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学校工作

  蒋南翔在工作中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他经常教育干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他到清华工作后,就组织教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让大家懂得实践出真知的基本观点,弄清楚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关系;帮助大家掌握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他亲自在校内上哲学课,并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回答学生遇到的问题。他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哲学的观点、理论的高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一些问题,用自己的生动语言通俗地解释一些复杂的现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蒋南翔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党性的表现。他所提出的有创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相联系的。

  陈云同志在蒋南翔逝世后的题词中写道:“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是对蒋南翔政治品德和思想素质的高度概括。

  “三阶段、两点论”

  用“两点论”观察事物,是蒋南翔经常提倡的。早在1956年,他在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时就谈到:我们走路时,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面,不是两只脚向前跳的。用钱也是一样,有时用的多一些,有时用的少一些。我们看的电影也是一样,看电影在动,在拷贝上又是不动的。世界是动的,又是不动的。看问题应该看到两面,不要只看一面。就是说要有两点论,不要只是一点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对斯大林的估价就是两点论,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功绩,又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多于坏处。

  对于文化领域的继承问题,蒋南翔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6月30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全体教师大会上,他就讲到:“文化领域里有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对待文化遗产与对待政治问题、对待国家机器不一样,是两回事。对旧的国家机器、反动政府,必须打碎。这是马克思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早就说了的。文化是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的部分,要承继。学校不是要打碎,而是有个很细心地承继的问题。在文化科学上更是如此,科学没有国界,也没有历史阶段。牛顿定律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但是现在还要用它。他只有宏观世界,没有微观世界。爱因斯坦补充他,并不是推翻他。”蒋南翔十分憎恶割断历史、否定一切的思想和做法,把它称作“自我作古”。他说:“这种思想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没有群众观点,是教育工作的大敌。”1962年8月26日在八达岭山脚下的三堡——清华大学一个绿化基地举行的党委工作会议上谈到清华时,他指出:“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1952年学苏,第三阶段是1958年以后。每个阶段好的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我们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需要比较彻底地总结工作,应该是‘三阶段,两点论’。”这段讲话集中反映了蒋南翔对待一个单位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是简单肯定,也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这对于指导学校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校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个讲话当时对于统一学校领导班子对办学方针的认识,统一领导班子对于学校历史、现状的认识,保持学校的持续发展,保持学校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蒋南翔关于老清华的好的传统要继承的思想,不是60年代才提出的,在他到校不久,在1954年初的各大区学校教育处长会上谈及清华工作时,就说:“尊重学校原有的传统。说革命,不是把旧的一切都打碎,相反的要尊重原有的传统。”他在学校里也经常讲:“老清华早有门槛高(即招生要求高)、底子厚(即基础理论学得好)、后劲大这些好传统,要继承”。1956年6月,在他起草的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在总的方面是对的,这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不要破坏我国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对于我国过去学习英美资产阶级的方法办了几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经验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吸收,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他还说:“衡量事物应该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以片面的现象去概括全面,发现了一点问题就不加分析地把整个都否定了。”他还谈到:“还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在总结经验时,历史上好的东西就要继承下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这里首先是要善于继承,只有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发展。”

  1956年8月30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蒋南翔和杨述、宋硕一起写的《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其中谈到:“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向,但并不是它的惟一内容。我们还要向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在教学改革初期,我们曾经着重批判盲目崇拜英美的殖民地思想,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而拒绝采用英美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用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出版的好的教材和书籍,我们应该参考;他们如有好的工作经验,我们应该适当地加以采用。例如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过去对于吸收和学习英美或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用东西,曾有重视不够的地方,应该克服这种缺点。”

  蒋南翔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边倒”的情况下,还坚持要继承老清华的好传统,学习英美国家有用的经验,也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重视继承,他还强调要超越,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超越过去。要敢于超越,开创我们自己新的道路。

  蒋南翔的“三阶段,两点论”的思想源于他始终推崇“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他在给干部作报告或对学生讲话中,经常阐述“一分为二”的观点。1965年8月他在给毕业生讲话时,说:“毛主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我们对人,也是‘一分为二’。这一个公式,这一个原理,对每一个集体,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一分为二’,即总有好的,也还有不足的地方。正因为有不足,才要更进步嘛。假使我们懂得‘一分为二’,那就好了。假使我们不懂得‘一分为二’,那就是只有一点论。实际上是‘一分为二’,是两点论。”他还说:“我们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待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学校中的工作估计问题。我们应当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断地努力加以克服。但是,我们应当像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善于全面地正确地分清是非轻重,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别,分清主流与非主流之别,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致迷失方向。”

