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向祖国——钱学森教授归国纪实

  涂元季

  20世纪40年代末,在钱学森获知祖国即将解放的时候,他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力争回国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较为详细地介绍他回归祖国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

  早在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党政府就通过胡适出面,邀请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或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被钱学森拒绝。他后来说,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但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便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才辞去的。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37物理)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得知解放前夕解放军占领北京西郊的良好境况。也见到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他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他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这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全国掀起了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未幸免。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由F•J•马林纳介绍,曾参加过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结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小组曾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小组还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书记E•白劳德的几次讲演会。这时马林纳已逃到法国,威因鲍姆被捕下狱,于是怀疑落到钱学森头上。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指出钱学森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而威因鲍姆家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1938年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他们还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钱学森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些指控,说他从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钱学森更不愿为联邦调查局作证,指控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当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这样写道:“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只能根据事实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或忠诚,这些模糊的事实无法确认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据此,他无法对别人进行臆测。”

  钱学森的强硬态度使美国当局大为恼火,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钱学森当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一去不返。蒋英则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托运回国。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们不能放他回共产党的中国,美国五角大楼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在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以后,立即给司法部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从此,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得离境。尽管钱学森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利肯,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

  1950年9月7日,听到敲门声,产后的蒋英抱着刚刚满月的女儿永真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口称要找钱学森。蒋英看来者不善,未让他们进屋。钱学森从书房出来,问什么事,并在门口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他们向钱出示了逮捕令。于是钱学森转过身,用平静的口气对妻子说:“他们让我跟他们走。”蒋英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给钱学森拿了洗漱用具,抱着哇哇哭叫的女儿,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丈夫被人抓走。

  钱学森被捕以后,蒋英面前剩下的是一个刚满周岁满地爬着的儿子永刚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永真,房屋四周则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这位处于敌人营垒中的中国女性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她立即拨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电话,告诉他们钱学森被捕的消息。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听说钱学森被捕,感到极大的震惊,他们都不相信罗列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长李•杜布里奇去华盛顿为钱学森游说,弗兰克•马勃让妻子奥拉•李•马勃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勃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朋友们很快打听到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经过努力,蒋英被允许探监,还是马勃为她开车。蒋英来到这所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周围拉着通电铁丝网的“自由王国”中的地狱。好心的马勃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怵,他小声问蒋英怕不怕。蒋英说:不怕,她小时候在中国,就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去探视过她的父亲(1930—1932年蒋介石曾把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关押在南京监狱)。蒋英看到钱学森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几天时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能把脸绷得紧紧地点头示意。蒋英心里十分难过,她知道,丈夫已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于是她不再多说什么,只告诉他:“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点点头。狱警催促时间已到,蒋英只得匆匆离去。

  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赎金1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与那时一般1000或20000美元保释金的绑架案相比,钱学森案件可谓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帮助他的朋友之中多有社会名流。因此,钱学森事件在当年曾引起美国不小的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

  出狱几天以后,钱学森才慢慢恢复语言能力,他对那段日子不堪回首。说他作为要犯,被关在单人牢房,不准与别人接触,不准说话,监狱里空气浑浊,伙食极差。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夜间每隔10分钟狱警“啪!”一声把电灯打开,察看他是否确在,弄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的时间,他的体重减轻了30磅。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按规定每个月他必须到移民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而且圈定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洛杉矶,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报。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然而,在听证会上,他们拿不出一件确凿的证据。雇用的两名证人像两个傻瓜,被钱学森反问得语无伦次。一会儿说:“他就是约翰•德克尔。”一会儿又说他们“不认识”钱学森。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律师抗议说:“这个提问对澄清钱学森案没有直接的意义。”

  但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

  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紧逼不放,说:“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

  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穷追不舍,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这一下钱学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然而在科学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争相聘他为教授。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好意,继续在那里任教,并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理论工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

