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识为先  文化育士

●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 杨 斌 

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校全面开展已20年了。当年教育部主管领导周远清同志说,文化素质教育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会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20年过去,回头一看,确实如此,并且这个重大影响仍在持续深入中。

这里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就深化文化素质教育谈些认识。

一、清醒认识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在清华大学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中,对于人才培养的成果、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特别关注了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变化。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各种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从清华走出来的人必须有远见、有担当、有本领,能够适应并引领世界未来的发展潮流,能够走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能够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程,清华要为国、为天下育“士”,这种“士”,要具备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宽厚基础、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与这个目标对照,我们在办学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上都还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着眼长远,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把文化素质教育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认识与展开,是使之沿着理性方向持续前行的前提。

在这次教育讨论中,结合大规模的校友成长调查,我们发现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是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价值取向,以及勇气、毅力、自信和团队精神等人格品性,而这方面,正是20年前全面发端但其实贯穿百余年中国大学求索历程的文化素质教育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以理念的突破与共识为先导

以理念为先导,是全面开展文化素质教育20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清华的办学史上对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进行过持续的探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对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进行探索,开启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崭新阶段。世纪之交,清华大学第21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提出了“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后来逐步形成了13个必修学分、8个通识教育课组和一批核心课程,加上系列讲座、校园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文化实践等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调研表明,多数学生认为我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设置是成功和比较成功的,学习是有收获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课程质量不高,要求不严,被学生戏称为“水课”,而且,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专业课程与环节,对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程的意义和定位认识不足。只有突破对培养目标、教师责任与学生追求上“专业化”、“职业化”的束缚,改变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压倒价值理性的局面,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的新局面才能有效打开。

2009年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曾在校内对19个院系进行调查,发现对于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在理念上缺乏了解与共识。后来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决定加强与有较好基础的经管学院和钱学森力学实验班的合作,以求在点上有所突破,再以点带面。经管学院明确提出: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不是为了为专业打基础做补充,而是为学生成人的目的服务;通识教育应该形成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以实现本科培养目标: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院压缩了专业教育的比例,加大了通识教育的权重,使得素质教育得以大步前行。以钱颖一等牵头的《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2014年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而得到较大范围的认可。院系试点当中所形成的核心共识,即“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在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得到普遍认同,被写入《清华大学章程》与《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也称为40条,或清华教改2020,以下简称为《意见》),其中,清华大学本科教育体系由以往的“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正式调整为“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通专融合),在理念上将通识教育置于与专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非专业教育的预备而是贯穿始终),对通识教育的质量水平明确提出很高要求,强调专业教育也要以“三位一体”为指导,要将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清华大学于1923年征集胜出并流传至今的校歌,表达了学校的教育使命,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与“三位一体”的理念高度吻合。其中“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等句,突出了清华“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风格,而“器识为先,文艺其从”则鲜明地表达了“三位一体”、立德树人的根本理念。此文以“器识为先,文化育士”为题,是想表达对清华教育传统的崇敬并加以传承弘扬的意念。

三、加强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

理念成为有效的全校性的行动,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推进素质教育上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许多工作是与学校教学部门与学生系统协同开展的,成效显著。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素质教育必须是“校长工程”,校长与主管校领导是否真正重视,工作是否得力,并得到院系负责人的积极主动响应,是素质教育是否能够长久有效推进的关键。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不能满足于修补改善,定位在微观调整;今天所面临的形势,经济社会环境剧烈的转型,行业解构与工作类别的新生频发,学习者的需求和偏好的代际迁移,教育学习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要求教育工作者以一个更大的图景、以整体变革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问题以及使命。要有勇气拥抱教育教学范式的转移,有的地方甚至需要以“断裂式”的方法来认识,来创造,来重构,这更需要学校层面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来自教师和学生们的自觉积极参与。这对文化素质教育也不例外。

第24次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讨论会就是一场在校长的直接领导与参与下的提升理念、统筹规划并做出顶层设计的工作。通过全校性的大讨论,最后形成的《意见》不仅明确了理念共识,而且进行了统筹规划,改革内容涵盖教育教学目标任务、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治理结构、课程建设、学生工作、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以及组织实施等方方面面,希望能够为深化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蓝图、路径、氛围和支撑力量。