  各按步伐 共同前进

  在蒋南翔到清华工作以后不久,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一度出现教师、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他及时提出“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指导思想。当时由于教师思想改造工作中一些遗留问题,使一部分老教师感到有些压力,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能要求太急,不能简单化。他一再强调解决思想问题,必须按照思想发展的规律办事,不能强迫。对不同专业不同思想基础的知识分子,不能要求一律。他也用“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指导思想,希望这些同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按照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这一指导思想也是针对一些干部对教师、学生的思想要求、工作要求、学习要求过高过急的状况,他强调只要是“前进”,就要给以肯定,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情况有不同,可以各按自己合适的步伐前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生活遇到一些困难,教学工作、思想工作都面临着新的矛盾,实际生活中物质条件不足,而对教师、学生的思想工作又需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基层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对教师、学生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蒋南翔又及时提出要“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他说:“我们现在年青年老、党内党外,根据不同情况,希望大家进步,但步伐不能要求一律。对身体健康情况就这样,年老体弱的就多休息一些。业务上要求也各人不同,过去情况不一样,政治上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无论在身体健康方面、业务方面、政治方面,都有一个各按步伐的问题。有各按步伐,才有心情舒畅,有团结。”“各按步伐,共同前进”成为学校各级干部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掌握工作节奏,推动工作前进的最好的座右铭。

  蒋南翔主张理论与实际统一,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当“收发室”、“照抄照转”。他十分赞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论述:“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多次在干部会上引用毛泽东的这一教导。他提倡干部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创造性地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常说,对一项工作,能够提出自己意见,哪怕不正确,也比不动脑筋、不提意见的好。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小会上讲这样一个笑话:“抗日战争以前,蒋介石在庐山举办中央训练团,有不少高级将领参加。某一届学员毕业时,蒋介石找了一个军官问他,参加训练团以后有什么感想?那个军官赶快立正回答:报告委员长,不敢想!”蒋南翔用这个笑话讽刺那些不敢说、不敢想的干部。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日是甲辰年春节,后来称此会为“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都要改。”“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同年3月和1965年7月,毛泽东又两次重申和进一步发挥了这次谈话的精神。提出“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些指示揭露了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相应地改革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使青年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其基本精神是好的,对指导教学改革有积极意义。

  蒋南翔作为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又直接参加了“春节座谈会”,有责任认真传达座谈会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高等教育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地对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在学校里他采取措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同时他说:“这些指示,有些是极而言之,对理工科大学还要通过‘翻译’。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贯彻,最后结果要提高质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无法做到的。在这以后,他在清华大学贯彻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从1965年入学的学生开始,将学制六年改为五年;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这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说的,学生消化不良,要少而精。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教学改革。

  不做墙头草 不能随风飘

  在蒋南翔主持学校工作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上的各种风浪不断。当时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经常引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用以教育干部,工作要有扎实的根底。蒋南翔经常引述这句话,要求学校干部要善于辨别风向,不做墙头草,不能随风飘。他说:“随风转,要吃亏。看现象不看本质,看暂时不看长远,这样会失败的,站不稳。”

  1956年5月,在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会上,他就讲到:谦虚不等于不求上进,不坚持任何意见,人云亦云。我们要谦虚,还要坚韧。谦虚就是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修正错误,防止思想僵化。坚韧就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怕困难,百折不回。坚韧和谦虚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上一度头脑发热,“大跃进”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口号。蒋南翔针对这种情况,引用北京市委领导同志的话,要大家“在别人头脑发热时,我们要冷一些;当别人发冷时,我们要热一些。”要求干部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他常说的一句富有哲理又极为风趣的话:不要使自己的体温受外界的影响而变化,环境热就发烧,环境冷就发冷,这样不好,要做“恒温动物”。

