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即多、静则深、研亦教:论清华科研的新阶段与新常态
——关于清华科研工作的若干思考 

教育研究院 何止

总是听到我们的老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们抱怨太忙太累,也总是看到面呈疲惫的教授行色匆匆地疾走在校园里,偶尔又耳闻某位教师因病住院,等等。清华大学的老师们、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们实在是太忙了!他们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应接着四面八方的诉求,承担太多的课题、研究项目,以及政策咨询的任务,还有自己本身的学术志趣,真是了不得!然而,钦佩之余,我又常常想,清华大学科研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目前这种状态与清华科研的历史定位是否协调?显然,不同阶段的科研任务与目标是不同的。如同成年人不能以青少年的方式做事一样,否则就显得幼稚。在第17次科研工作讨论会召开之际,我愿意将自己的一些困惑与思考与大家分享,并恳请大家的批评。

第一个问题:

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与水平是否已经超越了必须用数量和规模来证明自己水平,或者反映学术贡献的阶段?正如在20世纪末期,当清华大学从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综合大学时,我们在保持工程研究项目的优势之外,还不得不通过发表国际科研论文的数量来证明自己。尽管这种数量或规模的指标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我相信,大多数清华的老师们都会认为,我们已经基本超越了用数量或规模证明自己科研水平或反映学术贡献的历史阶段。如果这样,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的科研将以什么新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水平、实力与贡献呢?

  • 显然,这是一个关系到清华科研方向与定位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清华科研怎样为国家与社会作贡献的问题。我个人不揣冒昧地认为,假如清华的科研发展已经超越了必须用数量或规模证明自己的阶段,那么我们就应该不要太在意数量方面的指标,而更多地考虑在创新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对国家科学研究的引领,以及如何能够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新概念、新工具、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对传统学术理论的颠覆性突破与原创性成果。这是清华科研的时代责任。作为一所具有如此深厚学术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名牌大学,在那些能够影响和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伟大思想、理论与技术中,是不应该缺席的。试想之,如果清华科研的成果仅仅是若干所大学或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数学相加,清华科研的独特价值将不复存在,也辜负了国家和人民对清华科研的期望。

第二个问题

作为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的清华大学,国家的期望,以及其科研活动,当然不应该仅仅与国内大学去竞争,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清华科研在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

我曾经读过中国一位国企老总的文章,大概的意思是,他根据改革开放的历程,将中国经济和国企走向世界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其主要特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其主要特征是参与;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应该是共建。这是一个发言权逐渐扩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权逐渐增强的过程。无独有偶,我的一位老朋友和领导也曾经就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回国”的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出国访学或进修的一批学者,回国以后得到了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学完回国”,即仅仅在发达国家访学或进修已经不够了,而必须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回国才能得到重视;第三个阶段是“学成回国”,即随着出国留学越来越多,单纯拿到学位也已经不够了,而必须在国外学有所成,回国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发达国家学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都表达了同一个看法: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而这种变化已经在近年来一系列中国的国际交往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参考和借鉴以上两位专家的意见与当前的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交往的定位在经历了30多年以后,应该发生什么变化呢?与经济或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定位,以及留学生回国需求的变化比较,中国的高等学校,尤其是清华大学及其科研工作,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时,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新的定位和姿态呢?显然,过去那种“向外国人交作业”的方式与状态肯定是不行的了!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积极与更加进取的新定位。这里,1949年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启示。他在1945年的《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道: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底一件,是我们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独立”。1948年,他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提出,“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1987年他在回忆清华的发展历程时,更加明确地称“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显然,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学术独立性,首先是指中国学术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做西方的附庸。正如他在谈到翻译时所说的那样:“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冯友兰教育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话语!听了让人痛快和解气。为此,我也想:清华的科研和学术是不是也应该到了一个能够体现中国学术独立性,并且能够在国际上形成中国声音,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共同构建国际学术规范、学术秩序和科学共同体的时候啦?如果为时尚早,那么是不是到了应该开始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啦?这种独立性和目标与进一步加强国际的学术交往是一致的,而且也需要不断地向他人学习,但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定位与新任务。缺乏这种意识,恐怕会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这样一种新的定位也要求清华的科研必须有新的规划、政策和评价模式,必须有一种更加自信的科研取向。

不待言,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贡献方式与国际定位,“太忙”和“太急”的状态恐怕有点问题。众所周知,高质量的研究是需要集中精力的,太忙,势必精力分散;高水平的研究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太急,肯定容易粗糙。一般而言,充沛的精力与耐心的从容,都是科研成功的必要条件。为此,清华科研也需要一种“新常态”。我认为,这种“新常态”的科研至少应该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少即多”

