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清华 

校史研究室 

  波澜壮阔的抗战组曲中,应该有一首赞歌属于清华。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清华师生发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在中国人民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战火纷飞的艰苦条件下,清华师生坚持教育教学,为国家独立与富强培育和储备人才;同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结合,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更有不少清华人投笔从戎走上抗战第一线,乃至为国捐躯,为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绚烂诗篇。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为伟大抗日战争作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也由此拉开序幕。清华学生读书不忘爱国,立即组织成立抗日救国会,开展各种抗日活动。400多名学生成立“战时工作准备队”,13名学生加入了东北义勇军。

清华教师家属为抗日战士缝制棉衣。

  1935年秋,北平成立地下党领导的“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任秘书长,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同时成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总部设在清华,领导全市学生爱国运动。12月初,清华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呼吁“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蒋南翔草拟的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

  此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清华周刊》总编辑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震撼人心的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清华学生和北平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的成果,清华学生又参加了南下宣传团,到民众中去宣传抗日主张。

1935年12月9日,清华学生游行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同学们就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讲演者为清华大学学生陆璀。

  “一二·九”运动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使平津数十万青年获得了空前的政治觉悟与组织锻炼,把全国青年从沉睡的状态中唤醒,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与独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

  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  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沦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抱定“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必胜信念,和衷共济,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坚持教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后来发展到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等共计5个学院26个学系,以及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荟萃西南联大,数量超过战前任何一校,师资力量大为充实,开出的课程数量大大增多。有的系甚至同一门课由几个各有所专、具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分章轮流讲授。由于战事影响,图书、实验设备器材等教学条件远较战前为差,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贫乏的教学、生活条件下,很多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仍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危难中,师生们互敬互爱,更添一份特殊情谊。

西南联大宿舍被炸。

  抗战时期,教师待遇日益窘迫。历史学系教授吴晗“九年困境,债台高筑”,被迫将若干藏书转让还债;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家庭人口多,不得已以刻印解决生活困难,梅贻琦等联名为之宣传;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曾组织互助组,自制一种名为“定胜糕”的上海点心到大街上买,赚钱补贴。

  虽然条件艰苦,但联大教师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讲《中国文学史》时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他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他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功夫批改作业的态度。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理学院的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实验,老师们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作气象台。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仍保持严格的要求。战前清华的严格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继续执行。

  联大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保持着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1937年~1946年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包括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多位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冀由学术研究  增强抗战力量

  抗战期间,清华师生发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并将爱国之情渗透到学术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结合,为抗战提供直接支持。

  1933年初,清华研制成功适合中国国情的成本低、效率高、易推广锌粉制造方法,使得锌粉与军用烟幕弹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违反国际条约使用毒气造成中国将士大量伤亡危局,清华研制成功防毒面具,先后两批共制造16000余副,提供给华北前线将士。

1935年,清华机械系教授王士倬设计建成实验风洞,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航空风洞。

  1934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飞机及汽车工程组改称为航空工程组。1936年4月,该组自行研制成功国内第一个5英尺航空风洞,不久又在南昌自行设计并建造15英尺航空风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

  “七七”事变后,叶企孙在设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办事处负责清华师生南下转运工作。他从奔赴冀中根据地的弟子熊大缜处了解到,根据地缺乏技术人才和作战物资,就劝说一些学生和技术人员前去参加工作,还帮助熊大缜用土法研制出炸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设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这五项研究事业,均系针对着国家迫切需要而设”,“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五个特种研究所中,航空、无线电、金属三个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的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委托的设计和制造滑翔机任务(初级2架、中级1架),其中1架被命名为“清华号”,直升机进行了部分研究工作。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很多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军事需要,该所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紧密合作,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讯之用,曾研制出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该所也进行为军政部培训通讯军官、设计及制造通讯机器等工作。

  联大教师也常常结合云南的自然条件,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的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有益作用。例如生物学系沈同教授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做实验,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地质学系教授冯景兰完成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论著;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支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装置;化学系张大煜教授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造燃料油的研究与实验等等。

西南联大心理学教授周先庚等一批中国心理学研究者,与美国心理学家进行情报伞兵突击队选拔方面的军事心理学合作。图为周先庚为军官心理测验致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信稿。

  在艰苦条件下,理科学者在纯理论科学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华罗庚关于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关于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等,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科方面,一些教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体系”,着手编著一些系统性的著作,如闻一多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中国文学史稿》等论著;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一整套著作,构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清华金属、无线电和农业特种研究所科研人员合影。第一排站立者左四叶企孙、左五梅贻琦,下蹲者左六吴有训。