  1961年7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举行工作会议,在传达中央和北京市的工作会议精神以后,蒋南翔谈到:“学校党委的领导干部能够‘脱离老窝’,离开门市工作,抽出几天时间到这里来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总结一下工作经验,很有必要。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容易出问题,这就需要冷静地认清当前的形势,主动地适应形势,把工作安排得恰当一些。我们要力争转弯转稳,尽可能减少波动,不使我们的阵地动摇和削弱,并且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前进。……当然,我们还必须严肃地正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几年,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粗糙的地方,有不够深入细致的地方。在实行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等等工作中,有许多地方做过了头,产生了副作用。我们对于自己做错了的事,不能马马虎虎,无动于衷;必须严肃对待,要认真‘还账’。在这个工作转弯的时候,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毫不含糊地改正缺点,加强党内和全校的团结,继续稳步前进。领导干部必须心中有数,决不要做墙上草,随风倒。”从这次会议以后,清华大学党委形成了制度,每年暑期举行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一年的工作,统一认识,部署今后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经济形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粮食不够吃,教师、学生中都有一些人精神有些萎靡。蒋南翔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在全校的会议上要求大家要正确地对待眼前的困难,不要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总是要有点志气,困难是暂时的,信念和意志是长久的。

  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蒋南翔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60年代初期,社会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一度“唯成分论”盛行,有些学校学生中组织贫下中农小组,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学生中反复讲:“唯成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搞唯成分论在革命的历史上也好,在学校里也好,都吃了亏。”他在1965年入学的新生大会上,专门讲了“不要搞唯成分论”。详细阐述了党的阶级路线的正确内涵。他说:“我们的阶级路线中阶级成分是重要的,但是中央也没有规定,说资产阶级子弟、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城市人民的子弟就不能上学。所有年青一代都可以革命,要有这样一个宽广的胸怀。不要认为剥削阶级子弟将来一定不能革命,这不见得。……毛主席讲,知识分子重在表现,不是看成分。成分是需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过了头,就不好了嘛。邓小平同志也讲过,什么叫阶级路线呢?阶级路线是要团结最广泛的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除开极少数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青年,都可以教育,都可以争取,都可以革命。”

  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63年,在上海招生的同志,录取时看到一名考生的情况,她的考试成绩十分优秀,而她的远房亲戚和宋美龄有亲属关系,对于这样的考生,能不能录取?招生人员打电话请示学校,蒋南翔知道以后,明确指示可以录取。这个学生入学以后作为一名学习优秀的考生参加了蒋南翔召开的新生座谈会,在校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她在南翔同志逝世以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特别谈到:“南翔同志和清华党委坚决反对唯成分论,贯彻党的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使一些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能够进入清华求学深造。像我这样社会关系特殊的人,在当时是很难被大学录取的。而在清华园里,我能够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和其他同学一起成长,在60年代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件事的处理,在全校传为佳话,体现了学校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为此事,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围攻、批斗。

  蒋南翔认为:只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可轻易放弃。在哲学课上他说:“凡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上帝也拉不转的。”

  1965年6月,当时极“左”思潮甚嚣尘上,蒋南翔对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说:“要做高尔基所描写的迎接暴风雨的积极战斗的海燕,不要做随波逐流的浮萍。” 正如与蒋南翔长期共事的张承先同志在《蒋南翔文集》序中所说:“他革命品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辨别‘风’向,无论什么‘风’来了,他都能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决不随‘风’转。”

  引导师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但不搞形式主义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始终积极倡导干部、教师和学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到校,就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引导大家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学校工作。他引用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观点,教育学校干部和教师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经常及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引导大家结合学校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当学生中出现了一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取得成效的班级和团支部时,他都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列著作割裂开来,搞“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一套庸俗化、简单化做法。康生则利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说法,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他们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幌子,迷惑了一些人,宣传舆论铺天盖地,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

  在这种形势下,蒋南翔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只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高峰,马列主义还要发展;说是顶峰,就不能发展了。对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反复阐明他的观点。最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是1965年8月31日清华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好的,首先我们要肯定。学习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但是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勉强,不要强迫命令,强迫去学就不好了。”“有的学校,把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搞成这样:一进课堂是堂堂用,人人用,时时用,名堂多得很。据说教师讲物理课、力学课,也要引毛主席语录。这样教师就很苦啦。有的学生回答力学答案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这又何必呢?”“有的同学引体向上拉不动了,旁边的同学就赶快拿毛主席的语录牌来念!念了毛主席的语录,还是拉不上去。你们说,这是把毛主席的语录当什么了!毛主席著作是马列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理论,不是白莲教的符咒,不像符咒一样,以为什么东西都靠它念念有词就行。说了这一番,目的无非是说明,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必要的,是应大力提倡的,开始学得不好一点,也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懂得,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学毛主席著作。”“总之,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勉强,不要形式主义,还是自觉自愿,带着问题去请教。这样,大家比较心情舒畅,比较容易学得好。”

