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会我做人做事

——访谈清华校友吴群刚学长

■公管学院 马龙 杨勇

 吴群刚(左四)与公管学院的学生们在一起

  吴群刚,男,汉族,浙江义乌人。1974年4月生。200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高级政工师。2007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香港政策研究所(HKPRI)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管理、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国国情与公共政策分析。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省部级及横向课题,现已出版经济研究专著(合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35篇,其中国家核心期刊23篇,EI收录2篇。参与撰写的政策咨询报告曾受到国家高层领导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少年峥嵘,努力非常

  尽管工作很忙,吴群刚学长仍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访谈要求。吴学长干练健谈,而且非常具有亲和力,很快缩小了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消融了刚刚见面的生涩。

  他说清华教给他很多东西。

  吴群刚学长本科毕业后来到清华读硕士,后来又读博士。硕士生时候的导师是力学系的过增元院士,做的是航天方面关于通风系统的研究。后来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听说清华的21世纪研究院有一个教授叫胡鞍钢,就去拜访胡老师。我们见面,经过一番交谈,大家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跟着胡老师,整个人劲头特别足。因为胡老师做起研究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被他所感染。”

  “我当时一边做航天研究的过程中,一边跟着胡鞍钢老师学经济学,当时胡老师还在中科院,后来调到了清华。我的本专业也没有因为经济学的学习而荒废,SCI论文也发了。但后来发现自己对经济学更感兴趣,博士时就转了专业,我的博士生的学籍是在经管学院,我是胡老师的在清华的第一个博士生。我跟胡老师一起研究了贫富差距、地区发展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个过程使我下定了转专业的决心。算起来,我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胡老师在做研究了。”

  回首校园时光,他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一门基础课,数学系关治老师教的数值分析。“那时同学们都开玩笑说关老师是‘关’起门来‘治’,因为关老师特别严厉。我对他的课的印象到现在还很深,而且学过的东西现在还在用。关老师讲课很好,我们当时所有同学都害怕这门课,害怕这个老师,但毕业后出来心里都非常感谢他。我现在政府部门,之所以能有专业的分析视角,他的课帮助很大。”

  吴群刚学长接着谈到,一次跟导师胡鞍钢去云南争取一个省级课题。当时希望利用专业优势去把课题争取回来。那个课题经费也有一百多万。但当胡老师去了之后,发现另外一个课题对云南更有意义,马上放弃了自己的课题,建议云南把经费全部转到另一个课题。“胡老师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家国情怀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并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

  “那段时间的积累,对自己现在很有好处。回首往事,觉得很满足,感觉青春没有虚度。我觉得清华学的东西,现实中是有用的,但关键要看自己运用的方式。比如和胡老师一起做研究、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如果能转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很管用。又比如当时研究生的必修课自然辩证法,我现在开会的时候遇到什么,还用辩证法的思维角度来思考。因为当年的这些积累才让我这些年觉得比较自信,没有给清华丢脸。”

  双肩挑是清华的传统,也是清华的优势。但要双肩都挑好,对人的精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吴群刚学长曾做过校研究生工作部政治辅导员、校研究生团委副书记,同时科研也做得很好。在我们问他“当时是否很辛苦”时,他说:“后来回想起来很辛苦,可是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那时候不觉得工作生活累。每做一个事,都觉得幸福和成就。我在清华上学,还跑到北大听课,学生工作也做,但总有新的东西学到,所以感觉就不累。当时跟着胡老师,也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做。所以一方面要把学生工作做好,一方面也要把研究做好。清华的学生工作很正规要求很高。常言道“半国英才聚清华”。胡老师的要求也很高,经常告诉我“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整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我要向胡老师提交资料。晚上在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搜索回来的文献和资料,一夜苦战,然后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拿出了三、四万字的综述稿子。觉得自己对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可以跟他开始讨论了,就感到很轻松很满足。”

  吴群刚学长的博士论文以及2006年出版的专著《变革与繁荣: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视角》都是关于制度问题的。“当时跟胡老师做完第一篇文章,再往下,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于是2001年我们写出了《中国挑战通货紧缩》。后来在北大跟邹恒甫老师学习美国引进的一批东西,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东西。感觉除了传统的增长理论外,制度积累也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积累,是促进中国发展的很重要的东西。我做了很多文献调研,发现国外对经济发展的制度作用有很多研究,如科斯,后来是国内的林毅夫。不过他们都缺少数值分析。当时经济学已经开始火,但还没有现在这么火,所以有机会能和很多教授交流,比如林毅夫等。”