  在这5年的漫长岁月里,钱学森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日夜监视着他,监听他的电话,拆检他的信件。他们还不时打来电话,假装找人,或走错了门来核查他是否确在,经常对他家进行骚扰,使他不能安心工作和休息。一次,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敲开了钱家的门,他一眼看见钱学森,便立即表示歉意:“啊,对不起,先生,我找错门了。”钱学森冷冷地说:“你没有错,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大可放心了。”他刚转身要走,钱学森又说:“我想,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学得聪明一些,怎么能用欺骗小孩子的办法来对付一位教授?”特务满脸羞愧,匆匆而去。有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又假装成记者,“跟踪采访”钱学森,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对付这一招,钱学森也有自己的“锐利武器”。一天,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跟踪钱学森,声称他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要求采访钱学森出狱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钱学森并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说:“我没听说过这家报纸,也从来不读那些低级趣味的报纸。”一句话噎得“记者”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钱学森晚年曾说:“当年我对那些特务毫不客气,总是骂得他们抬不起头。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以后,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得远远地监视。”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所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商量如何能和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营救他们回国。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来到一间小咖啡馆,钱学森在门外和特务纠缠,机敏的蒋英立即溜进咖啡馆,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信寄到比利时,蒋华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进行。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U•艾里克西斯•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情况。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当钱学森夫妇接到这一通知时,其高兴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立即去买机票或船票。当他们听说最快启航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远洋船只剩下三等舱船票时,他们的决定是,不管几等舱船票,只要能早日离美回国就行。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赶到码头欢送他们。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学森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是他为什么会被关押,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应记者的要求,他们在甲板上照了相。然而照完相,美国当局却向钱学森宣布,他在旅途中不能离船,否则他们将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钱学森当然理解这些威胁性语言的含义。所以,在船上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船到公海,同船归国的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都来看望钱学森一家。他们认为,像钱先生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坐三等舱是很不合适的,于是联合起来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迫于无奈,才在日本的横滨将钱学森一家从三等舱换到头等舱。中途,船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口靠岸,一群记者拥向甲板,采访钱学森。一名记者问钱学森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那些记者讨了个没趣,知道从钱学森嘴里捞不到什么东西,都灰溜溜地下船了。

  1955年10月8日清晨,经过二十几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钱学森睁开双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渐渐映入眼帘:“克里夫兰总统号”正慢慢驶入香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而祖国和人民也热切地盼望他的回归。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香港当局联系,派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等一行人,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九龙登岸。当他们来到九龙,准备搭乘火车到深圳时,一大群猎奇的记者等候在候车室,簇拥着要求采访他。英国殖民警察虽层层设防,但终究挡不住记者的人流。钱学森急于回乡,真不想搭理他们,但又无可奈何。

  记者:钱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监禁的?

  钱:怎么,你不知道这个?

  记者:你的书籍和行李都带回来了吗?

  钱:大部分。

  记者:为什么会被查扣?

  钱:你应该去问美国当局。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国吗?

  钱: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

  钱:这是美国当局的事,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有人来问你什么吗?

  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

  记者:你何时和太太结婚的?

  钱:这个问题离题了。

  记者: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吗?

  钱:是的。

  记者:如果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是美国公民吗?

  钱: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

  记者:你儿女会说中国话吗?

  钱:这是我个人的家事,我拒绝回答。

  一位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

  钱: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众笑)

  对于这帮记者,钱学森后来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心态,一如我在洛杉矶上船那天碰到的记者一样。我和这些人没什么可谈的。”当这些失望的记者终于消失之后,他们才继续上路。

  火车载着钱学森一家和同船归国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们到达深圳。他们被香港殖民当局警察“押解”走过一座小桥,对面的海关小楼上,五星红旗在向他们招展,广播里传来了欢迎他们归国的贺词。越过一个铁栅门,他们才算真正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本文节选自《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原载自《清华校友通讯》复45期发布日期:2008-12-10

2009年11月02日 09:28:4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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