》等一批校史编研成果,得到老校友及老同志们的认可。上世纪90年代初,学校组织各院系、部处等单位,历时8年,在90周年校庆前出版了《清华大学志》上下卷。2008年,学校又全校总动员,组织各单位力量进行修编增补,历时10年,编撰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志,即四卷本的《清华大学志(1911-2010)》,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

近十几年,学校启动了《清华大学史》编写工作,专门聘请江崇廓、孙殷望、马栩泉三位老同志作为主笔,配备了校史研究室的三位青年人做助手,协助他们做研究工作。刚开始时,一点补贴都没有,后来才从基金会找点钱给点补贴。十多年来,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不顾体弱多病,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现在他们三人中,孙殷望、江崇廓两位同志已经过世,他们那种兢兢业业、勤奋认真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这些年,校史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学校历史及工作的口述访谈。校史研究室早期做过一些老教师、老领导、老校友的访谈。近几年又对“文革”前的校系干部、老教师、老职工等进行访谈,整理的访谈文字材料就有180多万字。这些对研究校史都是很有价值的。我觉得做这些事很愉快,收获很大。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而之前我自己对其中很多事也并不了解。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后,对清华大学的历史、走过的道路就会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现在不在于我们能写出多少校史成果来,而是首先要把资料留下来。等这些人都没了,资料就都没了。

我认为,校史工作对清华,其实也包括对社会,都可以起一种资政育人的作用。因为从清华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教育的变迁,清华校史也是我们国家近代历史发展的某一侧面的缩影。应该有一些人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它不应受外面社会上的一些浮躁、动荡风气的影响,也不要受一时潮流的影响,我们要本着“三阶段两点论”的精神,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研究工作,要坐得住“冷板凳”。校史工作,不求当前,不求现实的光环,它是一项需要慢慢做,一点点磨的工作。

老教师、老校友的宝贵资料,对研究学校的发展、研究知名人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等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资料,既是对老人的纪念,也是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征集档案、校史资料,不在于如何评价某个人在历史上怎么样,而是以保存历史为目的。一个人、一件事,并不是由一时的评价所决定的,而最终是由历史来评价的。我们做档案工作、校史工作,都是立足于对一个人、一件事要有一个历史的观点。你必须要积极地存储、搜集现存的史料。现实的史料都没有,再隔几代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记录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记录历史,往往不是热门的工作。像单霁翔把故宫的历史做得活起来,引起大家的兴趣,那也是他们把几百年积淀的历史挖掘出来的。所以,积攒历史、挖掘历史,让能够活起来的东西活起来,让有意义的东西存留下去,这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校史馆、档案馆做的工作,没有台前的光环让大家去注视你,但工作的意义却是长久的。档案馆、校史馆这些年有了很大发展,人不多,却做了很多事,而且使好多东西活起来。这些工作的结果,使好多老人、名人的家属也看到了,效果非常好。捐赠者看到了,他们也有了信心。

希望校史馆、档案馆的工作越来越好。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史编委会主任

编辑:李华山

审核:周襄楠

2019年04月17日 17:52:4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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