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论剑:专家激辩校企合作

  【新闻中心讯 记者 淑霞】10月15日,能源、经济和环境论坛暨2010年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相关专家聚集一起,共同进行“校企合作?清华论剑”,就校企合作相关话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东方卫视、上海第一财经电视节目“头脑风暴”的主持人袁岳主持了清华论剑。以下为清华论剑实录。

  袁岳: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今天受邀主持下面环节的讨论,我感到非常荣幸,本人也在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任教好几年,跟清华之间既有工作上的关系,也有情感上的联系。我们下面讨论的环节跟校企的合作有密切的关系,7月份我访问以色列,参观了好几个校企大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清华大学在中国的校企合作当中应该是走在前列的大学,有非常多新的构想。希望下面的环节,让我们对他们有所了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见解,也欢迎在最后的环节中间,跟嘉宾进行互动。

  下面有请对话嘉宾,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主任康克军教授,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陈云华先生,日本东芝公司执行董事须藤亮先生,美国康明斯公司副总裁Sean Milloy先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产业合作部的企业关系副主任Todd Glickman,欢迎!

  其实台下的各位朋友在校企合作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一会我会有许多问题需要大家回答和发表意见,同时我会有一些互动跟进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题目起的有点性感,叫做“清华论剑”,因此有些问题稍微要问的细一点。第一个问题,校企合作,包括我们过去说的产学研合作,我们也说过官、产、学、研合作,所以校企合作本身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间,我们现在跟以前相比较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做法和新的考虑?比如我们很感兴趣MIT,因为MIT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间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在现在校企合作中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方向,一些跟过去相比较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企业的代表,我们很想知道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在和学校合作方面,跟以往相比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做法和新的考虑?

  Todd Glickman: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此和各位会晤。大家知道,清华大学马上就要迎来百年校庆,我们MIT也将会迎来150年的校庆。在150年的MIT历史上,一直有这种想法,能够和社会共享它的研发成果,因为他们有着天然的企业家和技术方面研发的冲动和激情。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多方位的平台。在未来研发项目里,能源是非常重要的项目,除此之外,就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也是一个相关的重点,我们发现为了解决这些艰巨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才整合,让他们进行合作,这是MIT现在所从事的一些研发的模式。而且我相信,这种理念现在已经在整个大学范围之内普及开。

  另外,我们应该促进大学与行业之间的合作,把不同学科的人员汇集到一块做到学科分享,从这个层面来讲,作为企业和大学之内的合作,在过去150年历史里面,我发现这个模式总体来讲是不错的,更主要的是校企合作有诸多的好处。

  袁岳:在MIT跟企业合作的之间,有两种问题,一种是MIT自己界定的问题和要开展的科研工作,然后把这个成果卖给企业,或者是推销给企业,也许在某些方面需要企业一起来合作。另外一类,可能是跟企业形成项目合作制的方式,在MIT跟企业合作之间,哪一种是主导性的?

  Todd Glickman:答案是“是”,两种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MIT的一些老师,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具有好奇心,更主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解决方案推举到全球范围之内,我们MIT老师也非常愿意这么做。MIT非常深刻地感觉到一点,作为研发人员,他们必须要了解一下企业和业界真实的需求,把这个诉求转化成自己的研发成果。另外,我们鼓励一些学生参与到中间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一些老师和学生获取研发技术的许可证和专利,如果有专利的话,使得那些师生能够成立自己的公司,更重要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找到MIT有什么技术,让企业很容易跑到大学里面找到研发的成果,进行商业化。

  袁岳:同样的问题问二滩的总经理,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和学校的合作上面,给自己确定了什么样新的目标和新的合作模式?

  陈云华:企业跟学校的合作,首先还是要始于企业和学校的内需,各自的需要,今天的论坛主题恰恰是经济、能源、环境,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我们所在的单位是从事雅砻江水电开发,现在国家在当前一个历史时期应该鼓励发展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在2020年一次的能源消费要从现在的7%增加到非石化能源占到4%,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水电开发是在今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当中要占非常大的比例,这就给我们日常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压力。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雅砻江的水电开发,现在又迫切需要科技的支撑,因为我们现在所承担的工程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坝,同时又是最庞大的地下动室群。所以说,我们清华站在科学的前沿有非常庞大的科研和师资力量,我们对科技的发展,科研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身就是我们内部需要。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清华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学府,有庞大的师资队伍,同时又站在科学的前沿,当前一个历史时期,清华是要抓住当前水电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期,清华同样的对提升它的基础科学研究来发展清华,壮大清华,也是一个发展需求。我想校企合作,首先还是要双方都是有需要的。

