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话题: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来源:光明日报 2013-9-11 李学勤

编者按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引领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献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作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出土文献研究已经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强力“引擎”,而如何通过理论、范式、方法的总结和创新,进一步深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不懈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今天,本刊邀请李学勤、黄德宽、朱凤瀚三位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他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和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由上世纪50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现,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但是数量较为零碎。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于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虽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当发达,然而近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证实,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样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许多。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称号,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佐,或释)盘,在恭王之下又补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作器时“天子”是宣王,这样,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业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于《史记•周本纪》。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方鼎、禽簋记周公东征,沫司徒簋记封康叔于卫,何尊记营建洛邑等等,都可与《尚书》《史记》等典籍对照。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区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征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畯尊、胡应姬鼎等;关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的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由于一批当时的金文,如宗周钟、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了解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况。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狁作战等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谓“宣王中兴”的证据。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类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主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详细记载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结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补充修正。

  可以预见,今后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重建古史,阐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欧亚学院院士)

2013年09月11日 13:37:48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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