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清华人

●新闻中心记者 高原

图为清华团队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合影。

  2011年12月11日凌晨,南非德班,第十七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经过14天“马拉松”式的艰难磋商,会议终于进入最后的“加时冲刺”。

  由于各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原定于12月9日晚鸣金的大会再次与往届一样被拖入“加时赛”阶段。持续两周的利益博弈、立场交锋以及近4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谈判磋商,令与会代表疲惫不堪。

  虽然会场上仍然存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但是工作组主席最终落下木锤,一份“长期合作工作组文本”通过决议。德班大会在最后一刻保住了《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并决议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滕飞揉了揉眼睛,长舒一口气靠在椅背上。连续30多个小时大脑高负荷运转,让他的神经高度紧绷,此时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这位来自清华核研院的副教授,已经是第15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每一次谈判都是一场 “恶战”,是对个人智力、体力和心理素质的极致考验。

  滕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1年,清华大学共有7位教师作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或顾问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是历年来“清华团队”人数最多的一届。他们中不仅有老一代能源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60后”、崭露头角的“70后”,更有活力四射的“80后”。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多次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参与中国能源政策的制定,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地球的低碳未来和中国的绿色发展默默奋斗着。

挑战存在于谈判的每个细节里

  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图瓦卢岛本是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但如今科学家预测,随着温室气体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图瓦卢岛可能在50年后沉入海底。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深刻真实。

  气候变化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浮出水面后,一直仅被视为能源环境领域的问题,鲜为外界关注。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各国对能源环境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发展中大国的强势崛起等因素,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 “巴厘路线图”,再到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被视为发展问题、政治问题,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新一轮洗牌的契机。历年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也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成为各个国家的角力场。

  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的期限。如何能顺利达成第二个承诺期,如何能完成“巴厘路线图”未尽的使命,新的气候谈判轨道又将指向何方?这一系列问题都使2011年的南非德班大会成为转角时刻。

  清华作为国家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的重要支撑单位,每年都有多位教师投入到谈判的前期工作和谈判过程中。2011年,清华7位教师走进南非德班谈判厅,参与了4项议题的谈判工作:国内最早关注气候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之一、清华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此次作为代表团特约顾问出席。核研院教师段茂盛参与了碳交易与市场机制相关议题,核研院教师刘滨、柴麒敏参与了 “长期合作行动下的共同愿景”议题,核研院教师滕飞、周剑参与了“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计划谈判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议题,环境系教师王灿参与了 “公约谈判中关于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

  1994年来到清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室的刘滨参与了2000年后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她表示:“每年的谈判都异常艰苦,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南非德班也不例外。不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直接为国家争取利益,我觉得非常荣幸。”

  每天早晨7点,去会场的班车已经在宾馆外等待出发。8点,代表团内部协调会;9点,“77+中国”协调会;10点,谈判会议正式开始。会议常常持续到下午,还没来得及吃一顿正式的午餐,下午紧张的谈判又开始了……随着大会议程的不断推进,工作层的谈判不断向部长级和首脑级的小范围磋商转移,谈判日渐白热化,工作强度和难度也随之加大。代表们从会场回到宾馆的时间越来越晚,往往觉还没熟睡,就又起身披衣坐上了回会场的班车。谈判最严峻的阶段,甚至三四十个小时无法离开会场。在哥本哈根,由于纬度较高,他们压根没看见过“童话之城”的太阳。

  在德班,即使宾馆与会场仅仅咫尺相隔,他们仍来不及回去小憩片刻。

  这些体力上的挑战,对于每年参与气候谈判、习惯于“打硬仗”的清华团队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真正的“魔鬼挑战”存在于谈判的每个细节中。

  “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守住底线获得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能有丝毫松懈。”2010年留校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研究的80后青年学者柴麒敏博士,已经有过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经历。

