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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忆参加晋察冀城工部训练班及其前前后后

清华大学 张绪潭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对于发挥余热,保持晚节都是有意义的。

   一、抗日青年的选择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炮声隆隆,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们举家从北平逃难到天津英国人管辖的英租界。在动乱的年月里,我于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学院附属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在日寇统治下,工商附中也开设了日语课,派驻了军训教官。有时停课搞“勤劳奉侍”(即为日本鬼子干活的义务劳动),搬运过石英粉,也曾去天津东效张贵庄给日本鬼子修建飞机场。有一天,校内十多位深受同学爱戴的老师突然被日本鬼子抓到宪兵队,遭到严刑拷打,个别老师一直下落不明。有一次,我路经天津效区杨柳青附近,猛然间看到一个人头装在小木笼里挂在路旁的电线杆子上,笼子下边有块木牌,上面写了几行字,大意是:犯人张禅祥,盗窃军用电线三千米,予以严惩,示众,云云。我想,这个人很可能是游击队战士,不由得引起我对他的敬佩,同时也更加深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这些,只不过是当年残酷现实的极小极小的一个侧面,却让我们热血青年尝到了苦涩的亡国奴滋味,决心投笔从戎。

   1945年春假期间,我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已返回北平的我二哥张翼青家密谋策划,并约请主张抗日的五哥张绪湜参加讨论。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当我们议论到向南(重庆)还是向西(延安),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重庆,去不得。那不是爱国青年抗日的地方”。他接着讲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许多事例。然后说:“你们要抗日,我帮你们找个真正能抗日的地方”。这一席话不仅使我们摆脱了处于十字路口的困惑,而且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

   二、走在敌后自由的国土上

   同年6月,张绪湜经联系人王辉庭介绍拟于近期去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我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当即决定退学抗日,跟他一道走。6月底,我们稍做准备,化装成搞长途贩运的小商贩(那时叫跑单帮的),以北平乘火车去保定,大约当天下午4点左右到达。下车后,按照约定的暗号(张绪湜手提两个鸭梨),在火车站对面邮局的门口和地下交通员取得了联系。这位交通员一身农民打扮,头上扎着羊肚毛巾,推着一辆独轮车,上边装着一大兜子废纸、破布,俨然是个收破烂的。他小声嘱咐我们,要和他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后边走。我们穿过火车站旁边一个地下通道就转向乡间的小路上。约摸走了一两个小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来到村边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的大娘、大嫂在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主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还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当年农民难得吃上的好饭—烙饼、炒鸡蛋。吃过晚饭,天就黑下来了。另一位交通员跟我们接上头,并说:“现在就走吧!这里是游击区,不安全”。于是,我们就跟着这位挎盒子枪的交通员(也是武工队员)奔村西北的方向走去。我们走得很快,不一会儿,突然从一个斜坡下到了沟底,这条沟大约一丈多高、两丈多宽。交通员告诉我们,这是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挖的“封锁沟”。走着走着又从另一个斜坡走到沟上边,不远处还有一道土墙。他说,那是用挖沟的土砌的“封锁墙”。就这样,上上下下走了三个多小时,已是午夜时分,来到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宝阳。他领我们走进一个院落,安排在上房住下,并说:“放心睡觉吧!明天早上有人领你们去边区”。当天夜里,心情激动,难以入睡,迷糊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很快洗漱完毕,吃了点早饭,就跟着新来的交通员上了路,进了山。

   我们走在群山环绕的河滩地上,上面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中午太阳直射下来,汗流浃背。但是心情十分愉快,我们终于踏上了未被日寇蹂躏的祖国的大地上。傍晚,走到一个村庄—支锅石。边区城工部在这里设了一个交通站,站长是位长征干部。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让我们谈了谈敌占区的近况。然后,他让我们每人起个化名,张绪湜的化名是张每,我的化名是张寅生。他还给每人拿来一套兰土布裤褂、一双千层底布鞋,这是边区地方干部的装束。在这里,我们睡了一夜踏实觉。清早,又上路了。以后四~五天路程都是走在大山里。每天中午赶到哪个村子,就在哪个村子老乡家吃派饭,饭后付给边币或吃饭的专用券。记得是第六天下午,我们趟过一条沙河,翻边一道山梁,拐进一个山沟就到了目的地——晋察冀城工部所在地——阜平县、康儿沟。从保定下车开步走,经满城县、完县,唐县到达阜平县,大约三百多华里。虽然时间不长,路途也不远,但是,对我来说,环境、生活、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从敌占区到根据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战士的变化。

