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办学道路

  坚持学习苏联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对于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等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由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情况与苏联不同,教师和学生原来的基础也和苏联不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了忙乱现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负担和学习负担普遍过重。例如,苏联工科实行的是五年制的教学计划,中国当时还是四年制,再加上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学习俄语,学生的学习负担显然过重。有的学生一周的学习时间要达到60多小时甚至70小时,教师的负担也很重,有的一周工作时间达到六七十小时。针对这种情况,蒋南翔一方面将教师每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由6小时减为3小时,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学校其他方面的工作布置,以减轻教师的负担。同时要求全校教师要“面向同学,保证学时”,保证学生每周课内外学时不超过50小时,保证每天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又如,苏联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学生不住在学校里,学校把课程集中安排在每天上午,实行“六节一贯制”,即上午要连续上六节课,从早上7点多到中午12点多。这对于苏联的教师和学生是适应的,而对于中国的教师和学生来讲体力和精力都感到不支。蒋南翔和学校党委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他在1953年8月31日清华大学教学研究会上明确地指出:正确地学习苏联,稳步前进。他说:“在学习苏联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和本国及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冒进,也防止保守。为了克服学校中的忙乱现象,我们减少了学时和教学的分量。我们坚持学习苏联的方针,要更正确地学习苏联。”他还具体地分析了怎么叫“冒进”或“保守”?他说:“所谓‘冒进’,就是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估计客观条件,去做不可能达到的事。所谓‘保守’,就是有可能做到的事不努力去做,停滞不前,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条件,适应国家的需要。冒进和保守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都要同样加以反对。”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蒋南翔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25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大会上,就高等学校工作做了发言,他指出:教学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学习苏联经验,就是有步骤地、有系统地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两年来教学改革的实际经验,完全证实了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极大优越性。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使我国高等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变化,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但是他在同一次发言中也明确地提出:我们在学习苏联的工作上还有缺点,比较严重的缺点就是形式主义。认为学习苏联可以不考虑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只要把苏联现成的规章制度照搬过来,就可在中国学校中同样加以推行。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自然就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能够获得更快的进步,学习苏联的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应该防止和克服的。在这里,他尖锐地指出在学习苏联方面的问题,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在这一段时间,他多次在各种场合阐述他对于正确学习苏联经验的看法。

  1955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南翔代表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发言,他说:“自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来,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是有成绩的。但不可讳言,高等学校的某些行政领导部门在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不是没有摇摆,不是没有若干方针性原则性的错误。……如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存在着的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极不相同的条件,对于全国各地区、各学校间显然存在着极不平衡状况,熟视无睹,过早地并且过分机械地要求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在1954年暑假后就开始‘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不容许任何院校任何教研组有任意修改的灵活权’。……不允许任何学校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有任何机动的余地,毫不考虑我国各高等学校的现实条件,这就不能不产生领导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

  1955年12月30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蒋南翔代表市委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提高业务、学习科学技术的主要方向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先进经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大家是积极的,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学习苏联以外,还应该学习英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有些人认为应该完全拒绝学习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主张‘科学技术一面倒’。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他在这一时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反复地阐述他的观点。在清华大学第十次教学研究会上,总结三年来教学工作时,他又强调:“我们学习苏联,绝不是说就要完全拒绝学习英美有用的东西,相反,我们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东西。”

  “不可讳言,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有很大成绩,但是有某些措施是不够妥当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原有的理学院是全国基础最好的,按照苏联经验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造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时,把理学院整个地调整出去了,只给他们留下极少数的理科老教师。现在清华大学要担负培养原子能干部的任务,需要相当强的基础理论课的师资,因为院系调整时过分地削弱了这方面的师资,造成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在总的方面是对的,这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不要破坏我国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对于我国过去学习英美资产阶级的方法办了几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经验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吸取,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工科和理科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代最新的技术科学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把工科和理科办在一起的,如果个别学校如清华大学参考他们的经验,兼办理科与工科,未尝没有好处。”这是1956年6月13日由蒋南翔主持起草的《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的一段,在当时的情况下,蒋南翔发扬了他一贯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于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在他到清华主持学校工作以前,他在和滕藤同志去东北考察的路上,他就和滕藤同志说:“你们怎么把理学院分出去了,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不应该把清华理学院分出去,清华理学院在解放前的大学里是最强的,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是全国最有名的。”他还表示过,“我要早到清华半年,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 蒋南翔在1952年底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时,全国院系调整已基本完成。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是无能为力的,正如他以后所说,这对清华来说是一次“腹泻”,是“伤筋动骨”。

  与此同时,院系调整时安排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近30万册中文图书要调到其他学校,其中包括卢木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的藏书是学校图书馆的珍藏,还有图书馆保存的甲骨文。他知道以后,不让调出,他认为这些书对于清华大学还是有用的,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内容不应该仅限于现有的专业,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调走图书,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到40年以后,学校要恢复文科,这些藏书成为学校的宝贵财富,所有使用这些图书的人都感到蒋南翔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

  在1956年8月,他和当时一起在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工作的杨述、宋硕共同署名,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章中,对于高等学校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制度,取得显著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在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他在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些看法,表明他是从中国实际、从中国高等学校的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担任校长顾问的苏联专家萨多维奇曾经提出学校只要保留土木、水利、机械、电机等几个传统专业就可以了,蒋南翔不同意这个意见。在教育部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而将电信组调整到其他学校,当时经电信组几位教授的努力争取,得以将电信组保留在清华,在此基础上成立无线电系。这一举措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新技术学科打下基础。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积极探索适合中国高等教育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4年8月,高等教育部第九次(扩大)部务会议听取了蒋南翔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并讨论了清华大学两年来的工作。为此,由马叙伦部长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的决定》。高等教育部认为:清华大学两年来的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在全校师生中进行政治工作,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正确地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努力贯彻毛主席的“三好”号召,学校已经改造为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校工作还存在着困难和缺点。高教部对学校的任务、专业设置、发展规模提出了要求。高教部认为在高等工业教育方面有必要首先以较多力量办好清华大学。并对聘请苏联专家、配备师资及干部、保证入学新生的业务水平与政治质量、扩充实验设备及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安排。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党中央于1956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蒋南翔作为“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并作了题为《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努力》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发展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长时期内不能依靠本国培养的专家来独立解决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关键问题,如果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长时期内远远落在世界各个工业先进国家之后,那就将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的落后,意味着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能独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提高全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有力杠杆。”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党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在《报告》中提出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周恩来选集》,下卷,168~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在党召开“八大”前后的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在考虑,苏联自斯大林逝世后,陆续暴露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以苏为鉴”少走弯路,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建设搞得更快更好,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2、3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在连续听取国务院主管经济建设的34个部委的汇报中,采取边听汇报边和苏联相比较、进行讨论研究的方法,最后由毛泽东归纳整理,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前五条是开辟了一条与苏联所走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五条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方针政策。《论十大关系》初步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蒋南翔到清华大学主持工作以后,在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已经多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听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在学校干部中认真传达,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帮助干部理解《论十大关系》的深刻内涵。

  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时,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活跃人们的思想,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敢于说话,敢于争论,创造了很好的空气。在当年8月由蒋南翔和杨述、宋硕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严格执行从实际出发,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苏联经验,更多地独立研究中国的情况,总结我国的经验,富有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