  无论来自哪个学科,教授们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寄托了对祖国的挚爱与奉献。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给自己的专著起了《论道》这样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女儿问父亲,为何要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他回答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三次从军热潮  投入全民抗战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学习的学生有8000人,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共约1100人,约占总就学人数的14%。

1937年,时任北平学委书记的蒋南翔主编公开的进步刊物《北方青年》,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号召广大青年以多种方式投身全民抗战。

  长沙临大1937年11月开学,上海、南京于11月12日、12月13日相继陷落,武汉吃紧。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局势下,青年学生究竟应该怎样抉择自己的前途,是直接参加抗战还是继续读书,是一个艰难的选择。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的演讲,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但他同时号召,中国青年今天的努力方向是到军队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的胜利。这篇演讲鼓舞了青年学生参与抗战的决心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欢送从军同学会场。

  长沙临大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先后成立大学军训队、国防服务委员会、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不久后二者合组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学校作出决议给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保留学籍,提供介绍信。

  这一时期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大致分三类:一是去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如机械、电机两系的章文晋、孟少农、白家祉、吴仲华、苏哲文、张自清等30多人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二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如中文系学生熊向晖等;三是去延安、新四军及华北、华东敌后工作,如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李伟、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何懋勋等。

  第一次从军高潮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者始终未断。1939年~1942年期间比较集中的一次,是小批征调翻译人员和报考空军飞行员,联大学生12人被录取,其中戴荣钜、王文、吴坚、崔明川、李嘉禾等5人后殉职。

  第二次从军高潮的背景是配合美军援华作战。自1941年起,来华美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人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此次共征调70余人,约半数为联大学生。

  翻译家许渊冲当年是联大外文系学生。被分配到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机要秘书室,主要工作是情报翻译。陈纳德曾根据许渊冲翻译的情报迎战日机来袭。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为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联大四年级加其他年级志愿者共四五百人,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的独子、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梅祖彦。

  学生经过培训后担任随军翻译,联大的翻译官被分配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及湘西会战等,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有的协助美军培训地面部队掌握各种兵种的新式武器,有的被派遣到美国为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机械师做翻译,有的在美军总部工作。

  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中国航空公司招考飞行员,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11人。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后就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横断山北脉)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

  二次大战胜利后,美国政府表彰一些与美协同作战的盟军人员,授予铜质自由勋章。据现有资料,有16位西南联大担任译员的学生获得该项勋章,包括冯钟辽、梅祖彦等。

  第三次参军高潮——报名参加青年军,是在抗战战局严峻、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的情况下联大同学的爱国军事行动。1944年,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线,在豫湘桂黔发动猛攻,国民政府于当年10月发动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1944年11月,联大理、工学院14人入伍。1945年1月,联大200多名同学从军。他们全部被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任务。日本投降后,这批参军的同学绝大部分回校复学。

  西南联大从军学生与当时许许多多从军大学生一道,共同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不论在空军、陆军还是军工方面,也不论在步、炮、坦克、运输等兵种的前方战斗或后勤部门服务,他们都以大无畏的豪情,克服困难,出色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为抗战救国奉献了心血和力量,甚至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

  清华英烈 为国捐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清华人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到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他们浴血奋战,其中有些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有在白山黑水领导抗日武装,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张甲洲;有驾机勇撞敌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沈崇诲;有在掩护八路军野战总部转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凌则之;有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由于长期勤奋工作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纪毓秀;有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外交官杨光泩;有率部挺进缅北死亡地带,以九千之众歼敌数万的名将孙立人;有用自己所学知识支援前线部队抗战的熊大缜;有工作在秘密战线的熊向晖等。

纪毓秀,女,中共党员。1935年考入清华电机系,后转入外文系。1937年春到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1939年不幸逝世时年仅22岁。

  在目前已知的51位清华英烈中,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有30位,其中17位是共产党员。他们光辉的一生,代表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壮烈情怀,用青春和碧血诠释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

张甲洲,又名张进思,1930年考入清华政治学系,1932年4月与于天放(清华1932级学生)等奔赴黑龙江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在1937年转移途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图为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市的张甲洲墓。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面对民族存亡的考验,清华师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救亡图强,英勇奋斗,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更不会忘记那些早已铸入抗战历史丰碑的清华人,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执笔/金富军 王向田)

  来源:新清华 2015-08-28 第2002期 

 

2015年09月02日 11:45:44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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