  第二,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企业是有资源、有产业、有资金,学校里有人才、有科研、有基地,有一系列的前端的科学产品,我想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我们人才之间的交流,以及创新模式的合作。这应该是今后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模式。在这个期间,我们跟清华之间,在流域开发,人才交流,课题合作,包括对前沿科学的研究,都有许多案例。

  袁岳:我知道公司管项目和管事情比较实在,到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要产出,产出多少,时间节点都管理的很清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做事情的一个特点,不像公司里什么时候一定要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我想问一下,在跟清华合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套方法确保产出?

  陈云华:我们跟清华的合作,主持人提到的有关具体课题的研究研发有一套非常明确的程序和时间要求。比如,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跟清华的老师一块提炼的相关的课题,跟科学研究的问题是需要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的层面上鉴定,同时有时间要求,完成这个科研研发以后,同时要求我们的老师和科研人员要指导我们,贯彻落实到工程的一线当中去。对于工程的施工,尤其在当前,在世界级的工程面前,我们已经突破了当前的一些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科研的创新和研发要用到工程实践当中去的,是要立竿见影的,要有实际的成果。

  袁岳:还有一个小问题,其实哪个公司跟哪个学校的合作,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偶然性,比如说这些合作项目,在陈总手上可能和清华合作了,如果不是陈总,其他的总是不是可能不见得要做这些事情?顺便问一下,您是不是清华的校友?

  陈云华:我做梦都想上清华,上不了,清华很难考。确实,主持人说得对,合作是有偶然性的。我很荣幸的,我从事的雅砻江流域的开发,除了正常的水电科技的创新以及科技的前端技术的应用之外,我们跟清华两位校长都提到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偶然性: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隧洞,为我们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一个契机,有个暗物质的实验洞,这是非常偶然的,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还能为清华提供这么一个极地最深、覆盖最厚,而且实验条件最好的实验场所,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清华的老师和学者能在这个实验室揭开神秘之纱。

  袁岳:清华做校企合作已经有蛮长历史了,你前面也介绍了校企合作的东西,重点谈一谈现在的做法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康克军:我们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历史相比其他学校来说时间长一些,工作更深入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交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共同探讨校企合作的发展。我个人感觉,从这几年新的情况看,大概校企合作有一些新的趋势,一个是过去校企合作一般都是企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技术问题,看看有没有老师能够帮助解决,还有老师搞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看看这些成果能不能在哪些地方产生一些成果。逐步地大家交往越来越多,成功的概率越来越高,合作起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但是,我感觉到这几年我们通过跟很多企业的共同努力,有一些新的发展状况,一个是合作的战略性、战术性的内容变多了。有些企业是致力于在一个领域要长期发展的,恰恰我们有一个学科领域也是在这个领域里头长期发展的,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双方可能觉得在这个领域里头有可能存在一个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所以,这些年学校也鼓励一些企业和一些学科建立一些长期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以前的合作是点对点,现在合作的范围更加宽了,因为一个企业的需求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有的时候看似是一个机械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材料问题,可能会变成一个信息问题,控制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跟企业合作的时候,也是努力把企业的需求和我们多个学科结合起来,合作的范围比以前宽了。

  另外,合作的紧密程度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些合作项目,在双方合作起来以后,经常看到企业的技术人员到学校里来,呆在老师的实验室里头,过去一般是签一个合同,一年以后来看看。另外,也有我们的教师学者深入到企业里头去,跟技术人员一起在企业的技术环节上做很多实验,这也是适合于一些新的,比较难的科技成果的研究和转化,因为它需要双方力量的介入。

  双方有一些优势资源的互动也开始发挥作用。比如陈总讲的,他们跟我们的合作基本是在水利、能源、土建、施工,现在由于他正好有一个这么深的隧道,这么好的条件,我正好负责一个项目,是暗物质研究,说实在的,暗物质研究给企业不会带来什么直接的效益,但是他这个条件很好,这种资源世界上非常稀缺,我们很感谢二滩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清华还跟地方政府和很多国家的机构联系非常密切,我们通过这种平台可以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家在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政策、情况。另外,我们也引导一些企业到地方的各省市的一些新的区域,跟它的创新体系进行结合,也有可能给企业带来一些机会,我感觉合作的方式、内容、深入的程度都在发生变化。

  袁岳: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跟资本的关系。我发现有些东西风投和资本之间有一些关系,比如以色列大学构成自己的一个科研基金,在我们国内无锡,他们很关注跟一些学校里有潜力的产业进行联系,今后稍微有一点样子会引入一些资本。我不知道,在清华的科研工作中间,这类模式是不是也在探索和应用?

