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物系首任系主任何东昌的原子能情结

黄文辉

  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几乎可以说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了一生,既使离休多年、身患疾病行动不便,还不忘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于前不久向胡锦涛总书记写信反映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他曾经担任过工物系主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后来位居教育部长的高位,但在他的学生和老同事们的眼里,他始终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师长。人们说: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结出了辉煌的成果,他是那个时代历史的参与者。

  2006年9月19日,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建系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原工物系系主任金兆熊和校友总会的同志有幸在清华园何东昌同志的家里,聆听了他讲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学科创建中的点点滴滴。

  钱三强到科学馆找何东昌谈建立原子能学科

  1948年6月,钱三强从法国返回祖国,在南方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于8月份正式到清华大学任教。钱三强本次回国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原子能事业。然而由于美国人的干涉,在回国前和清华商量好要做的许多工作只能暂时搁浅了。但钱三强并没有放弃为这件事做努力。

  1948年年底,清华刚刚解放后的一天,物理系教授钱三强找到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何东昌又提起了这件事。在科学馆三楼的一个办公室,俩人就建立原子能学科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钱三强建议,有没有可能在学校还在等待校长的情况下,咱们自己想办法先干起来。何东昌考虑了一下说,这可能不行,搞原子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虽然清华解放了,但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动作大了,涉及人事变动,一些人不理解,搞不好会往台湾跑,这样效果不好。

  虽然当时时机不到,这件事暂时还无法进行,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清华大学应该为此做人才储备工作是他们俩人的共识。钱三强还向何东昌谈到,在法国留学时,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自己的影响,钱三强说,在法国十年,除了科学上的收获,在爱国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他深刻地体会到,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钱三强还谈到临回国前约里奥•居里夫人交给他一块放射源,希望它将来能发挥作用的嘱托。这次谈话无疑对何东昌同志后来组建清华大学原子能专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蒋南翔校长点将何东昌等同志组建工程物理系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问题。在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和看了演示后,会议做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决策。1955年9月,蒋南翔率高教部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考察,之后,向中央、高教部提出了人才培养问题的一系列建议。他提出了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创办新专业的计划,包括核物理、电子学、无线电物理、放射化学、远距离自动控制、半导体、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稀有元素分离等10个学科。在写给彭真、刘仁并报中央及周总理的信中,他认为“创办原子能新专业应采取比较集中的原则”,使高校和科学院联合起来,迅速“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这些计划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得到实施。

  1956年,为了发展清华的工程物理学科,蒋南翔赴苏联考察时就把苏联几个主要培养原子能干部学校的教学计划带回来。当时上级组织已决定调何东昌同志到到北京航空学院担任领导工作,蒋南翔同志为此再给国务院打报告,认为何东昌同志是领导工物系筹建工作的最佳人选。后经国务院主管副总理陈毅同志的批准,何东昌同志才得以留下。他还亲自挑选了滕藤、吕应中、余兴坤等青年骨干参加此项筹建工作的领导班子。关于教师,蒋南翔建议“主要从校内抽调,还可以从国内别的学校调一些人过来,也可以从留苏的学生中找一些人转过来,骨干还要靠我们自己培养。”为了争取时间,学生则是从一、二年级各挑一批政治、业务都优秀的学生干部到工物系来做基础骨干。这样工物系很快建设起来,后来又建立了核能研究院。

  创出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路子

  作为蒋南翔同志的得力助手,工物系的首任系主任。何东昌同志对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着这些思想。他说:“工物系的建立和国家建设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但和南翔同志办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南翔同志的办学思想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是高水平的。他认为高等教育主要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办学方向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个是办学质量问题,即怎样才能服务好的问题。他认为教育不能培养出高质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就不能独立。为了表明决心,他还说,培养不出林家翘式的人,我们的教育就算失败。”