  根据国家建设需要 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专业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教育方面,党和政府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为加强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科性的学部,第一批聘任了233位学部委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制订我国十二年的科学发展规划。提出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了。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确定了十二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等。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战略决策,讨论我国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标志着我国崭新的核能事业从此开始。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谈到:“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95页)为了开创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急需培养大批原子能科技人才。为此,中央指派刘杰、张劲夫、钱三强、蒋南翔、江隆基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1955年初,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在这样的形势下,蒋南翔考虑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怎样培养新兴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人才。他认为清华只搞传统工科是不够的,要建新专业,搞新技术。

  蒋南翔写给中央的访苏报告 经国务院批准,由蒋南翔和钱三强负责,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事业相近专业的学生,学习核科学和工程的专业。1955年9月—10月,蒋南翔率领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等五人。代表团9月7日到莫斯科,访问了莫斯科大学和一些科学研究机构,还到列宁格勒一些大学访问,就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培养人才、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考察,与苏联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就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14日离苏联回国。以后,他在《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中详细报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新专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其中拟定在清华大学当年设立实验核子物理、同位素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电子学技术、无线电物理等专业。次年增设半导体及介电质、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及稀有元素分离工艺等专业。特别强调培养原子能人才要平地起家,任务十分艰巨,要求高教部加强领导,给予大力支持。要求高教部在留苏学生中为新专业培养必需的师资。并具体提出了要从已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一二年级学习的留学生中选拔业务上政治上优秀的,改学清华、北大所要建立的新专业及专门化。当年12月又在写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同志并报中央及周恩来总理信中提出:“培养原子能的干部需要设置一批新专业。这些专业有些是直接和原子能的利用有关的(如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有些是配合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运用所必需的(如无线电物理方面的专业)。现在有一个基本原则性的意见,值得提请中央考虑决定。就是开始创办这些新的专业,是采取比较集中的原则?还是采取比较分散的原则?比较集中的原则,就是首先在北京建立第一个训练中心;在北大设立理科方面各有关专门化,基本上参考采用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在清华设立工科方面的各有关专业,基本上参考采用列宁格勒多科性工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我们赞成比较集中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怎样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重点发展和提高质量的方针,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希望能够及早得到中央的明确的指示。”

  中央同意蒋南翔的意见,清华大学从1955年秋季起,相继设置了工程物理系等一批新技术专业。从全校各系和校机关抽调优秀教师和干部充实新系和新专业,其中包括何东昌、滕藤、吕应中、余兴坤等同志;从原有的系选调优秀学生进入这些新专业学习,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副校长的王大中、梁尤能等都是从其他系调入的学生。由于本校学生资源有限,还从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抽调三年级学生到计算机专业学习。这样,这些新专业一开始就有水平高的师资和干部队伍,又有好的生源,培养起点较高,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1971年,工程物理系就向国家输送了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2000余名,大都到西北、西南等艰苦地区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国防事业与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贡献,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系、自动控制系等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也都为“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事业的成功默默地做出奉献。这些新学科、专业的建立也为清华大学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建立计算机专业,蒋南翔直接与负责筹建专业的教师和干部商量,首先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学远动学专业,明确指定这两个专业要为“一尖(航天)、一圆(原子)”服务。当时能够借鉴的经验只能从苏联得到,通过清华大学在苏联留学的教师,请列宁格勒工学院院长帮助,蒋南翔收到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计划。这个计划又要和中国的实际需要结合,要和国内相关的部门合作,蒋南翔为此亲自和有关方面联系。1957年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同志和蒋南翔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清华的自动控制专业和计算机专业同他们配合,为他们培养人才。同时派骨干教师参加他们的工作。在工作进行过程中遇到些矛盾和困难,又是蒋南翔出面向聂荣臻副总理报告,得到聂副总理的支持,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了使教师和学生能够真正掌握计算机技术,要在研究设计和制造计算机的过程中锻炼成长。在蒋南翔的支持下,这个专业决定自力更生研制我国高等学校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列为全校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清华大学较早地研制成功电子计算机,对于教师、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应用是十分有利的。蒋南翔在1965年5月在学校的干部会上讲:军事上取胜,要占领高地。科学上也是如此。当代科学技术上的高地有原子技术、喷气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从清华情况看,我们已经建起了一整套原子方面的专业。喷气技术国家另有安排。我们应把发展计算机技术作为自己的特点。他还提出要在四川绵阳分校建设有相当规模的计算机研究与生产基地,并要加强半导体专业,把它的方向对准计算机技术。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当时未能实现,但这一阶段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培养的一批学术骨干成为后来清华大学发展计算机技术的中坚力量。

  为了国家发展航天事业的需要,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学员由全国各重点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选拔优秀人才组成,钱学森任班主任,钱伟长任副主任,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高级航空航天人才的摇篮之一,这些班的毕业学生不少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首批科技人才。中国第一枚全国产的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就有很多曾在这两个班学习过的同学参加。工程力学研究班连续办了三届,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学校的工程力学专业积累了雄厚的师资力量。

  蒋南翔对于建立工程化学系的想法是早就有的,他刚到清华时就批评过不该把化工系分出去。在建立工程物理系时,他就考虑要同时建立工程化学系。他让滕藤去物色国内化工方面的权威,经过努力,将在天津大学任教的汪家鼎教授调到清华,为建立清华的工程化学系打下了基础。汪家鼎教授后来担任了工程化学系系主任,是清华工程化学系的第一位学部委员(院士)。以后先建立高分子专业,又建立核化工专业,形成了有特色的化工系。

  蒋南翔对于清华大学新专业的建立有长远的打算,既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又要符合学校的教育规律。建立新专业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优势力量,调集优秀的干部、教师、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专业、一个系建立起来,尽快地达到较高的水平。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清华建立起来的一批新技术专业,到80年代、90年代成为学校发展高技术的雄厚基础。所有看到现在清华科技发展的人们,无不称赞蒋南翔当年的远见卓识。

  他对传统工业有关专业也是重视的。清华大学各系系名以建筑、土木系排在前面,就是遵照他的意见,参照过去历史次序排列的,以表示对传统专业的尊重。

  蒋南翔在1963年9月的一次报告中谈到:“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能够以比较短的时间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蒋南翔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要有较强的基础知识,他说:“清华培养的学生应该是金字塔,而不是电线杆。毕业生的优势在于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应该是研究型工程师,要比一般工程师更强一些。”他十分重视学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选派优秀教师和干部加强基础课的领导。 蒋南翔参观基础课展览会。左1为基础课委员会主任李卓宝,中为物理教研组主任刘绍唐教授。 在20世纪50年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几乎在每次运动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常常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也有些人认为,学生学了基础课,在实际中用不上,对工科的专业课没什么用处;又说基础课内容陈旧,教的都是牛顿三大定律,都是比较老的内容。有些系提出要削弱基础课,把基础课的学时减少。针对这种情况,基础课的负责人李卓宝、江丕权等同志认为需要从理论上研究,为什么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为什么要先学好基础课。当时他们列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基础课要适应不同专业需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二是关于基础课要联系生产实际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三是关于基础课怎样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四是基础课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改革的问题,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写出了初稿,得到蒋南翔和何东昌的指导和帮助,蒋南翔在稿子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改,他还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们一定要坚持基础课的重要性,坚持基础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按照蒋南翔的意见,把前三个问题整理成一篇题为“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工作”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