  康克军:实际上这些模式在我们这儿也发生了很多。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有一个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它是为国家和各级政府,以及特别大的一些企业设计应急平台,他要把国家的法规法律,还有管理方面的要求,以及地方区域里各种特殊的情况,包括各种危险源以及救援的资源力量整个结合起来做一套体系。刚开始,这个一些外部的资本带有风险投资的性质介入进来,成立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就是承接我们在公共安全里头研究的成果,然后把它转化成能够为各个应用单位提供的产品。刚开始这个企业也是非常小,经过四五年的发展,上个月刚做了第二次扩股融资,原来大概是几百万的投资,现在说起来就算“天使投资”,第二次募集就非常好,好到1块卖到10.6块,价值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这个企业现在销售收入也非常好。这样的例子我们很多。
 
  袁岳:谢谢。请须藤亮先生介绍一下,因为东芝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有一些和大学的合作,特别要看技术本土化的过程中间,它如何和学校加强合作?

  须藤亮:东芝有140年的历史,可以说我们的历史比清华大学还要久一些。我们东芝集团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差不多是在20年之前开始的,在很多领域,比如半导体、无线技术,还有一些其它的技术,主要来促进校企的合作,特别是与清华的合作。我们与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合作的研究中心,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当中,我们进行了8个项目,比如智能电网的项目、二氧化碳捕捉和储存的项目、水处理技术。我们也希望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应用到中国的市场上,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市场,也可以应用到日本以及其它的一些国家,这可以说是我们本地化合作的原则。

  袁岳:我们有请Sean Milloy,同样的问题对康明斯这样的公司来说,在校企合作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做法和目标?

  Sean Milloy:大家好。康明斯主要是非常注重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我们也和供应商以及政府的实验室进行合作,我们也跟很多的大学进行合作,比如MIT、清华大学,还在印度跟大学进行合作。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清华大学资金的投入方面可以说排第二位,我们可以看到清华大学对康明斯的研发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讨论的题目跟我们公司的合作价值非常一致,这也与我们的项目相一致,我们主要是用重型的卡车,在中国也进行使用,在未来也会进行使用,我们希望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效。

  我们跟清华非常紧密的合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要制造一些工具,来生产我们的产品,提高能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第二、一些核心技术,特别是材料或流程,现在不仅用于我们的产品当中,而且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这样能够进一步促进我们的产品提高能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一些公司,能够把这些技术推向市场,我们与这些新的公司进行合作,来提升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我认为将来清华大学跟我们之间会有更广阔的一些合作,特别是跟清华跨学科的合作,比如我们跟工程学院、环境学院进行的合作,以及跟政府的一些合作,来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满足当地的需求。

  袁岳:我有一个问题希望跟您讨论,中国作为汽车的应用发展非常快,康明斯的发动机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康明斯这样的公司和清华,或者其它的中国大学开展科研的时候,康明斯对于技术的公开,或者说技术分享方面有没有什么政策?是不是跟中国大学合作,你们技术含量够高吗?

  Sean Milloy:我觉得保密的问题毋庸置疑,是校企合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可能主要是资助或参与,但这些可能并不是关键技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们在校企合作的时候,更加开放,透明,而不用担心我们关键技术被泄露出去。

  袁岳:下面我们换一个角色。下面问的问题主要是从存在问题和改进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在座的有三位来自于企业,两位来自于大学。首先的问题是给大学的,我们和企业的合作过程中间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障碍,站在大学的角度,觉得跟企业合作中间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只提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会儿问问企业,他们怎么看待你们提出的问题。首先,请康校长来提。

  康克军:要我说的话,我感觉两个问题相对突出一点,一个是理念的问题,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大学的文化氛围和企业是有很大差距的,企业对于投入产出比较敏感,大学往往做事情比较自由,可能时间不会那么准,花钱花多少也说不清楚,最后结果出来的形式他觉得行了,但是企业可能觉得还有问题,这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包括有时候企业想让教师做一个项目,有的企业认为你得给我好好做一个预算,这个教授算不太清楚,只能给一个大概其的数字,在企业里头认为算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感觉,现在这两方面的差距在减小,这是一个好事,很多企业也开始比较理解学校的研究方式,企业开始逐步把不同性质的研究课题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要求。