即少量真正有水平、创新性、高端或上游的科研工作,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助于解决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重大问题、影响人类生活方式,以及有资格进入学术史,其成果在数十年,甚至更久远以后还能够为后人所引用的科研工作与成果,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了繁多低端、甚至是重复性或边缘性,或者是下游的研究项目的贡献,并且是真正的“多”。而且,集中精力在某个领域形成突破,比大大小小什么项目都做更有价值,正如老子所说:“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而这也恰恰应该是清华科研水平与实力的体现。其实,前者比后者更难。因为,它要求你有一双“火眼金睛”去发现和找到那种具有高度关联性、真正有广泛价值的方向与具体题目,并且能够持之以恒、不嫌寂寞地十年磨一剑,以及更加严谨的科研作风与勤奋,等等。它要求人们所付出的努力甚至更多、更难。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做好一件事,比做十件事更难”。而且,这也是一种做精品的状态,即从容、仔细与宽松的科研状态。实事求是地说,大凡科研的精品,都需要大量的精力与资源的支持,需要充足的时间。一般而言,科研成果的价值常常与该成果所用时间的长短成正比。事情多,精力分散,资源稀释,难免粗制滥造,很少能有精品。其实,敢于放弃或“少”做几个项目,也反映了一种科研的认真态度,它体现的更是一种对自己、对本身从事的科研项目,以及对科研团队和同伴的信心。而且,这种“少即多”也是科研的一种境界,体现了一种争取独创性和基础性成就的科研水平与能力。记得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曾经提出了“Less is more”的建筑设计哲学,他放弃了大量的空间与装饰,而达到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效果,其理念与实践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启示。

第二、“静则深”

即安心、从容、专注和淡定地从事基础性、公益性和创新性的科研工作,才能够使科研工作达到深刻的程度,产生久远的影响。要真正实现高水平的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研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安静、专注和淡定。心猿意马,朝三暮四,是高水平科研最大的忌讳,也是不可能产生原创性的成果的。尽管大学的学术环境与氛围的内涵非常丰富,但不容置疑的是,安静与淡定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宁静的学术氛围的大敌则是“热闹”,这种“热闹”只是娱乐界的特点。清华必须防止这种大学娱乐化的现象,学校中基本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静谧。其实,这种“静”实际上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科研模式,也是最有效的。君不见,那些充满自信的人常常是闲庭信步,从容不迫。曾经有人问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硕大成就的方法和“秘诀”,他的回答只有耐人寻味的两个字:“耐烦”。而他对于自己所写的文章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 甚至在这些文章已经出版和发表以后, 也还在进行修改。这也就是他常常说的“耐烦”。而上海辞书出版社所编纂的 《辞海》对 “耐烦” 的简单解释, 即是“忍受得住;禁得起”。当然, 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耐烦” 所包含的意义,已经大大地超越了这个解释。这里,有一件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也许大家都知道《大学》这篇经典文章,许多人也都会背诵。但是,据了解,大多数人所知道或背诵的只是前面几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后面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却常常被大家所忘记。其实,后面这些话,恰恰是实现大学之道的根本途径。而这也正是“静则深”的意义。因为,一所优秀大学,恰恰是能够沉得住气的大学,也是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大学,老子所谓的“静为燥君”,也许正是这个意思。

第三、“研亦教”

即清华的科研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活动。这也是大学科研的内在属性。这种科研属性要求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应该向学生开放,所有的实验室都应该是学生的教室,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是学生的老师,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是教学与课程的资源,等等。而这种“研亦教”的实现机制就是将清华科研的优势转化为教学的优势。我甚至认为,清华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之一,恰恰在于它具有一批科研素质非常高的教师,有前沿性的科学研究的课题和项目,有广泛的国际视野,以及丰富的科研资源。其实,这种“研亦教”正是大学科研最初的本体功能。根据周川等专家的研究, 威廉·洪堡先生当初之所以在大学倡导科研,正是为了改善教学的质量。因为,“在19世纪之前, 欧洲的大学基本上是职能单一的教学机构, 教师们在讲台上宣讲他们已知而学生未知的知识。1809年,洪堡痛感于大学这种守旧的习性, 借鉴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经验, 首次提出了‘教学和科研的统一性’原则, 主张在一种‘批判性、创造性的复杂思维活动’中, 将教学和科研形成‘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 并且同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创办全新的柏林大学实践这个新原则”。(周川:《从洪堡到博耶:高校科研观的转变》,《教育研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洪堡当时提出大学的研究功能,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强调研究,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洪堡看来,大学应该培养“想象力生机勃发、精神深邃、意志坚强、言行一致”的“完人”,这种“完人”一生都“永远处于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探索未知和真理的渴求,而这些品质也正是“人的真正价值”。教育的目的就是激活这些品质,并且把它们“最充分地和最均衡地培养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洪堡认为,最好的教学方法就在于,把一切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提出来,让学生作好准备,从中去找出最巧妙的解决方法,或者最好是仅仅从一切障碍适当的描述中,自己去发明这种解决办法。而且洪堡断定,在大学中最能体现这种“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寻找解决办法”的方法,就是科研。(同上)由此可见,洪堡之所以全力地倡导大学的科研,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还是人的培养。所以,“研亦教”正是大学科研发生的始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科研作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的独特平台与重要资源,也恰恰是清华科研的内在价值。

清华科研的新阶段必然带来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也需要有新政策的支持。非常希望清华的科研有一个新局面,让我们校园的氛围更加安静与从容,老师们紧绷的节奏能够宽松一点,急促的步履能够缓慢一点,沉重的负担能够轻快一点。由此形成一种更加健康的新状态,进而创造出更好、更大、更多的能够彪炳史册的科研成果与贡献。

 本文转自《新清华》第1993期

 

2015年05月26日 10:20:01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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