  同时,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苏联工科的教学计划中除了理论教学外,还包括实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各种实践性较强的教学环节。蒋南翔认为认真地执行和完成这种教学计划就可能培养出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全面发展人才。当时,清华大学有“红色工程师摇篮”的美誉。在50年代中期,他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务处专门建立生产实习科负责组织实习活动,选派优秀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各系主任亲自到各实习场所调查情况、检查准备工作。为了准备1955届毕业学生首次进行的毕业设计,学校在各系安排一批青年教师试作毕业设计、试答辩,以便取得指导毕业设计的经验。1955届毕业班的学生在毕业设计前组成95个实习队分赴21个城市进行为时7周的毕业实习。全校有11个专业578人参加毕业设计。对于学生在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中的表现,他也十分关心。他直接了解到:机械制造系四年级学生在毕业实习中,为沈阳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完成了二百余项中等复杂程度的技术设计工作,在过去,这些工作要在大学毕业以后经过相当时期的见习,才能独立完成。他在1955年4月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工业院校、综合大学院校长座谈会上着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蒋南翔为电厂破土奠基 到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的高等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1958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党的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会议的主要精神,特别是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于9月19日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指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在全国的高等学校中开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在北京,从全民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开始,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师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科学研究,学校大办工厂。

  蒋南翔在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时,经常讲“不要有贾桂思想”。贾桂是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宦官刘瑾手下的小太监。贾桂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刘瑾让他坐,他说站惯了。蒋南翔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让大家不要因循守旧。清华大学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例如土木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是完成一个无线电桅杆塔的设计,他改进了塔身结构,节约了大量钢材,被生产部门采用。建筑系毕业生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水利系师生承担了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同学们在教师指导下,从勘测、调研、设计、试验都积极参与,水库工程包括7座大坝和副坝、2条隧道、2条溢洪道及2座水电站,要求一年拦洪。在1958年5月,蒋南翔听取学校团委汇报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情况时,谈到水利系的同学们自豪地称我们是“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他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新生事物。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鼓励毕业班的同学结合实际生产任务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从此“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真刀真枪地作毕业设计推动了教学、科研、生产的三结合。1958年全校1400余名毕业生,有70%的毕业设计是结合生产任务进行的,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

  8月中旬,在学校图书馆举办了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成果展览,学校组织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参观展览。蒋南翔在参观展览后,在校务委员会上说:“大家都参观了毕业生展览会。当然其中技术上不是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但总的说明了一个方向:毕业生结合生产搞设计,比起过去大有进步。如水利系的许多设计,有的有重大的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其出发点是为了群众利益,为了多快好省。今天的参观使我们看到了今后学校发展的趋势。展览会告诉我们群众路线的胜利。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毕业班学生经验不多、知识不够,但能做出成绩来,主要是靠了集体力量。学生作用发挥了,教师作用当然可以更大,强调群众作用,丝毫没有降低教师作用,教师仍然是指导者、领导者。过去延安军事学校曾提出‘官教官、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针。应该看到,教师教学生,这是一般情况,学生也可以反过来丰富教师的知识。我们需要开展这样生动活泼的教学生活。”

  8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来校参观在图书馆的毕业设计展览。蒋南翔陪同周恩来总理参观,由各系参加设计、研究工作的同学给周总理介绍成果的情况,开始时,有的同学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介绍,周总理说:“你们不要背稿子了,就直接介绍吧。”说得大家都笑了。周总理不时地提问,风趣地和同学们交谈。走到机械系球墨铸铁展台前,蒋南翔向周总理介绍了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一个同学,说他是放牛娃出身的大学生,周总理关切地问他学习、生活情况。看到同学们做得好的成果,周总理还提出要向同学们“订货”。参观以后,在图书馆前,周总理站在台阶上,和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见面,鼓励大家“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为了表达同学们的喜悦心情和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学生文工团创作了一首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歌词中唱到:“八月里的喜事说不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天上的太阳格外暖,地上的花儿格外鲜。总理拉着咱的手,咱千言万语说不完;总理参观咱展览,满面春风笑开颜。……”当这首歌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时,当时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严肃而又谦虚地说:“你们唱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唱的”。学生文工团的成员换了很多届,但同学们还经常传唱这首歌。同学们还把利用关帝庙建电厂的事编成京剧《关羽搬家》,周总理看过毕业设计展览,知道描写的是学校利用北门外的关帝庙建电厂的情景。看了以后,周总理高兴得哈哈大笑,他说:“你们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同学受到很大的鼓舞。学生文工团把这个节目一直做为保留节目,多次演出,不忘周总理的鼓励。

  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大地促进了学校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工作。实行“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吸收大批青年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和工厂生产,是一支思想活跃的生力军,他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勇于实践、大胆试验,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里,尽管高等学校也受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影响,一度劳动过多,对教师不够尊重,伤害了一部分教师的积极性。但蒋南翔在主持学校工作中,努力把握正确的方向。蒋南翔和学校党委领导立即指出,这句话不对,学生要劳动,但是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当时报刊宣传中,经常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他说:“做普通劳动者是指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对于在学校里搞大炼钢铁,他是不赞成的,到了1958年底,他无奈地说:“宋庆龄副主席的院子里也炼钢铁了,我们也得炼。”对于当时在工程物理系的滕藤,他就说:“你们是搞原子能的,你们要炼铀。”当时,工程物理系的师生只搞科研,参加炼钢很少,一个班每天下午炼一下。学校里也只搞了几天土法炼钢,以后试用转炉炼钢。蒋南翔看到学校创造的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鲜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推广,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创举,对于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58年以后,有些课题贯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在教师指导下,一届一届毕业班接力参加,既取得较好的科研成果,又使学生得到生产实际的锻炼。如密云水库工程设计、电子模拟计算机、500万电子伏特加速器、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球墨铸铁、试验电厂、电力系统动态模拟试验等成果都具有较高水平。

  蒋南翔考虑到要培养高质量的原子能工程技术人才,必须有科学研究与实习锻炼的场所,在创办了工程物理系与工程化学系之后,他又向中央建议在清华大学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并建设相关的实验室。1958年11月原拟在离清华不远的后八家建设实验基地,后因距离市区过近,在北京市委的直接关心下,确定反应堆建在昌平县虎峪村。这个工程列入国家科委和北京市的重点项目,1960年3月开工。依靠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艰苦创业。开始时,很多师生住在帐篷里。其中经历了苏联撤退专家与三年经济困难的种种艰辛。师生们提出要“知难而进”、“寻难而进”、“迎难而进”,“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蒋南翔对于这个项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调配干部,加强领导,亲自筹措经费,争取特殊材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也非常关心反应堆的建设,多次到工地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当时没有人去过外国留学,只有5人到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反应堆上作过短期参观实习,其余大多数人连反应堆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更谈不上研究与设计。教师和学生是从用草板纸、剪刀加浆糊制作反应堆模型开始做起的。用手摇计算机,几个人排成一行,连续计算,精确地掌握了反应堆设计需要的数据,后来的实验结果和计算结果一致。在1964年国庆节,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运行启动一次成功。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