  第二个是知识产权处理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企业在研究的过程中间,他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头保持比较高的竞争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个人认为,我们清华大学在处理跟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关系上还是做的不错的,我们大部分成果采取共享的方式,而且双方签协议,保护双方在合作之间各自的权利。另外,在成果出来以后,企业要实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一定的时期里头,唯一的,独家的把使用权给这个企业,当然前提是你不能影响我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多种方式来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总的来说,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合作伙伴,对清华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比较满意的。

  袁岳:我把这个问题给须藤亮先生,你们跟大学都有合作,大学老师或教授,他们干活的方式和干活的要求跟企业的要求之间有一些差距,我们企业认为应该是这样,结果他认为干成这样就不错了,像东芝这种公司在跟大学合作的过程中,怎么样处理不一样的看法和不一样的感受?一会儿问一下Sean Milloy先生,你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跟企业之间是怎么样安排的?

  须藤亮:非常感谢,我想从市场需求层面做一些解释。因为我们不光是关注经济层面,当然经济层面在校企合作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关注市场需求。校和企都应该在进行合作的时候满足彼此的需求,另外,我们必须要挖掘一些技术的潜力,一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要确定这个项目所研发的技术未来潜力,看看这个技术是否有足够的市场潜力,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改善技术,实际上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未来技术商业化的市场前景。因此,从东芝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大学生从一开始要估计到技术的潜力。

  袁岳:东芝是否将花更多时间与大学进行沟通和交流,特别在你们和那些大学进行项目合作的时候?

  须藤亮:我们公司肯定要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在项目伊始肯定会进行一些交流与沟通。
 
  袁岳:您能不能站在康明斯角度介绍一下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

  Sean Milloy:我对前面的问题做一个表述,从康明斯的角度来讲,清华大学的大学教授对于中国技术市场的需求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教授对市场的需求不是那么敏感,另外,我们和政府官员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关系,可以了解一下政府对技术的一些观点,这一点对康明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从技术研发的角度来讲,大学的角色主要从事一些基础性的研发工作,而且做一些技术层面的验证工作,我需要强调的一点,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技术的验证工作,并不是产品的验证工作,商业化以后还存在一个产品的验证工作,从康明斯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做一些技术方面的验证、产品方面的验证,然后把他们所做的技术方面的验证工作,纳入到后续的产品验证工作中去,然后进行整合。这就是我为什么和清华大学进行合作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一些工具。从知识产权角度来讲,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会涉及到一些不同学科,不同的教授,但是毋庸置疑肯定对双方都呈现出不同的机会。另外,我们有一些核心的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把这些技术和产品提供给客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关注的是技术,吸收这些技术,使得产业发展更快一些,在这方面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特别敏感。

  另外一方面,我们一直致力于促进校企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互相信任的合作。从大学角度来讲,他们也希望把研发的成果能够最终商业化,转化成商品。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不觉得我们校企合作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袁岳:您刚刚提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提到了校企合作方面的问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Todd Glgckman:当然在MIT校办或联合办公室,确实有一些人员在业内工作的经验,我也了解业内工作的一些流程。当15年前我在业内工作的时候,可能只会把我的重点放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现在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的开发速度非常快,MIT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帮助那些企业解决他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现在技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和15年前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新的产品开发在未来5到10年里,可能会影响你现有的一些模式。从这个层面来讲,有必要使得校企合作来解决一些问题,企业要把你们在未来一年、两年、或三年当中存在的问题交给大学,另外,学校也对这些问题比较感兴趣。提前做研发方面的工作,研发成果出来以后再给那些企业。

  袁岳:请问一下陈总,你们可能不止跟清华合作吧,您觉得校企合作中间有没有特别需要引起学校重视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将来校企合作的效率或者合作程度更深。

  陈云华:校企合作实际上是团队与团队之间合作的一个组成部门,任何的合作肯定会有问题,或者说有矛盾。所谓合作,我理解是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一个过程,这个合作不管产生什么问题和矛盾,我想就得有约束,这个约束无论是跟清华的合作,还是跟其它的企业和学校的合作,都是有硬约束和软约束的,所谓的硬约束,就是我们跟学校签订的合同这就是硬约束。有的是软约束,比如暗物质的探测,你要求他探测到什么时候立马起到什么样的成果,这是软的,我们只是有个期待。这些硬的约束和软的约束,更多的还是在软的方面,学校跟企业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心情对于每一项工作或者每一项事物,希望立竿见影,投入产出,但是我想学校里的工作节奏跟企业之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衔接。

  袁岳:陈总,你是不是也会在跟企业合作的基础上,比如他们有一些应用项目,有助于你们在合作中间,把一些人才选到你们企业中间?
 