  踏入社会,知识报国

  吴群刚学长2000年曾去云南挂职玉溪市计委副主任,谈到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时,他说:“有大小两个方面的原因。大的方面是,当时学校提出‘我的事业在中国’,号召我们去基层,去边疆。我周围的好多人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了到基层打拼。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号召下作出去基层的决定的。小的方面是,在2000年初,我跟着胡老师到云南玉溪考察调研,他在那里讲课。我感觉得到玉溪物产丰富、区位好,但产业落后,清华学到的产业知识能用得着。与玉溪的领导交流后,他们也希望我留下来工作。”

  在玉溪挂职的一段时间里,吴群刚学长参与了市里十五规划,将环境友好型的理念写入了规划里,那时全国层面上还没有提环境友好型的理念。“记得胡老师说,我们遇到一个好时代,允许提出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刚刚提出环境友好时别人不懂,但慢慢的别人都认为这是好的。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把内涵外延讲清楚了以后,地方领导人就很容易接受。通过这种沟通,跟领导成了朋友。我们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地方领导能接受新东西,关键是把事情讲清楚,同时注意讲的方式。”

  谈到清华的挂职工作,他说:“挂职干部到基层,清华的招牌是块敲门砖。但一旦进入了角色,事情就不那么简单。别人高看我们 ,一来就给一个高位置,但同时会以最高水准要求你。别人都盯着你,弄不好就会给清华抹黑、让自己困惑。如果清华同学进入政府挂职,一方面要记得自己是清华人,恪守清华人的操守,记得是来知识报国的。同时,要完全忘记自己是清华人,不要像学生一样讲些幼稚的话。在学校别人关心你、培养你,但在地方,你要懂得地方的风土人情,要坚持理念,踏踏实实做工作。”

  在清华的6年里,吴群刚学长一直坚持做社会工作,他说:“做学生工作,令我受益匪浅。第一,清华的学生工作,教会了我与人交往、合作完成工作的理念,形成了很好的协调沟通的思维和能力,这是大的方向上的好处。第二,清华的学生工作很正规,跟社会比较接轨。比如‘良师益友’的评选,是我当时和同事们、学生干部们一起做起来的。这种策划方法,在后来的实践中很有用,就是换了一个问题,去掉学生的、稚嫩的东西就能用。第三,训练了一些实用技巧,比如在大众面前演讲的技巧,到社会上就能用。第四,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如何处理与上级的关系,与同级的关系,以及怎么带队伍等等。这些到了地方上就能用。”

  吴群刚学长是成长得较快的年轻干部,当我们问到这些年工作中有没有特别难的时候,他说:“从清华出来,社会给你一个高的平台,有一定的行政职务。恰恰这样,工作有紧张感。每个岗位从不熟悉到熟悉,从处理人际关系,抓班子带队伍,到打开工作局面,一路走下来,都不容易。并且,容易不容易是相对的。如果你以不容易的态度来做,后来就容易了。学生阶段应该树立前途不容易的态度。”

  母校百年,寄语后学

  关于清华留给自己的最独特的东西,吴群刚认为是首先应该是清华精神。“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梦回清华。它就是精神家园,是灵魂归属。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起自己是清华人,想起在清华的点点滴滴,我就会挺着,把不利因素转换为有利因素。因为我是清华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气概。另一方面,工作中有进步、成就时,也会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踏实、平和,不值得骄傲,因为你是清华人。清华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家园、灵魂归属,是它给我最为重要的东西。”

  就刚入校的同学应该怎样来规划人生道路,他认为:“要结合自己的感受,和周围同学的感受来做。但有幸进入清华,就要无愧于清华。不见得自己未来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企业,挣多少钱,做怎样的科研,清华培养的学生,重在对生活、工作负责任的态度,要有和清华精神相符合的生活状态。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自豪了。新生,立意要高远。如果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就踏踏实实学习和积累,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再看自己的特点,是善于研究,还是处理人际关系等,结合起来设计自己的道路。开始时会不明晰,但逐渐做,学会积累,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360行,行行出状元。做自己喜欢的,国家需要的,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先做好手中的,慢慢就会有感觉的。”

  在访谈结束之际,吴群刚学长动情地说:“从清末开始,清华伴随着国家命运起伏一路走过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在世界发展史中,是有我们清华的一席之地的,值得回顾。要认真总结,探寻值得珍惜的东西,让清华精神深入骨髓。同时,把成果奉献给社会,让大众分享。这也是清华面向下个百年的好契机。”(供稿 公管学院 编辑 襄桦)

2009年05月07日 14:33:2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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