  在德班,柴麒敏所在的小组遭遇了一次艰难博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一句空话,如何监控审评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工作组主要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发达国家提出设立新的评审机构,发展中国家提出由联合国已有框架下的机构完成审评工作。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关乎审评的公正性和每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工作组的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周,形成若干方案提交给大会决议层。令人遗憾的是,最终这个议题由于各国存有分歧无法达成一致,仅承认这是一个探讨方向,但没有最终结论。柴麒敏介绍说,这在谈判过程中是很正常的事。在他看来,尽管让所有国家达成一致变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谈判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进步的必经之路。

  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是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永不磨灭的番号”

  气候谈判是场硬仗,清华作为最早的参与者,是在战场上活跃了10余年的“老兵”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高校学科建设百废待兴。时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现核研院前身)所长的吕应中在国外考察时发现,与国内计划经济所采取的 “土账本”“拍脑门儿”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能源政策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科学分析论证后制定的。深受触动的吕应中回到清华后,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能源系统分析实验室。实验室初建时一穷二白,国内没有相关专业学科,更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实验室不得不临时从其他研究室抽调人手,从零开始。就这样,我国能源系统工程学科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被世人关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同年,清华作为国内最早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之一,承担了我国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级研究课题———亚 洲 开 发 银 行(ADB)技术援助项目“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对策战略 (TA1690-PRC)”。1994年~1996年,时任核研院院长吴宗鑫、教授何建坤等参与完成了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这是我国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主要问题和战略。与此同时,我国气候变化的研究队伍开始初具规模。

  清华也是从这时起开始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来,为政府谈判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国际气候谈判涉及问题的延展和深入,最初的研究者逐步被吸纳到谈判队伍中成为谈判者。从实验室走向谈判桌,从科研工作者到谈判专家,如何在角色身份的转变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多年谈判桌上的磨砺让他们在两种不同角色之间找到了平衡: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本着科学的态度看待和分析问题,这是职责。身为一名谈判专家,需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底线,这是使命。二者不是矛盾的对立面,而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

  科研项目不仅可以作为谈判的技术支撑,谈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也为科研工作带来了灵感。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采取的减缓行动缺乏透明度、减缓效果没有国际社会认可的测量评估报告,由此引发了新的谈判焦点:如何提高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如何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既维护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自愿性,又能提高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统一性?这些问题成为滕飞等人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相关成果为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减缓议题上的谈判提供了对案。

  “就像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里那支队伍一样,我们也是一支没有番号的队伍。但在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冲到最艰难的主力阵地上,虽然这与我们平时的定位有所差异,但是既然到了那个位置上,就应该打出漂亮的一仗!”滕飞坚定地说。

低碳之路,清华在行动

  “气候问题分两个战场,在国外是一种博弈,在国内是一种平衡。”何建坤对气候谈判深有感慨。

  如果说气候谈判是一场战争的话,那每年的气候变化大会无疑便是厮杀最为激烈的战场,胜负取决于战场上的发挥,更取决于“内功修为”。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压力,更是出于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是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过度倚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还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化石能源的消费所带来的空气污染,不仅捧红了“PM2.5”,更让低碳问题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在2012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纷纷表示:低碳减排不仅是发展问题、政治问题,更是民生问题。

  中国要走出一条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如何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在国内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协调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也是清华团队的研究核心。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到把40/45目标细分到各个省市和每个行业中,清华团队不遗余力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从2008年清华低碳能源实验室建立(我国第一个以低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实验室),到成立 “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清华在低碳研究之路上始终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国家紧急启动“973”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清华牵头承担了12个项目中的4个,7位教师入选“973”首席科学家,其中包括2位副教授。

  在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清华团队又为自己增添了新的角色———“宣传大使”。在谈判期间,会场外搭建起“清华展台”,向世界宣讲中国的气候政策、节能减排成果,散发研究论文,吸引了众多目光。会议期间,清华还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院等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举行多场边会,围绕“亚洲应对低碳发展”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1年12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专门发来感谢信,对清华教师在德班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的出色表现表示肯定。对清华团队来说,谈判还将继续,低碳之路任重而道远,他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为地球的绿色未来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COP)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

  来源:新清华 20120-03-23 第1873期

 

2012年03月26日 16:21:5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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