关于课程建设,《意见》明确要“探索建立通识课程体系,积极推动通识教育试点项目。建立中国特色、清华风格、时代特征的本科生通识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按照专业课程水准和面向非专业学生的原则,通过小班讨论课、助教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通识教育水平和课程质量。”

同时,要真正落实“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必须重塑师生关系。这是“三位一体”教育的核心与抓手。陈吉宁在教育讨论会的闭幕发言中指出:在学校里不能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辅导员培养价值观,将此二者相互分离的倾向必须破除。广大教师必须承担起学生价值塑造的主要责任,通过“言传”和“身教”来感染学生,用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陶冶学生的情操。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重视素质教育,力行素质教育,要以上通识教育课程为荣,并以素质教育为纲,努力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要利用每一个教学环节、创造一切机会加强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大幅度提高在课堂学习、学术研究和校园生活中师生互动的质和量,以收“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濡染观摩之效”。同时,要推动教学相长,纠正学生把导师及导师把自己当做“老板”的倾向,形成健康和睦、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

《意见》还要求我们主动变换工作焦点,推动教育教学主体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教与学,是办学的一对主要矛盾。认识规律和教育规律都决定了大学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要抓住学生学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其实也是蒋南翔“因材施教”的理念精神。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知识传授,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工作重心落在抓教师、抓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评价主要看考试成绩。其结果是,学生的学术志趣和认知之外的能力,特别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视野胸怀等方面的提升诉求,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成长需求被压抑了,创新创业空间被挤占了。要改变这种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必须变换工作的聚焦点,推动教学工作从以教师、讲授为主体向以学生、学习为主体转变,即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价值塑造、认知挑战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得以落实。

四、提供切实的组织机制体制保障

我国高校对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教育的机制体制进行了多方的探索,教育部组织的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素质教育研究会都是有效的机制,与许多兄弟院校一样,清华大学也在组织机制体制上进行了探索。

在《意见》中规定:“探索构建鼓励创新、管理规范、分工负责的治理模式。明确教师、学生、行政各自职责,学校和院系分级负责,健全教学责任和教学管理体系。”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所以《意见》规定要“建立教学委员会,负责审议教学计划方案,评定教学成果、教学质量,检查、指导教学管理和教学队伍建设等重要事项,对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咨询建议。”

同时,要发挥学生在教改中的主体作用,学校设立了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强化学生对于课程和培养方案的反馈机制。这个咨询委员会由来自多学科和不同年级的20名学生、学生会代表和2名老师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同学们关于开课、选课、上课的意见,然后整理成议案,每月与教务处沟通讨论。在已经召开的咨询会上学生们就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大小班结合的课程、小班课与学生组织合作等提出了建议。同时,学校还建立包括校友、行业代表的学生培养发展咨询委员会,提供前瞻性、专业化的咨询建议。

《意见》还明确要“试点书院制博雅教育,在部分院系推广较为完整的两年期通识教育体系。建立通识教育责任体系,在教学委员会下设立通识教育委员会,与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共同统筹协调全校通识教育的目标、方案和考核评价;建设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中心,负责全校通识课课程组的建设、协同、组织、规划和研究;学校以适当集中共享的方式规划学术活动的物理空间,给予配套经费,建立健全管理和运行的长效机制。院系按照学校要求开设通识课程,开课数量和质量列入院系年度考核内容。鼓励高水平教师开设面向全校的通识课程。”

清华的这些部署,试图从一种实践的角度来回答文化素质教育推行中各院校都在探索的组织方式之惑:基地、院系、本科生院、书院,如何最有效最落实?教育教学(课堂学习、硬课程)与养成实践(学生生活、软体验),如何能更有机结合?创新、实践,这样一些符合时代特征的通识教育形式,如何融合进文化素质教育中去?这需要我们通过持续的实践来回答。

我们相信,清华大学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与《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将会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拓展更加宽广的路径,但是,无论从理念的共识、顶层设计的推进和具体工作的落实,仍需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在实践中的完善。我们将借纪念文化素质教育20周年的东风,不断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进一步凝聚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工作做实做好。

来源:《新清华》增刊 2015.2

2015年05月22日 09:02:0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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