  在他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生动活泼,在认真学习原著的基础上,注意联系实际问题,许多学生写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刊登在学校的校刊《新清华》上。

  在此之前,1965年5月10日,他还就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的部分高等学校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现简单化的做法问题,写信给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提出: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来学习主席著作,将会事与愿违,把好事办坏。

  1964年9月国家乒乓球女队教练徐寅生在国家乒乓球女队做了一次讲话,结合女队的实际情况,做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在训练和比赛中应掌握的原则,语言生动活泼。贺龙副总理在10月做了批示,对这个讲话给以肯定。次年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讲话,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蒋南翔在第二天,即1965年1月13日立即写给时任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和团委书记张慕葏一封信:“请你们把毛主席‘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连同贺龙副总理的批语和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印发学校党委常委、团委常委、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体育教研组的负责同志和全体体育代表队队员。并请在上述同志中间分别组织适当的讨论,努力把主席的指示,贯彻到学校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把贺龙副总理的指示,贯彻到学校体育代表队的工作中去。”

  基层出政策

  “基层出政策”,这是蒋南翔在学校工作期间经常讲的,在他身边工作的干部耳熟能详。他所说的出“政策”,实际是基层单位创造的经验,经过总结,上升提高,用政策的形式贯彻下去。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基层单位,学校有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总结工作经验。学校又包含有很多的院系、研究所和班级等基层单位。他在学校工作期间,经常注意面向基层,发现基层单位的工作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1954年初,在蒋南翔到校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发现了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修科四?二班能够自觉地执行毛主席“三好”的指示,努力学习,关心政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种社会活动,全班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集体,在生产实习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蒋南翔及时抓住这个典型,深入总结这个班级成长的过程,并由学校校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在当年8月毕业典礼上,又授予8个毕业班“先进集体”称号。蒋南翔对于“先进集体”工作充分重视,他指出,先进集体能使团支部成为班上的“发动机”,依靠内在的力量,“自动化”、自下而上地开展工作;先进集体有利于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工作和学习、“干部”和群众等矛盾;先进集体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同学们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蒋南翔在1955年4月高教部召开的一个高校校、院长座谈会上,系统地介绍清华大学表扬“先进集体”工作的情况。从这以后,表扬先进集体成为清华大学班级工作的制度,每年进行表扬,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

  1958年,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全校师生积极把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过去的毕业设计一般是由教师假拟一个题目,将真实资料简化了,让学生进行设计和计算,这种办法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于系统地运用所学知识也是一种锻炼。而水利系1958届毕业班的同学的毕业设计是直接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是“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蒋南翔听到以后,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于是在全校召开毕业生大会,推广水利系、建筑系的经验,他认为“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有利于树立学生的责任感,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锻炼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当年1400多名毕业生在毕业设计中结合生产实际完成设计任务和制造新产品336项。以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的办法,成为学校的一项教学制度。以后每年2000余名毕业班学生参加生产、科研工作,也成为学校生产、科研工作的一支生力军。蒋南翔于1958年8月在《红旗》杂志上,以《党的教育方针促进了高等学校的革命》为题,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学校里集聚着上万名青年学生,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是各地中学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在文化、体育活动中有特长的学生。如何发挥这些学生的特长,让他们在学校中能够带动其他同学参加文化、体育活动,同时还要使这些有特长的学生也能够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些学生一方面要和其他同学一样,上课、完成作业。同时,他们每周还要用较多的时间进行文化、体育活动的练习和训练,他们的负担是较重的。他们作为班级的一个成员要参加班级的各项活动,他们又是社团或代表队的一个成员,也要参加相关的活动。怎样解决他们负担过重,保证他们的全面发展,成为学生工作的一个难题。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提出建议,将全校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中的少数骨干人才除了参加所在班集体外,单独按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团总支。这就是一个学生参加“两个集体”。蒋南翔对于这一建议,给以肯定和支持。清华大学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十分活跃,一批骨干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他们又能做到全面发展,这是和“两个集体”这一做法分不开的。“两个集体”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活跃在国家的各条战线的不同岗位上。