  利用试验反应堆为我国发展核潜艇技术完成了屏蔽试验,在蒋南翔大力支持下,又开展了新式船用核动力堆的研究,虽然这一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但同样的原理用于以后的低温核供热堆的开发工作。

  蒋南翔在建堆开始时,就提出了“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通过建堆,一支敢于打硬仗、善于打硬仗的高素质队伍锻炼成长起来,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自己的原子能工程技术骨干。与此同时,蒋南翔支持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提出的建设热化学试验室的建议,开展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的研究,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周恩来总理拨付的230余万元专款支持,蒋南翔也经常给予关心和帮助。蒋南翔在建堆过程中,经常指导干部和教师“要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战斗中成长”;“打破专业框框,勇于创新,不怕‘转行’”;“大兵团作战,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发挥各种人的作用”。建堆成功后,他又指导建堆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吕应中,总结工作经验,其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步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敢于改行,善于改行”等许多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成为清华师生大家的共同认识,对于全校开展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期间,清华的一些尖端科技专业在创建的同时,也取得一些可喜的科研成果。在国内首先研制成气象雷达、电视发射接收系统、硅单晶材料和硅晶体管、参量放大器、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控制三维飞行模拟器等,有些成果很快转向了生产应用。

  对于1958年进行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改革”的成败得失,社会上和教育界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一无可取;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改革”是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次战略选择。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苏为鉴、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做为战略思想,从长远的发展方向来看,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方针和措施上,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等是正确的;在教育工作中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实行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等新鲜经验也是值得探索的。事实上,1958年的教育改革与“文化大革命”不同,有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和学校党委头脑比较冷静,尊重科学、尊重教师,那么教育革命是可以做到有重大突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1958年“教育改革”的指导工作中,除了缺乏经验以外,主要是某些方面犯了“左”倾错误,有的还是严重的。如一段时间劳动过多、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师生关系紧张等。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蒋南翔认为: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教育革命,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入了新的时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队伍提高了,这是要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充实了仪器设备。过去不能解决甚至不敢设想的某些科学技术问题,现在已经能够解决或者正在着手解决。

  蒋南翔认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左”的失误,这不能避讳。但是,做为党的干部一定要把指导方针中的失误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创造精神严格地区别开来。

  坚持又红又专 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1958年1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需要。他将中央和地方同志提出的或从其他同志发言得到启发的工作方法几十条集中起来。他说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一条专讲“又红又专”。毛泽东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蒋南翔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指导方针十分重视,是蒋南翔指导教育工作中的一条红线。在他给干部、教师和学生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而且用他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讲得生动活泼。

  1958年在学生中开展“红专关系大辩论”,总的来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工作中有一些片面性。有些同学不敢多看业务书,在图书馆看业务书时,把《红旗》杂志盖在上面。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想当爱因斯坦的同学看成是要走“白专道路”,加以批判。团委的同志向蒋南翔汇报时说了这个情况,他很重视。他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即使出不了‘爱因斯坦’出个‘毕因斯坦’也是好的。”在50年代后期,少数青年师生受 “左”的思潮影响,搞学术批判,批学术权威,批维纳的控制论,批马克斯韦尔方程组。蒋南翔知道以后,皱着眉头说:“后人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的,这样不好。”针对干部和教师在业务上不敢严格要求,他说:“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林家翘这样的毕业生,不能说教育革命是成功的。”(林家翘: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学者。)

  1962年9月他在新生迎新大会上说:“在学校期间同学们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业务学习上。”“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就像从北京去广州不能向北,从清华去天安门,不能向颐和园、西山那边走,所以方向搞错了,就会‘南辕北辙’,愈去愈远。方向很重要,不仅现在这样,而且历史上从来就如此。历史上可以找到对比。一个是宋朝,宋朝有个大奸臣秦桧,还有一个大忠臣文天祥。文天祥是个状元,秦桧也是个状元,宋史上说秦桧‘词学并茂’。但由于政治操守不同,秦桧做了卖国贼,害了岳飞。而文天祥在南宋末年,元人入侵时,率师抗御,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质,慷慨就义。……一个人的成就对社会主义、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政治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起决定的因素。”“当然,在政治上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政治方向的问题、集体主义精神的问题,这些都是长时间的基本课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要求过高,否则就会走到反面。”他还说:“我们要到天安门这个目标,测控方向是必要的条件,但是你更多的时间要去走路。有了方向,还要走路,然后你才能到达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你辨别方向的时间多一些。这并不是说方向不重要,你动身前要辨别一下方向,是不是背道而驰,在走路当中你经常要对准目标检查一下方向,有没有走到歧路上去,但重要的就是你还得要走路,而且你走路的时间比检查方向的时间更多。”他就是这样反复地、深入浅出地阐述红专关系。20世纪6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每个学生,对于他关于红专的论述,都耳熟能详。他还谈到,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服从分配。“对同学来说,就是拥护党的方针路线,毕业后能自觉愉快地服从国家分配,积极努力为社会主义工作。”

  蒋南翔直到临终前,他还和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他在学校里坚持又红又专,形成了优良的校风和传统,每一个五六十年代在学校学习和工作的清华人,对于蒋南翔校长要求大家做到又红又专都留下深刻印象。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是对清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坚持“又红又专”方向的肯定。

  针对60年代初工作中存在的“宁‘左’勿右”倾向,蒋南翔说:“在工作中,要注意克服宁‘左’勿右的心理状态,这种倾向在对待红专问题、师生关系问题上都有所反映。有人认为‘左’比右好些。‘左’和右都应当同正确的来比。为什么要拿‘左’同右比呢?同样都是掉到泥塘里了,难道能说从左边掉下去比从右边掉下去要好吗?”他总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一些政治概念,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终生难忘。

  对于青年学生政治上的要求应该如何?蒋南翔根据他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生动的“上三层楼”的说法,形象具体,几十年以后,人们还沿用他的比喻。他不止一次在多种场合阐述他的观点。1965年6月20日,在清华大学毕业生大会上,他说:“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可以把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即爱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即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就目前同学的状况来看,第一层楼可以说是都登上了;第二层楼虽然要比第一层楼要求高些,也可以说绝大多数同学都登上了;但是,登上第三层楼的,恐怕就是少数了。因为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不单是一个愿望问题,这需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在斗争中逐步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努力登上第三层楼,达到这个要求尽管困难一些,但是只要不断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在两个月以后,还是面对这一届毕业生讲话时,他又就“上三层楼”问题作了发挥。他说:“这跟运动成绩一样,愈到上一层楼愈难。跑百米,从十三秒几到十二秒,大概容易一点;从十二秒几到十一秒,就困难了;到十秒九、十秒八、十秒七,愈到上面,再少零点一秒也都很不容易。……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要求他有更高的觉悟、更高的党性。同学们毕业了,虽然今年取得好成绩,但还不要放松。登高愈到后来愈困难,但愈不能放松。”他的生动比喻,给清华学生在政治上的要求明确、具体,同学们要拾级而上,成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很多毕业生是在工作岗位上加入共产党,实现了上第三层楼的愿望。