  陈云华:
这是我们跟大学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清华的学生,底子很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入学以前就是全国的尖子,如果把他们引进到我们企业里来,对推动我们企业发展,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所以,我们希望清华大学每年都有学生到我们企业工作,但是去的人比较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清华学生到我们那里工作。

  袁岳:不知道MIT现在跟中国的企业已经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或者说你在跟中国企业合作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和期望?

  Todd Glickman: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有一个同事主要负责与中国的企业进行合作,去年有几家中国企业都参加了我们的合作项目,现在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一些合作的考虑。我们知道,全球化不断加深,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国际的区分不再那么明显,特别是跨国的合作,在技术、科技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境和能源方面更加突出,所以企业和学校一定要更好的合作,不应该考虑到国界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在MIT学习,我们也跟清华大学非常像,差不多有1/3是美国的学生,1/3是欧洲,1/3是世界其他大学的学生。

  袁岳:你们跟国际大学合作方面有什么考虑吗?

  陈云华:非常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有考虑跟国际学校建立合作。我们跟国际上一些科研单位、咨询单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是一些咨询和科研设计机构有一些联系,跟院校还没有合作。

  袁岳:请问康校长,今年是十“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在校企规划中,有没有“十二五”规划?

  康克军:目前校企合作还没有说按照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如何做,但是我们确实在策划未来一个阶段校企合作的一些机遇,发展,包括一些改革创新的内容。今天早晨我做总结的时候说在模式、工作方式,还有服务的层次方面,我们还在探索。现在看起来,这190个成员单位,基本上都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但是合作的层次差别比较大,有的一个企业跟我们学校的若干个院系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项目非常丰富,而且在合作过程中间,经常把清华的学生弄过去。但是,还有一些企业,仅仅是我们到时候给他送送资料,有什么活动通知通知,有时间过去见一面,看一看,聊一聊,实质性的合作内容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再就是,你今天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实际上原来我们也做过,比如像MIT的技术转化中心,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去学生,但是还有一些学校的特色跟我们更接近,我们也到他们那儿取取经,了解了解,像以色列的大学,我们的合作也不错,但是在成果转化方面不如他们多,以后可能还要加强。
 
  袁岳:刚才几位都提到了,其实在一些前瞻性的,带有一点中远期的问题上,企业和大学合作,往往也比较适合大学的场所。请问一下须藤亮先生和Sean Milloy先生的问题是,未来三五年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领域,我们企业乐于和中国的大学来合作?

  须藤亮: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已经跟清华大学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中心,在未来,我们将会有新的资源,这只是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跟不同的人进行沟通,比如在某些项目,我们与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或者组织进行沟通,我们不仅把这些技术应用在中国,而且还会应用到日本以及其它的一些国家。最近的三到五年,我们主要是推进一些新的技术。

  Sean Milloy: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合适的技术,特别是适用于中国市场的合适的技术,比如二氧化碳的减排,或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氮氧化物的排放。现在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来平衡市场的需求和成本,要提高采用率,也就是说人们愿意花钱来购买这种技术。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跨国的合作,包括政府、学术界、企业,提供一个路线图。如果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成本太高的话,也没有人买,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合作,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嘉宾提问

  提问: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阿尔斯通的代表,我刚才听到神华集团的王总和东芝集团的须藤亮先生都在讲话当中谈到了一个共同的词叫二氧化碳捕捉。请问两位学校的校长,在两个学校处理这种共同领域,甚至是相同课题的研究和企业合作方面,学校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

  康克军:光说CCS这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很难讲技术应该怎么样研究。但是,我觉得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同样一个技术或问题有多个企业或行业关心,我们想目前这种研究,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开放的方式。包括MIT、剑桥,我们在能源方面有一些合作,这种性质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有的时候,一个技术有一家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果学校能满足就会满足,如果发现这些特殊要求,影响到了学校的功利的立场,我们就会跟他谈,这个不适合学校目前的情况。

  Todd Glickman:相同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校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主要是研究大气方面的技术和科学,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和研究,他们都在考虑研究这个问题,学术的报刊也有很多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当然也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所以说,世界上各地的大学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观点也就不太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现在的技术非常高,可以进行视频,或者互联网交流,我认为许多企业都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同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非常好,能够更快速的解决同一个问题。