  根据这些办学思路,在何东昌等同志的带领下,借1958年教育革命的东风,清华大学高新技术发展解放思想、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走出了一条三结合的路子:即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当时最典型的是密云水库、200号,还有计算机系。据何东昌同志回忆:“当时办这些专业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底子太差,真是一无所有。但这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方向对、队伍的素质好、积极性高是我们的优势。当时清华的教师包括一些教授素质比较高,今来看来也比较年轻,1952年南翔同志也就是39岁,我是29岁。基础好、肯钻研,就上得去。当然还有二机部的支持,科学院一些专家的支持。我们也尽量学习能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学不到的就自己在实践中大胆摸索。例如工物系的同位素分离,是核心机密,还是大胆上了马。浓缩铀的离心机等几个关键技术都是靠自己摸索。当时配备的教师、学生、工人都是拔尖的。大家解放思想,又讲科学态度,出了成绩又锻炼出队伍。”

  有一支业务精、思想政治上过硬的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教师队伍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以“又红又专,爱国奉献”精神教育培养一代科技英才

  “记得刚入学时,一位系领导曾对我们说:你们是全国各地来的佼佼者,都有着远大的理想,要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但我特别要告诉大家,工程物理系所从事的事业,要随时准备献身,要准备默默无闻地在山沟里干一辈子。”这是1966届工物系校友朱凤蓉少将在建校90周年大会上讲过的一段话,她所说的这位系领导就是何东昌老师。40年后她回忆起这一切还无比亲切:“老系主任何东昌老师的这一教导,我一直牢记至今,使我能在核试验基地坚持艰苦奋斗一辈子。被誉为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母校以又红又专和爱国奉献的精神,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第一次核试验参加者,中国科学院院士、1963届工物系系友陈达将军在参加纪念原子弹爆炸40周年活动返校时看望了何东昌老师,他告诉何老师:“当年我们在做实验时,您亲自来实验室看我们,给我以很大鼓励。”

  像陈达、朱凤蓉将军这样在核试验基地工作的五六十年代工物系校友还有很多。他们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他们的老师,何东昌同志功不可没。

  善于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爱护学生、尤其是爱护有才能的学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是何东昌同志的特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取得那么突出的成效。

  他高兴地对工物系的同志们说:“你们放了两颗‘卫星’”

  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出于对清华多年的感情,虽身居陋室,仍心系清华的发展,特别是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他曾就这方面内容多次给学校和系里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对学校和系里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核事业单位大都地处西部,条件较艰苦,待遇偏低,核电事业还未到大发展的时候,普遍出现了骨干人才大量流失,高校优秀毕业生补充严重不足,严重地威胁着核事业单位的维持和今后的发展。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新形势、高校实行就业双向选择政策的情况下,为国家重要核事业单位继续培养输送人才,是清华大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九十年代中,时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主任金兆熊等一批同志,继承清华的光荣传统,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已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定向生培养新路子。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装21试验基地等单位输送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2000年春节,当金兆熊和系领导一起到何东昌同志家里看望他的时候,何东昌同志高兴地说:“你们放了两颗‘卫星’啊!集装箱检测系统的成果转化这算一颗小的,大的是定向生培养。”也就是这一次,他和同志们又就工物系未来的发展思路及新时期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在他的言谈话语之间,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人才培养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他的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以及对后辈的殷切期望让在座者无不为之感动。

  “办学的成绩首先要看是否面向需要培养了优良的人才,工物系定向生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一条满足国家人才急需的有效途径。”他这样评价这项工作。

  深情寄语工物系学子

  近年来,我校加强就业引导、鼓励毕业生到国民经济主战场建功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许多毕业生的实际行动。陈达、朱凤蓉等老一辈校友成为同学们的心中的楷模。对这些可喜的变化,何东昌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他认为年轻人压了重担成长才快,这是于个人成长、于国家富强都有利的大好事。

  对即将毕业的工物系学子,何东昌同志对他们寄于厚望,他建议大家要做好两个毕业设计:一个是业务方面的毕业设计,即怎样体现解决国家建设中重大问题的能力;一个是为人生道路的毕业设计,即怎样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为对国家做贡献启好航。

  显然,何东昌的原子能情结还在继续。

2006年10月18日 12:52:4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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