  蒋南翔经常注意处理好师生关系。在1961年的“五四”晚会上,他谈到:“韩愈的‘师说’对老师的定义规定三条:第一是传道,第二是授业,第三是解惑。但是按现在眼光看来,这三条还略略消极了一点。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学生是个被动之物。我们现在要增加一点,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从1952年起,我们就强调学生要主动点,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师生合作、教学相长,在韩愈‘师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学生应该尊敬教师,应该有礼貌。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家,鲁迅是他的学生,在日本的时候跟他学小学。鲁迅对章太炎有批评,但对他是尊敬的。”

  他还谈到:“过去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这一条是好的。入学考试时选择就比较严格,入学后功课也比较严格。这传统很重要的是体现在老教师身上,老教师历来在业务上严格认真、严格要求。刘校长(指刘仙洲)过去对功课就是比较严格的,这也可以做为一个代表,一个典型。”

  他还多次谈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做一些社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终生有益。”

  对于全面发展的方针,蒋南翔在1956年全国大专学校青年团干部暑期学习会上,讲了他的看法:“现在有些同志对全面发展的方针发生了极大的误解,他们说:‘主张全面发展就会抹杀了个性和特长’,‘中等学校教育要全面发展,高等学校教育就要发展专长’。这样提出问题,正就表明他们是把全面发展误解为各门功课的平均发展。很显然,我们不能把个性的全面发展错误地了解为知识上的门门精通。‘个性’和‘知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如上所述,全面发展和个性专长的发展,是并不矛盾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应该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集体主义精神和健康的身体,不是要求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体育家。一个人有了全面发展的基础,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他的专长的发展。”

  因材施教 殊途同归

  蒋南翔在他的工作中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关系。他于1956年在全国大专学校青年团干部暑期学习会上做报告时就讲到:“全面发展是基本的教育方针,而且这种教育方针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实现。因材施教是服务于一定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在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仍然有其重要作用。例如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体育,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去长跑,那么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聋子、哑子去学音乐,不能要求断了胳膊的人去弹钢琴,不能要求小学生去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必须充分注意到学生的个人特点,只有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因材施教的方法,有助于全面发展方针的实现,二者不是矛盾的。”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十分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他刚到学校工作不久,1954年9月,在清华大学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他说:“学校培养的学生类似工厂的生产成品,但也不同于工厂生产成品。工厂生产的成品没有个性,它们没有主观能动作用;相反,学校培养的学生则是有思想、能劳动、能发展的人。因此,学校培养学生也就要适用一种不同于工厂生产成品的特殊的规律。培养学生,除掉先生讲授以外,还必须要学生本身主动地积极参与各种相应的学习活动,双方积极合作,才能收到出产‘成品’的效果。因此,在学生的培养中任何发挥和运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则是非常重要的。”

  蒋南翔在提倡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时,总是强调不能把学生培养成“都像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学生要有个性,要有特长。在他到清华工作几年以后,他从学校的教育实践中提出:“培养学生要抓好三支代表队(政治,业务,文艺、体育),通过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目标前进。”

  蒋南翔所指的政治代表队就是指1953年清华建立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在高年级学生中挑选一批业务基础好、思想觉悟高的党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蒋南翔要求他们“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以后俗称“双肩挑”。1963年,在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他就指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实践证明,蒋南翔是有远见的。这一制度建立以后,为学校校、系两级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到八九十年代,一度学校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全都是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在校担任过辅导员的还有的输送到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有的成为学术带头人、技术骨干力量,也有的担任了国家和地方的领导职务。由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经过一些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比较注意掌握方针政策,比较善于联系群众,因而在实践中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每届都有九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这不是偶然的,实践说明政治辅导员制度是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是有生命力的。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人曾在清华学习过,这其中有三人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蒋南翔创建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伟大创举和伟大实践。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史的成功尝试。

  蒋南翔十分重视在业务学习上拔尖的、有特长的人才。每年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和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座谈,对于他们的情况记得十分清楚,常常过了几年又见到这个学生,他还能叫出学生的名字。20世纪60年代初,他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几个学习最优秀、有特长的学生,对他们实行因材施教。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加强学习指导,多指定一些参考书,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要求更高一些,以发挥其特长。由于他们是万里挑一,学校里称他们是“万字号”学生。各系也采取措施,选拔优秀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学校和系还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蒋南翔不仅关心学习成绩好、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对于一些有特殊才能、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他也特别关心,吸收他们参加教师的科研工作,对于他们在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肯定。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很出色,在学术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这就是业务代表队。

  蒋南翔一贯重视学生中的文艺、体育活动和有文艺、体育特长的优秀人才。在1958年以后,结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生中的文艺、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学校的学生合唱团的30多位同学在1964年有幸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前后40多场,蒋南翔也和这些参加演出的同学合影留念。为了更好地提高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的水平,也为了让有文艺、体育特长的学生学得更好,全面成长,学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建议对文、体优秀人才建立“两个集体”。参加文艺社团和代表队的一部分骨干人才除了参加所在班集体外,还单独按社团、代表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团总支,文艺、体育各集中100人左右,由学校加强管理。目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体水平,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全面成长。这一建议得到蒋南翔的肯定,他要求团委派得力的干部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当时,由团委副书记张孝文兼任这个团总支的书记,以加强工作。采取这一措施,不仅提高了文艺社团的演出水平和体育运动成绩,也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文艺、体育代表队。从这支队伍中成长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有的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蒋南翔对于这支队伍,十分关爱,对于他们的特长和成就,十分熟悉,谈起他们的体育成绩如数家珍。在他临危住院时,几位曾经活跃在清华文艺、体育方面的毕业生,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这几个学生的名字都很熟悉,对他们的体育成绩,何时打破的学校记录都记忆犹新,让这些毕业生感到十分敬佩。

  蒋南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因材施教,让有各种才能的学生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调动各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又要引导他们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在这方面体现了蒋南翔正确处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全面发展是对培养人才的普遍基本要求,也是个性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要求每个学生各方面平均发展。由于每个学生的志向、兴趣、特长、知识、能力存在着差异,教育就是要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通过不同途径,达到殊途同归。通过这些各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学生形成积极向上,刻苦学习的良好校风和学风。

  1956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从上海招收了一名女学生胡芝凤,她从小就爱好京剧,受过十位京剧教师的指导,在唱、念、做、打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来校报到时就带来了练功的刀枪把子。她在校一面学习业务课程,一面坚持学戏。两年以后,她在科学与艺术两个砝码中已偏向了艺术,她向学校表达了她的愿望。在蒋南翔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学校教务处的领导同志对她说:“我们希望人尽其才,你的学习成绩好,京戏也唱得很好,学校特准你休学一年,可以到专业京剧团去实习,如果不行,可以返校继续学习。”胡芝凤后来师从梅兰芳,她主演的京剧《李慧娘》获大奖,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她导演的许多戏曲也获梅花奖。以后从事艺术研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她始终感谢学校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给她成长的机会。

  20世纪6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中就读的国家高级干部的子女很多,同一时期,正部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在清华学习的就有80多名,他们都是参加高考,录入清华的。蒋南翔很注意对这部分学生的教育,也是因材施教。他召开了部分高干子女座谈会,用周恩来总理的话来教育他们。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革命不能遗传”,“接班不是接官”,“我们不能做八旗子弟”。他要干部子女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向工农群众学习。1964年寒假,其他同学都放假回家,他要求学校团委组织这些高干子女到北京海淀区上庄公社参加劳动和访贫问苦,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劳动结束以后,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份思想总结,由学校寄给他们的家长,让家长也了解子女的思想状况。很多家长都认真看了这些总结,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很多家长,都给学校复信。