  1960年,由于1958年以来,社会上和学校里一些“左”的思想的影响,学校学生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浮躁、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学校团委在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的指导下,针对学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条列出,并提出应采取的正确方式和方法,形成了《团支部工作方法》。由于正好是五十条,学校里通称“五十条”。蒋南翔在1961年“五四”纪念晚会上讲话时说:“这‘五十条’经过讨论,引起大家注意,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的确存在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指出来以后,大家感到说中了自己的心坎,反应很强烈。”他对“五十条”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来自基层的情况,既反映了基层工作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基层工作问题的办法。在1961年“五四”纪念晚会的讲话中,他讲到“我们通过这‘五十条’的讨论,要调整关系,加强团结;巩固秩序,健全制度;改进作风,改进工作。”

  “基层出政策”的思想,鼓励基层干部努力创造性地工作,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创造新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各级干部要求他们面向基层,眼睛向下,向基层学习,向基层找经验、找办法。这完全符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指导原则。

  1960年初和1965年初,蒋南翔相继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他还继续兼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同时,他还坚持把他的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留在清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任何重要的政策都是从基层出来的,领导不过是加工,我要做教育部长,就要兼清华的校长,希望有具体的基层工作经验。”他把清华作为“试验田”。毛泽东同志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讲过:“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蒋南翔的主要精力在全国的教育工作,每周末的星期日晚上,他回清华,和学校的领导核心开会,听取学校工作情况,部署学校工作。和学生接触的重要活动他都力争参加,保持和学生的密切联系,随时了解学生的情况。

  依靠两个车轮 推动学校工作

  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教师是学校工作的主力,师资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他把建国初期清华大学在校的108位教授、副教授,称作108将,说他们是学校的稳定因素。他非常尊重这些教师在学校治学中的作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行政工作在学校中的作用。在他到校工作不久,在学校工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明确提出:“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是推进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必须互相配合,协同工作。”他还说“职工工作要明确为三方面服务:一是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服务;二是为学校的发展服务;三是为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需要服务。”

  在1962年另一次工会会议上,他又谈到“我们要建立两支队伍:一支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一支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过去的旧大学,都是重教轻职。我们认为重教是应该的,但是不要轻职。职工的劳动虽然平凡,对办好学校却很重要。我们提倡重教重职,两个车轮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他说:“学校中的职工和教师,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应当很好配合,协同作战,努力为培养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人才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他还说:“无论教师或职工,都要有政治、业务两方面的要求,都要学会政治、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

  他对于学校的行政后勤工作十分重视,对于行政后勤从职工中成长的干部总是给以关心,委以重任。清华行政后勤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大多数是从学校的职工中选拔的。他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行政后勤工作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提高文化水平。他讲解三国中“官渡之战”、“六出祁门”、“九伐中原”等历史典故,讲曹操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因为事前劫了袁绍的后勤供给基地,诸葛亮之所以屡战未成,都是因为后勤供给不济造成的。学校召开炊事员、清洁工的代表会,他也到会讲话。

  1960年开始,国家经济生活遇到了困难,粮食不足。1962年,学校决定在东北创办克山农场,生产一些副食,以补充营养。蒋南翔在这批职工干部出发前,破例请他们吃饭,语重心长地和大家说:“我们国家由于天灾人祸,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的教职工很多人浮肿。派你们去东北办农场,困难是很多的,要准备吃苦。人尽你们选,设备尽你们挑,但一定要当年拿回大豆来,争取多少改善一点师生员工的生活。”近百名职工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经过不到9个月的努力,第一年运回学校大豆20万斤,第二年又运回大豆、粮食90万斤。学校用这些粮食给师生员工补充一些营养,特别对教职工中年老体弱的同志和学生中的运动员给以适当照顾。

