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民间需求推动儒学的复兴

■王洪波

陈来

  2009年注定将成为陈来人生中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他离开了自己度过三十余年岁月的北京大学;这一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这一年,他二十多年来写下的主要学术作品辑为“陈来学术论著集”, 由在人文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名的三联书店推出……这一切,使他成了2009年国内学界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谈到“陈来学术论著集”的出版,陈来说:“大概2005年、2006年的时候,三联就提出给我出一套著作集,当时我没敢接受,毕竟,三联只给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出过文集,像我这样的中年学者出著作集,是否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大约过了两年,我才答应此事。”

  由论著集的书目,大致可以看出陈来学术上的成就。整套书由12种图书构成:《古代宗教与伦理》等3本是关于先秦思想文化的探讨;《朱子哲学研究》等7本是关于宋元明清理学的研究;《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等2本关注的则是儒学的现代命运及现实意义。12本书放在一起,贯通了从三代到当代的历史,几乎可称作一部儒家思想的通史。

  对于自己的学术工作,陈来最为满意的是朱子学、阳明学、船山学的研究。

  朱子学方面,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朱子哲学研究》被誉为“为中国哲学研究树立典范”之作,面世后二十多年来,在这个题目上,迄今未有超越之作。他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则展现了深厚的考证功力,在国内外学界赢得了巨大声誉。

  阳明学方面,他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在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献史料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几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准,学界认为,此书将国内阳明学提高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陈来坦言,在自己诸多著作中,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

  船山学方面,他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对以往的王船山研究是一种“颠覆”——他认为,王船山并非所谓“启蒙思想家”,而是“正统的重建”;王船山不是“反封建”,而仍是在“封建”中试图恢复正统。“王船山并不是反朱子。我们以前只注意他早期著作,没有注意他中期的著作,所以错误地以为他是反朱子的。特别是在四书的诠释上,他后期的《四书训义》并非反对朱熹,而是处处接着朱熹讲。”陈来说。

  对于自己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三本书,陈来认为,它们似乎没有得到历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但他自己还是非常珍视。陈来告诉记者:“《古代宗教与伦理》不同于我的理学研究的进路,它大量运用了宗教学、人类学、原始文化研究、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和伦理宗教三种宗教形态。由此出发,能够较好地说明儒家思想的根源。”

  陈来说,以前像章太炎等学者“原儒”,采用的是字源学的方法,认为儒从巫发展而来。而陈来认为,巫和儒之间有太久的时间间隔,从巫术中产生出相当程度上理性化和“脱魅”了的儒学来,几乎不可能。“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代文化的传统的。因此,离开了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孤立地考察‘儒’字的源流,就难以真正解决儒家思想起源这一思想史的问题。”《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则是第一部春秋时代的思想史。

  在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三本书中,《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是首次出版的新著,在书中,陈来亦提出了不少新见。例如,关于思孟学派,他认为思、孟是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有经部、说部,经部乃子思所作已得到公认,陈来则提出,说部乃孟子所作。《荀子·非十二子》一篇中有一段话写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陈来认为,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讲的就是《五行》篇经部、说部的关系。“以前不少人对思孟学派的存在表示怀疑,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思孟学派的存在就从文献上得到了证明。”陈来说。

  对于陈来这一代人来说,走上学术之途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

  1969年,他17岁,差不多是今天人们上大学的年龄,他遇上的时代潮流却是上山下乡。那年春天,他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奔赴乌兰布和沙漠,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一段“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生活。好在1973年他有机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但读的是位于长沙的中南矿业学院地质系,既非名校,也不是他心仪的文史专业。在前往长沙的火车上,他心头反复回响的曲子却是《红楼梦》里的那首《终身误》:“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不过,命运终究不是全由上天决定,自由意志偶尔还是会有一点施展的空间。对于陈来,最重要的也许是,即使在内蒙屯垦戍边的岁月里,他也读了一些书,读马、恩、列的著作是他最早的哲学训练,中国书方面则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游国恩《中国文学史》、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唐诗三百首》、三曹、白居易等文史图书。上大学期间,由于没有考试和作业的负担,开始大量阅读哲学、社科、文史书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周一良的《世界通史》、敦尼克的《世界哲学史》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读了希腊哲学史之后,再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一下子就明白了。

  “批林批孔”期间,读北大编的《儒法斗争史》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中国思想史。在批孔的时候接触儒家思想,陈来发现,自己是认同孔子和儒家伦理学说的。

  陈来学术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步应该是1978年考入北大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北大,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从研究生的考取、入门的指引,到文章的推荐发表、毕业的留校,以及博士论文的指导、论文的出版,张先生无处不给我以帮助,他为把我引入学术道路实在是花了不少心血。”陈来回忆道。

  在陈来看来,张岱年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我从张先生学到的治学方法,说来也很明白,这就是张先生经常重复的司马迁的名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说。

  陈来学生道路上另一位重要老师是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他曾经有几年时间做冯先生的学术助手,帮冯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在张先生那里,陈来学到的是具体的治学方法;而在冯先生这里,他获得的是一种道学气象的浸染。

  1978年之后的学术道路可谓遂顺,伴随着一部部专著、一篇篇论文的产出,陈来的学术地位亦不断提升。不过,偶尔有几次,他很不开心。

  199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国学丛书”,张岱年先生作主编,陈来写了一册《宋明理学》。“国学丛书”出版后,国内以“国学”命名的出版物接连出现。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北大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情况。这引起了一些反对传统文化的人的注意,一家杂志刊登文章,认为“国学”的概念是排斥社会主义文化的可疑观念。张岱年先生对陈来说:“现在看来有种种误解,研究国学不是复古,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陈来打了电话,但误解并没有消除,反而引来了进一步的批判。

  实际上,整个80年代、90年代,国学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保守的、落后的、阻碍现代化的,不时受到一些打压。陈来也被目为“文化保守”的代表,甚至,有人骂陈来发出的是“封建主义的呼声”。国学的地位真正有所改变其实是近几年来,这就是当下所谓的“国学热”。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文化的复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复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家文化的复兴不是少数几个人促成的,也不是上面推动的,而是反映了民间的需求。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儒家文化一定会占有一个位置。”陈来说。

  在陈来看来,儒家文化复兴也好,儒家哲学复兴也好,都不会是一花独放,一枝独秀,而将是多元中的一元。“儒学在当代的意义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伦理方面,二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三是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复兴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没有直接的冲突。因此,我对儒学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陈来说。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12-23 本文有删节

2010年01月19日 14:31:4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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