  在他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学校注意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开展工作。针对新入学的大一新生和即将毕业的毕业班学生的思想学习特点,学校团委成立了大一工作委员会和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统一。他关于“猎枪与干粮”的比喻最为生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干粮),知识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猎枪,使他们在荒山野岭中,没有食物也不会饿死。”他的这个比喻,在清华的教师和毕业的学生中都作为自己成长和作好教育工作的指导原则,也是清华学生毕业以后继续成长的重要途径。他还十分重视“第二课堂”对学生的培养作用。他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十分关心,积极倡导学生参加社会工作、课外科技活动、文体活动,他认为这是培养学生的高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渠道。他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工作负担,他提出把每节课由60分钟改为50分钟,学生班级活动不要太多,“周不过一”,也就是班级团支部、班会的活动每周不超过一次,使学生有更多的个性发展和主动创造性发展的时间。

  积极探索教育改革 试行半工半读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取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中等技术学校更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刘少奇选集》下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后,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又多次讲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问题。

  蒋南翔对于刘少奇的指示十分重视,6月25日,他就在学校校务委员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试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指示。他说:“为了满足广大青年要求学习的强烈愿望,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除了目前全时学习和全日劳动这一制度外,还应该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使教育和生产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劳动制度。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好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就是一个技术工人,既能做工人的活,也能更有创造性地进行设计和科学研究。中共中央指示清华大学首先试行半工半读制度,这是全校师生员工的一项极其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依靠群众,摸索前进。”这次会议以后,学校里即着手进行试点,选择了机械工程系铸工专业铸九(1959届)部分同学组成试点班,安排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在铸工车间劳动。蒋南翔还和这个班的同学座谈,听取他们的收获和改进工作的意见。这个班的同学经过一年的半工半读,都感到对于专业的学习更加深入了,通过在车间的劳动,既学习了很多铸工知识,也增加了和工人的感情。这个班的同学毕业以后很多年,还怀念这一年半工半读的学习劳动生活。

  1964年,刘少奇又在多种场合宣讲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蒋南翔发言时谈到:“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学校制度,就可以使普及和提高进行更好的分工。一方面不需要花费很多投资,就可以大量创办各种形式的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学校、简易小学、农业中学、业余技术学校、函授学校等等,这一类学校办好了,不但可以加速普及教育的实现,而且能够培养出大批初级、中级以至高级的专门人才,从而减轻对于全日制大、中、小学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就有可能按照少而精的原则,更加集中力量,办好全日制的学校,特别是办好一批重点高等学校,大大提高质量,争取在科学技术方面及早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底,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会议,交流半工半读高等教育的经验,当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作了总结发言。强调“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半工半读高等教育要着重巩固提高,保证质量,既认真劳动,又认真读书。1966年初,蒋南翔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这项工作,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邓小平都做了重要指示。

  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有利于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利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有利于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人,方向是正确的。60年代进行的试点工作,从各类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十分稳妥的步骤和措施进行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试验被迫停止。

  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这一响亮的口号,既是奋斗的目标,也是鼓舞人们坚持体育锻炼的座右铭。20世纪50年代以后,每一个在清华园生活过的人都很熟悉这一号召,作为终生的努力方向。

  蒋南翔最早提出这一说法是在1957年11月29日,那天在清华大学礼堂前的阶梯教室举行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体育教师、运动员、团委、学生会干部及体育积极分子300多人参加。当时,他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因为年纪越大,知识、经验也就越丰富。老年应当是收获的季节,但有的人却未老先衰。因此要想在老年丰收,就必须在青年时代播种。”马老就是马约翰先生,1914年起任清华的体育教师,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当时是学校体育教研组主任,还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也就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是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老经常身着马甲短裤,面色红润,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在大操场上走来走去,指导着学生的体育锻炼。他的形象,就是对全校师生的教育。每年新生入学他都要给学生作报告,讲要“动”,鼓励学生每天到操场去。他还教给学生洗澡的方法,冷水热水交叉洗。许多老校友毕业几十年后,还按照马老教的办法洗澡,收效很大。1964年1月,在马约翰先生为清华工作五十年的庆祝会上,蒋南翔谈到:“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从此,“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成为清华人脍炙人口的奋斗目标。几十年来,不仅在清华,对于全国的高等学校以至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

  蒋南翔一到学校就十分重视发扬老清华的优良体育传统,他举出一些教授在校学习期间都是运动员。50年代初期,在学生中推行“劳动与卫国制”体育锻炼标准(简称“劳卫制”),动员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他还提出,既要大力开展学生普遍参加的群众体育活动,也要开展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在他到校任校长后的第一年五月,学校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幕,蒋南翔到会讲话,他说:“这次运动会不但检阅我们参加运动的普遍性和各项记录成绩,而且要检阅表现在运动中的新道德,如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精神,机敏、勇敢和纪律性等优秀品质。”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以后形成制度,每年校庆期间都要举行学校运动会,一直延续到现在。

  蒋南翔不仅提倡体育活动,而且他身体力行。据体育教授夏翔回忆,南翔同志早在30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就热爱体育运动,很重视锻炼身体,他每天课余时都要到体育馆来参加各种运动,他有时玩篮球“斗牛”(斗牛是当时学生在篮球场上不按篮球规则的一种运动),有时长跑,有时游泳。到清华工作以后,在下午的体育锻炼时间,在新林院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年纪较大的一位长者在跑步,他跑的速度不快,但能坚持,每次总要跑几千米。在蒋南翔的提议下,把学校的领导同志都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教授任指导。这个锻炼小组包括学校的正副校长、正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委员和一部分老教授。每周两次,安排在晚上,由马老带领做准备活动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锻炼。蒋南翔每逢锻炼时间都提早到体育馆,也带动小组里的其他人。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直到70岁后仍能坚持游泳800~1000米。

  在蒋南翔的倡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园里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学生们从图书馆、教室、实验室走出来,到操场去锻炼。“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操场上,校园的路上,到处是跑步的人群,龙腾虎跃,蔚为壮观。

  蒋南翔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很具体,他最早提出了学校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以提高带普及,以普及促提高。为了提高学校各项运动成绩,特别是田径运动的水平,他提出“速度为纲,力量为基础”,大力开展短跑运动。他说:“有了速度,腿部有了劲,不但短跑成绩可以上去,对跳远、跨栏、接力跑乃至长跑、全能运动都会有影响。”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体育教研组教授们的支持。学校广泛开展短跑活动,还举行以百米、接力为主的“高速度运动会”。每次召开全校高速度运动会时,他都到运动场观看。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清华大学学生的运动成绩不断提高,1959年夺得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男子、女子和团体总分三项冠军,以后又连续四年保持了三项冠军,由于“文化大革命”,高校运动会被迫中断。