  在1963年学校召开的实验室工作会议上,蒋南翔谈到:实验室对科学研究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实验室的水平也就没有我们学校科学技术的水平。只是看书,没有亲身实践,就不可能很好地继承前人的知识。这与只背琴谱、不会弹琴,只看游泳术、不会游泳,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实验室的水平不高,实验数据不确切,我们就不能真正验证原理,也难以判断别人的结论正确与否。实验室工作和打仗一样,应该强调人的因素第一。搞好实验室,要有投资和设备,但这不是全部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实验室的设备很先进,但是管得不好,做不出成果来,就不能算是先进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工作中不能只有物的概念,没有人的概念,而要把人和物结合起来考虑,特别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要建立一支教师、实验员和技工三结合的专业队伍,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作用。

  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反复强调“两个车轮”的思想,重视发挥行政、职工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但在1979年清华大学的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他却谦虚地说,对教辅人员、实验员的工作,我注意得晚了些,抓得也不够,对于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重视不够。这是我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上述讲话表现了蒋南翔同志严于律己的风范。

  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蒋南翔在领导北京市高等教育工作和清华大学工作中,对于如何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到清华工作仅三个月时,就在向习仲勋、杨秀峰、中宣部、北京市委并报中央的报告里提出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他提出:“要把保证学生具有高度质量的问题,提到首要的地位。单是增加学生的数量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把大量学生通通培养成为真正合格的工程师,少出以至不出废品,那就不很容易了,就决不是像办一个短期政治训练班那样简单。”就在这个报告里,他希望能从当时的一年级起即改为五年制,不再招收至少是尽量少招收专科学生,以便清华大学能够集中力量办好本科,并及早取得办五年制工业大学的经验。在这份报告里,他还谈到,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希望所有的高等工业学校在短时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可能而且必须有计划地使少数重点学校及早达到较高的水平,以便先取得经验。在这里,他对于高等教育要保证质量、保证重点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他一贯坚持高等教育要保证重点的思想。早在1953年11月,他刚到清华工作不到一年的时候,在修改一份文件时就写道:“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人力、财力、经验均不很足,只有抓住若干重点,比较集中地使用力量,才能使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希望立即把全国各高等学校统统办好,因此主张‘抽肥补瘦’、‘打烂平分’,希望把所有的高等学校扯平拉齐,然后整齐划一地向前开步走,这是形式主义的‘全面观点’,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是有害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高等学校应该是‘重点发展’还是‘平均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思想上明确。”

  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全体会上发言,着重讲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蒋南翔说:“解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已从十一万余人发展到三十八万余人,今后高等学校学生人数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为了适应我国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这种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提高质量的问题,现在却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我国伟大的建设事业,不但要求干部的广大数量,而且更要求干部的高度质量;因为在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比发展数量更困难,可是更重要。”他认为:“高等教育也应当考虑经济核算的原则,力求以比较经济的人力、物力,为国家又多又好地全面完成培养干部的任务。如果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只追求数量,不注意质量,平均主义,没有重点,这就会使培养干部的任务不能很好完成,因而给国家带来损失。”

  1964年6月2日,蒋南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讨论,他在发言时谈到:“关于如何解决高中毕业生升学与下乡劳动的问题,同意定一同志给小平、彭真同志信中所说的意见,应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勤奋学习、热爱劳动’;而不是‘决心不升学’。片面地动员高中毕业生的好学生下乡,把升学和下乡劳动对立起来,这不但不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对于中学的教学质量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有些中学生认为认真学好功课就是‘升学思想’、个人主义,因而就放松自己在学习上的努力。在1952年,曾经大力号召高等学校新生中政治好、业务好的优秀学生都应该进专修科,而不要进本科,并且进行说服动员,要求党团员带头;而让政治上、业务上都较差的学生反而进了本科。这是‘长材短用、短材长用’,辛辛苦苦在给自己的工作制造困难。”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一度刮起了“分校热”,要求重点大学大量办分校,蒋南翔在回到教育部工作时,面临着这一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快慢之争,实质上是重数量与重质量两种思想之争,蒋南翔始终如一地坚持把高等教育的质量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不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国四化所遇到的最新科学技术问题,那就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不独立,科学不独立,经济、国防也没有真正独立。

  蒋南翔十分赞成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学校制度。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少花钱多办事,更好地解决教育事业上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他积极提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函授学校。