   三、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飞跃

   到达城工部之后,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班生活。经常学习、生活的地方是离康儿沟不远的西板峪店。这期训练班估计有几十人,分成若干小组。我所在的小组共5个人,组长是张每(即张绪湜,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成员有于允(至今下落不明),林澜(解放后曾在联络部从事医疗工作,已病故)、江涛(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委秘书长,已病故)和张寅生(即张绪潭,解放后曾任北方交大、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已离休)。训练班的负责人有杨伯箴、傅秀、欧阳飞等。联系我们小组的是傅秀同志(解放后曾在中央党校、北京医院、地质部工作,已病故),她对我们的学习、思想、生活非常关心,全面负责。当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就如同我们的大姐一样。学习期间,为避免各组成员之间互相碰面,外出时,每个人都在脸上蒙一条毛巾,上面挖两个洞,好露出眼睛看外边。这是城工部的一条纪律,也是将来从事地下工作所必需的。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不少,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有经常反复阅读的《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修养》和《整风文献》等。每天都能看到《晋察冀日报》。

   学习方法,以自学和小组讨论为主,辅以大报告。自学时,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读书,边读、边思考,力求弄懂弄通。讨论时,大家畅所欲言,提出问题,各抒己见,经过辩论,统一认识。傅秀同志的指点和辅导对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听大报告的地点在康儿沟一间大仓库里。各小组分别鱼贯而入,随即拉上布帘,只能听声,不能见面。大报告的内容,包括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城市工作,革命气节等。由于报告都能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很有启发,很受教育。

   经过这段学习,明白了要抗日上前线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敌占区开展城市工作也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抗日属于民主革命,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走第二步,搞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只有民族观念和抗日救国的爱国心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要有阶级观点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事业心。在学完党建专题之后,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的革命征程上,那种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业绩。深感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党,令人敬佩,令人信赖,令人向往。自己衷心希望参加这样的党,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的这个愿望和决心向组织表达之后,没过多久就成为了现实。那是1945年8月1日的中午。杨伯箴同志找我谈话,通知说:“组织上已批准你入党,预备期三个月,介绍人就是傅秀同志和我。”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高兴之余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重了。从此,我就有了第二生命,即政治生命。

   四、训练班的物质文化生活片断

   训练班的生活条件虽然困难一些,但是大家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过得很愉快,也很充实。

   我们小组四个男同志住过老乡家的土炕,也住过用原木板拼起来,用大石头作支撑的矮床。领导还给我们四个人发了一顶蚊帐。睡觉时,把头和大部分身子放在蚊帐里,把裤子退下一半,把脚罩上,再把裤褪捆住,就可防止蚊虫叮咬了。林澜是女同志受到照顾,就住在老乡家仅容一人的小屋里。平时的伙食是豆菜和小米饭,油当然很少,饭里难免有沙子。穿的只有一身土布衣服,难得经常换洗,因此,衣服上都长了“战斗虫”,也叫“光荣虫”,这是对虱子的美称。大家并不觉得怎么苦,比起当地老乡,我们生活得满不错,比起战斗的艰苦环境那就更好了。赶上重大节日,还会改善伙食,记得“八?一”建军节那天的晚饭就是每人一碗红烧肉,一碗凉拌鸡丝。这些猪和鸡都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边区机关、学校自己饲养的。

   业余时间的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我们曾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史家寨,去看苏联电影(用小发电机发电)。也去过康儿沟看丁里同志率领的“抗敌剧社”的文艺演出(台上用两个汽灯照明)。晚饭后常约图书馆理员小方同志学唱革命歌曲。记得起来的有:“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好”“七月一”、“平阳颂”、“烈士挽歌”、“王二小放牛郎”等等。我们还常唱“毕业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江涛同志是从东北来到关内投奔革命的,尤其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每当他站在山头上引吭高歌时,都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加之他的嗓音又好,歌声感人至深。有时,晚上没有集体活动,就仨一群俩一伙地爬到老乡的平房顶上,海阔天空地神聊,聊国内外形势,聊个人的理想志愿,互相启发,互相勉励。总之,训练班的生活,丰富多彩,终生难忘。

   五、踏上伟大中国革命的征途

   本期训练班即将结束的时候,城工部训练班负责人余涤清同志分别找学员个别谈话。轮到我去谈的时候,大致谈到我在北京的社会关系,回城后的落脚点,以什么身份作掩护以及联系方法,等等。实际上是布置工作。

   八月上旬,我们小组五个同志分头、陆续返回了敌占区。我和张绪缇湜仍走的是原路,所不同的是绕过江城这个敌人的据点到了保定车站,然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前前后后一个多月时间,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不仅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青年学生,而且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承认觉纲、党章的共产党员,并肩负组织嘱托的地下工作者,无形战线上的战士。

   我们回到北平,大约个把星期,就赶上了“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企盼和平,希望成立联系政府,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但是,不到一年,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了政协协议,破坏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从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蒋管区的地下工作者,随之投入了反蒋、美的斗争,为形成和开辟“第二条战线”、为建立新中国,尽了应尽的责任,作了应有的奉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自己当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往情深。它将激励着我,永葆革命的青春。

2005年08月25日 13:34:5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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