  他对于田径比赛中学校和全国的各项记录十分熟悉,对于一些学生中的优秀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他也记得很清楚,谈起来如数家珍,让一些做青年团工作的干部也自叹弗如。他对学校的篮球代表队也十分关心,1960、1961年,学生篮球队周末经常到市内体育场去参加表演比赛,蒋南翔时常出现在北海体育场木板架的看台上,穿着蓝布中山服,是一位“特殊观众”。他不时地指指点点询问周围的同志场上队员的情况。他十分关注运动员的全面成长,他要求代表队员必须运动成绩好,学习也不能差,学习不好不能进代表队。每年高校运动会以后,他都要和一批优秀运动员座谈,鼓励大家努力做到全面发展。他说,不能像旧中国在大学里养一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体育棒子”。对于一些优秀运动员给以精心培养,1959年蓬铁权、李作英两人在全国比赛中超过了当时的马拉松全国最好成绩,获得了运动健将称号。到1966年上半年,清华已有12名同学获得田径、足球、自行车、举重等项目的运动健将称号。他还提出“业余赶专业”,希望在学生中培养一批优秀运动员,他说这是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科学生富有聪明才智、又懂科技原理,某些项目可以充分发挥优势。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就有12名学生代表北京市参加田径、自行车、摩托车等项目,并取得优异的成绩。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学生的男子篮球队获得北京市甲级联赛冠军,多次战胜过国内的专业队。化工系学生张立华在毕业前后,曾10次破自行车全国记录,说明学校可以培养出优秀运动员。蒋南翔说美国、苏联都有大学生代表国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美苏能够做到的,我们也应当能做到,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将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出现在运动场上。

  在蒋南翔的精心关怀下,一批一批的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从学校培养出来,走向社会,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59 清华大学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晚会上,从蒋南翔校长手中接过火炬的长跑运动员蓬铁权,是机械系学生,以后又读研究生,曾获马拉松运动健将称号,毕业以后长期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作技术工作及管理工作,后任厂长,曾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他担任厂长时,不仅生产工作组织得好,他还在市内组织长跑活动,既推动了体育活动,又扩大了工厂的知名度。在哈尔滨的报纸上曾以“研究生、运动健将、企业家”为题报道蓬铁权的情况。这只是学校培养的千千万万个优秀学生中的一个代表。

  他不仅对大学的体育工作十分关心,他也十分关注中学的体育工作。他说:不懂体育不能当中学校长。他要求中学体育要保证学生体质逐年增长,要预防近视眼。他要求重视提高学校的运动水平,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优秀运动员,要依靠自己的体育教师来训练和培养高水平的运动员。

  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

  蒋南翔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

  他到学校以后,强调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要求加强党在整个学校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把保证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当时,学校中以行政为主,党是基层组织,起保证作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对于做好党的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全体教师。学校统一战线工作不只是统战部门的事,要依靠全体党员;统一战线工作不仅面对民主党派,而是面对全体教师。要利用教育工会这一组织形式,使学校的工会成为党联系全校教师和职工的纽带,随时把他们的情况、要求和意见反映给党和行政领导。同时,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组织老教师进行政治学习,鼓励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大家通称“神仙会”。蒋南翔说:“‘神仙会’这个经验好,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用了很大力量帮助党员干部处理好和党外教师的关系,特别是和党外教授的关系。他到学校时,全校教授中只有四名党员,大多数系主任是党外人士。如何与党外同志合作共事,是关系到党政配合做好学校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协助系主任做好工作,各系都配备了由党员担任的系秘书,教研组也配备秘书协助教研组主任工作。蒋南翔直接帮助一些系和教研组的秘书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贯彻《高校六十条》时,对于《条例》规定系的工作由系主任负责,党总支起保证监督作用,有一些党的干部不理解。他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列举水利、电机、建筑等系系主任和党总支干部的实际情况,说明这些系由有经验的年长的教授领导是合适的。他强调党员的作用,不要凭党票称号办事,要有好的作风,凭政策办事,起模范作用。在他的指导下,校、系、教研组各级党政关系都能够协调工作、相互尊重、密切配合,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顺利推进,形成了好的传统和作风。他还强调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不能单靠党委系统孤军奋斗,行政系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行政系统和党委系统的密切配合和合作,这是高等学校党和行政共同做好自己工作的最重要的关系。经过几十年,清华大学校、系的干部换了几代,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几经变动,无论是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政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风气代代相传,形成了优良传统,保证了学校工作稳定持续发展,这是蒋南翔留给学校的宝贵财富。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他很重视党员和干部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从他到校后第一次和全校教师党团员讲话时就提出这一要求,要求党员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不仅做“啦啦队”,鼓励别人提高业务水平,而且自己也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思想觉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

  为了提高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蒋南翔注意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从1961年暑假开始,在学校的绿化基地——八达岭下的三堡,召开学校党委工作会议,总结工作,研究情况,统一思想,部署任务。参加的人员有党委成员和系、部处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以后每年暑假召开一次,形成学校独具特色的工作制度,校内同志称为“三堡会议”,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会议,希望了解学校工作有什么新的精神和新的安排。蒋南翔每次都参加这个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每年的会上,他都会对学校工作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精辟见解。他十分注意党内的思想一致,他把党组织比作推动学校前进的发动机,讲“发动机不能漏气”,就是在一次“三堡会议”上讲的。

  经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在一部分干部和党员中也滋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有的还十分严重。1958年底,清华大学党委组织各系检查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知识分子政策,讨论中暴露了一些错误看法,其中也包括个别支部干部。学校党委帮助物理教研组纠正了这些错误的看法和做法。这一情况反映到上级党委。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在材料的最后,也写到“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这一情况反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对材料做了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蒋南翔当时在外地,回到学校以后,在1959年1月6日,他和学校党委立即召开全校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蒋南翔要求全校各支部党员认真学习讨论,以此为鉴,检查全校的知识分子工作。他对物理教研组的工作也十分重视,从此开始,一连几年在这个支部蹲点,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和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

  1956年,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普拉发表的演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先后发表。这两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蒋南翔和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专程到邓小平同志家里,向他汇报学校学生的思想情况,邀请小平同志来学校做报告。195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清华大学礼堂做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说:“一个多月以前,匈牙利、波兰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们学校的青年团组织写信要我来讲一讲,我当时不敢来讲,因为没弄清楚。在人民日报《再论》文章出来以后,可以讲了,因为问题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同志一定要我来,就只好谈一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601~612页)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他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根据这个情况,他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蒋南翔在1957年4月12日在全校动员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对于发动整风做了动员。他强调整风是党内整风,着重是检查领导、检查缺点;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还说,有一种是消极的官僚主义;一种是积极的官僚主义,即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事务主义,有的同志忙得吐血,但工作没做好,还是官僚主义;民主党派如有职无权,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教条主义也是有的,即所谓的“食而不化”。现在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整风就很有必要。报告最后,他还一再讲:“再说明一下,首先是党内,党的领导整风。希望同志们特别对我本人几年的工作提出批评。不要怕多,不要怕乱,真正地发扬民主。”5月,校系两级党组织召开各部分人的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党组织的意见和批评。