  正确处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始终是高等教育中需要处理好的问题。蒋南翔主持高等学校工作以后,针对旧中国高等学校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强调教学中一定要多联系生产实际,重视实验和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他对于苏联高等教育中重视联系实际,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1958年以后,很多大学里也曾经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妥当的做法,比如让低年级学生编教材,教学以生产为纲,劳动时间过多等。那时也还有的同志写文章,主张复杂的教学过程也要套用“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蒋南翔当时就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忽视理论的倾向。他指出,总的来讲,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实践,要分清知识的来源(实践)和教学过程中知识的传授是不同的过程,教学是传授知识,是认识的特殊形式,间接知识也是重要的,不必要也不可能事事都经过直接经验,教学活动可以是“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

  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唯物辩证法的道理

  蒋南翔经常用通俗的语言阐释一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帮助教师和学生掌握辩证地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方法,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话,毕业同学离开学校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对待劳动,在1953年北京市一次学校政治干部会议上,他从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入手,说:“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这就是说,劳动就是要使人和自然发生关系,是人对自然的加工。人将劳动能力应用到劳动对象上去,才能产生物质变化。马克思还认为劳动是‘有目的的产生使用价值,使自然物适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他认为最巧妙的蜜蜂不如最拙劣的建筑师。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画图以前,脑子里早构成了一个图样。建筑师的设计工作显然是具有明确的目的的。……工程师设计出的图样,是制造机器或建筑房屋所不可缺少的步骤,也是为了人类需要间接地在改造自然。因此,这些工作我们都称之为劳动。”“人在劳动中熟练了自己的劳动技巧,学生在学习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只有劳动,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只有劳动,才能使人类获得知识和文化;只有劳动才能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劳动是衡量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标准。”

  他还谈到:“衡量事物应该有全面的历史的观点。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以片面的现象去概括全面,发现了一点问题就不加分析地把整个都否定了。也不能要求工作一下子就做到尽善尽美,天下没有什么尽善尽美,而只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日益接近尽善尽美。绝对真理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只能通过无数相对真理的寻求和摸索去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这是1956年他在全国大专学校青年团干部暑期学习会上讲的。

  谈到人和工作关系的问题,1961年,他在给毕业生做报告时说:“马克思主义者永远认为客观决定主观,从根本上说,不是人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人,如果人们不能适应工作的选择,就会落后于形势。”他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十分透彻地来分析了人与工作的关系,这一思想,帮助了很多同志一生中正确处理工作的选择问题。

  蒋南翔经常讲:“我们应当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断地努力加以克服。但是,我们应当像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善于全面地正确地分清是非轻重,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别,分清主流与非主流之别,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致迷失方向。”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分清主流与非主流是蒋南翔在各种场合经常要讲的话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教师和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他总是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形势,把握住方向。他还经常告诉大家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提供的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问题,有些问题要从宏观上去看,要用望远镜;有些问题又要用显微镜从微观上来看。很多学生离校以后,对于在学校学到的很多具体知识已经忘记,但是蒋校长教给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终生不忘。

  在工作中,他经常要求干部和教师注意划清几个思想界限。一个是战略和战术的界限。在战略上要求把工作水平做得更高,要蔑视一切困难。但是在具体工作上,要做得深入细致,要重视一切困难,不能浮夸,不能不切实际,更不能把战略上的蔑视,变成战术上粗心大意的借口。另一个是要划清主观能动性和主观主义的界限。在工作中,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样的条件,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一些,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更快。但是,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硬要蛮干,就会变成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还有一个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历史上好的东西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首先是继承,只有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发展。这样就不会轻易否定过去的和别人的好东西。

  1961年6月,在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大会上,谈到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时,他说:“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对学校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正视这些缺点。任何事情总是很难一下子就达到完满无缺的地步,特别是在执行重大的、艰巨的新任务时,没有困难,不发生缺点是不可想象的,成绩和缺点往往是双生子。我们总是在总结和发扬成绩、克服各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使工作不断得到改进,做得更加正确。”

  谈到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时,他说:“加强党的领导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不是什么特权,而是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加强党与非党的合作。只有领导,没有被领导,也就谈不到加强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党的领导也就是加强党与非党的合作。”

  在谈到工作和学习、集体与自由的关系时,他说:“学生时代工作好,不是要求开很多会,而是要工作有目的性。能正确贯彻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要简化工作任务和会议,使工作有助于同学们身体好和学习好,准备将来工作得更好。”

申明:以上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2006年01月19日 10:08:5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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