  提问:袁先生,我有一个问题问Todd Glickman先生,如果中国的企业想跟MIT合作的话,对于某些技术来说是这样的,虽然美国政府会有一些阻挠,比如可能对美国国家的战略有一些影响,我想把你们的技术转换成产品,可能美国政府不同意。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Todd Glickman:我们办公室主要负责联系,在项目的早期,我们主要是来创建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一起解决问题。我也了解,有一些专利或者发明可能是不允许出口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是关于项目的前期,不太涉及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说过,我们学校很多都是留学生,我们很多研究的结果其实是要发表的,这样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受益。
提问:我是来自四川长虹的,不能叫问题,提一个建议或者评价。就是现在企业和大学的合作,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公司除了和清华合作以外,和全球的很多大专院校都在做广泛的合作,以前,大学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实验室阶段的,不能批量化,现在这种合作越来越接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更加帮助企业从实验室走到批量化生产的过程中,包括从资本、学术、生产性、工艺等各个角度,能够帮助企业做的更好。但是,坦率来讲,这块不管以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或者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能够保持开放性的思维,保持包容性的一种心态,“十二五”规划里面可能会提到包容性增长,希望校企合作中间也能够包容性增长。

  袁岳:谢谢!

  提问:现在中国大学的项目和企业越来越接近,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好事,这个接近也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个是我们离应用越来越近,离基础越来越远,或者说比较少。第二,我们在带研究生的时候,这些课题都非常实际,我们的本科生教育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想请问一下清华大学教授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

  康克军:我第一个感觉,我们有一些研究的成果能够跟企业结合起来,这本身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比起十几年前很多项目做完了以后什么用也没有,企业也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进步。另外,学校过多搞技术层面或开发的层面,会不会影响基础研究,我觉得这个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要处理好,问题不大。从现在的情况看,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比前些年还是大大增强了,而且我们学校很大比例的学者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包括清华大学这几年还专门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来支持青年学者进行基础研究,比如我们有一个青年基础研究骨干的计划,就是学校每年挑一二十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们是愿意在基础研究里面长期进行研究的,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他们的考核方式和资助方式都和一般项目是不一样的,鼓励他们在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够发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一些规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清华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学校强调的是科研,它的使命是要围绕着人才培养。如果学校的科研工作与人才培养没有关系,说实在的,这样的科研工作不一定在大学做,在其他的研究所做就行了。清华大学之所以承担这么多研究工作,它的一个基本的使命还是要把这些工作用于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很感谢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包括企合委的成果,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考虑到了清华大学有特殊的培养人才的使命,所以我们很多项目里头有很多学生参与,说实在的,学生进来也把老师的工作和企业研究的工作搞的比较乱,但是他们都能够容忍,让这些学生在里头做一些事情。另外,学校也鼓励通过这些科研项目,如果产生一些好的实验的设施,实验的内容,尽快地把它融入到教学内容里头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新的教材,新的实验,都是老师们从事了新的科研工作以后形成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科研和教学会形成互动,对于本科生的培养也是有好处的。

  袁岳:谢谢康校长。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功利的,假如说没有这些公司用很功利的目光来孜孜以求的把应用型的东西做好,我们的市场,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生产,我们的技术水平可能很难得到提高。但是功利的这些组织都有一个缺陷,因为他关注功利,所以对长远的东西往往会有所薄弱。MIT第二栋楼,很多公司非常关心,因为他们声称为未来10年20年中间IT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我想这就是学术科研的一个长远性。有些东西可能功利不是很强,但有些东西的确也跟我们今天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像IT领域,我们看到很多未来学家10年、15年前预期的事情,过了15、20年基本都实现了,这就是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这种功利的企业和有一定前瞻性研究要保持一定的联系。

  对于人才来说也是一样,一个人才既要有前瞻性的考虑,同时也要有使用的方法,只是使用就变成企业的工人了,如果只是空想,他可能就适合到山里面去打坐。但是,毕竟是大学,是要站在当下,又要兼顾未来,又要权衡现在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天校企合作不仅仅在推动使用的成果方面有所贡献,同时能够推动社会保持向前发展的方向方面也有所贡献,包括对企业有所贡献,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清华大学在这个方向上面,成为中国高校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者,在清华大学百年的时候,我们希望清华大学的百年依然保持少年的好奇和探索的精神,继续担当校企合作中间的先锋分子的角色,我们期待清华大学,我们也期待所有的企业和大学保持这样的精神。谢谢!

2010年10月18日 14:05:2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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