  1957年5月6日和7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在整风鸣放中,也难免会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对于公开鸣放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使毛泽东同志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毛泽东5月15日开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经过多次修改,6月12日印发党内。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毛泽东传》(1949—1976),689~691页)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清华园里同样出现了一些错误严重的言论和大字报。学校党委在6月8日、9日分别召开的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大会上提出“党员不能脱离群众,但也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要“开展争鸣”。以后又组织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对一些言论进行反击。这期间,中央几乎天天派人到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大字报。1957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学校来了解学校的动态。林克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中写“南翔、舜瑶同志: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毛泽东”。在这期间,北京市委也密切关注学校的情况。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是不是立场问题?”等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清华大学校园里也开始对前一阶段的一些错误严重的言论进行批判和斗争。对一些有严重错误的言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对一些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交锋和讨论以明辨是非的问题也采取了不恰当的批判斗争方式,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7年下半年学校恢复了正常上课,但反右派斗争仍然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在当时反右斗争总形势下和对右派进攻的情况估计过重的认识下,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清华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同样也扩大化了,伤害了党内党外的教师和学生,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上半年学校进行处理右派的工作,学校里划为“右派”的师生达到500余人。这是蒋南翔和学校党委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失误,造成一大批师生和他们的亲属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大部分“右派”学生被安排到农村、工厂参加劳动。蒋南翔当时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总希望给犯了“错误”的学生一个出路。在讨论处理办法时,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右派”学生都要开除出校。后来,他听说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可以考虑一部分“右派”学生继续留校学习,他立即向中央建议,允许一部分“右派”学生留校学习,这个意见得到采纳。1961年开始,一部分留校学习的“右派”学生摘了“帽子”,蒋南翔和这部分学生座谈。在座谈中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学校里还是希望培养你们成为有用的人,植树者的心情总是希望植一棵活一棵,成活率是100%。党对青年学生是关怀、热爱的,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是心疼的,我们还是“望子成龙”。在1961年学校党委工作会议上,他也说:“就是对‘右派’,我们也要主动地做工作,要把这些人也看作是财富,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包袱。”对于党内干部划为右派的,蒋南翔曾考虑让他们继续做干部,并允诺重新入党,但未得到上级批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这样谈,体现了一个教育家对教师和学生的关爱之情。这些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师生,在1979年平反中都得到纠正。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会议决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清华在党内也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党员干部,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对于一位党员教师,认为他只重视业务、不重视政治,由于他是解放后党培养的教师,把他比做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土地以后,就只想个人发家致富、不想走集体化道路的“新富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批判,还要大家“照镜子”,对照检查,伤害了很多教师。对于这件事,蒋南翔在1961年6月全校教师大会上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新富农’的术语是我提出来的,现在看这个术语不太恰当,对‘新富农’这个帽子我看可以脱帽典礼,不要再用‘新富农’。这个责任,党委的领导有缺点,我本人工作中有缺点,我们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改正缺点。”1979年3月在清华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上,有200人参加,他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借这个机会向当时批错了的同志表示歉意。

  蒋南翔任校长期间 清华大学稳步发展

  从蒋南翔1952年底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职务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的关怀下,学校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只有工科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机械制造、动力机械、电机工程、无线电工程、石油工程等8个系,22个专业,石油工程系又于1953年调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1966年学校设有土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动力机械、农业机械、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冶金、电机工程、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等12个系,40个专业,其中几个系设有应用理科的专业。解放前,从办大学的1925年至1948年,44年学校共招收本专科学生10970名;从1952年—1965年,14年间学校共招收本专科学生26871名。1925年—1948年共招收研究生357名;1952年—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987名。学生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1952年在校本专科学生3269人;1966年在校本科学生10347人。学校教师人数,1952年底为4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11人;至1965年教师人数达到2475人,教授、副教授202人。学校图书馆馆藏书籍135万余册,是解放前的35倍。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南翔积极引进从国外回来的一批教授、副教授,充实学校师资队伍,为一些学科专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了提高校医院的医疗水平,他引进了谢祖培等一批曾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留学的医生。

  科学研究工作方面,解放前夕,研究工作基本停顿。1954年学校成立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1956年4月召开了清华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宣读了论文。1958年以后,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有了较快发展,在1965年11月高教部举办的直属高校科研和生产成果展览会上,清华大学展出了原子反应堆、密云水库工程设计、程序控制铣床、电子感应加速器、快速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光速测距仪、浮动喷射塔板等70多项研究成果,数量居全国高校之冠。

  从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到1964年,清华大学实验室建设有了飞速发展。实验室的数目由16个增加到85个,实验室房屋使用面积由080万平方米增加到54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由250万元增加到3570万元,在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由几十人增加到658人,实验技术人员和工人由几十人增加到558人。

  清华大学校园在1948年时占地面积1708亩(11387公顷),50年代铁路东移、校园东扩,至1966年校园面积达到3288亩(21922公顷)。校园本部建筑面积由1086万平方米增加到4331万平方米。

  蒋南翔到校主持工作以后,不仅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而且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学科专业的设置方面,从50年代中期着手建立核能与核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专业,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和干部队伍方面,在蒋南翔主持学校工作时期,这是他为学校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支队伍不仅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而且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建设的生力军。在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思想作风方面,蒋南翔给学校留下了宝贵财富,学校领导班子换了多届,但是他对办好清华的许多重要思想仍然在指导着学校的工作,特别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办好一所社会主义高等学校,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不断积累新的经验。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在北京市的支持下,学校校园面积逐步扩大,并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使学校以后可以发展到5000亩的完整校园,这是蒋南翔办学的深远眼光的具体表现之一。

  这十几年里,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之中许多人成为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147名;在一些新技术专业培养的人才,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批工科专业毕业的校友在生产第一线成为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有的还被推选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清华大学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是由于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这是和蒋南翔的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他对于探索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中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个人与集体等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对于全国的高等学校也是值得借鉴的。

  蒋南翔为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刻苦探索。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各种运动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缺点错误,他对此并不讳言,但总的看来,他还是比较正确地掌握了方向,从实际出发,按教育规律办事,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积累了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经验

  蒋南翔从1952年底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以后又在北京市和教育部担任领导工作,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建设,亲自参与、领导、实践,他长期担任新中国教育的领导工作,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他在清华大学以及在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工作丰富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对我国教育理论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3月,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曾经总结办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经验,他在其他场合也发表过一些看法。他说: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共十七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有几点基本经验: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按照国家的需要办社会主义大学,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制度。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坚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培养的学生质量比旧中国是大有进步的。我们的学生思想面貌是好的,他们抱有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远大理想,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界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由于缺乏经验,虽然也有过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总结一下十七年走过的路,是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从国民党手中接管旧学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主权,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学习外国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等等。在教育战线,我们基本上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成绩是主要的。

  第三,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高等教育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又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通过1958年的教育改革,创造了“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的经验,推动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个亮点。重点高等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使高等学校成为我国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主力军之一。

  第四,坚持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把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做为学校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标,全校各方面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一目标。要求干部和教师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两种人会师”和“双肩挑”的做法,使学校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成为学校的优良传统。重视体育,学校的领导者要化很大力气促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要让每个同学都“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第五,重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百分之百的教师。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批“大师”,而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有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师”。对于教师队伍,不仅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且要团结百分之百。对教师采取尊重信任的态度,鼓励和帮助他们“各按步伐,共同前进”。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由于五六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伤害过一些教师,运动以后力求纠正那些缺点和错误,争取更多的教师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

  第六,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班子是发动机,要团结有力,不能有内耗、漏气。解放以后的事实证明,哪个学校的领导核心团结,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哪个学校的工作就比较好。如果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有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注意发扬民主,发挥集体智慧,善于认真总结经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学校就有了大踏步前进的条件。

申明:以上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2006年01月19日 14:06:38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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