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

中华读书报 2005-4-25 李伯重

   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而1920年代的“清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

   “国际前沿”是今日我国学术管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任何正规的课题申请书、成果鉴定书、高级人才引进表,乃至博士生开题报告、答辩评语等格式化文件上,莫不可见此词语。然而到底什么是“国际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见到制定这些文件的部门作出具有权威的界定。因此今天我国学界中“国际前沿”满天飞,以致进入“国际前沿”已经是人人皆可为之事。但是1920年代清华史学诸大师所达到“国际前沿”,绝非此种情况。

   在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后,史学发生重大变化,到了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到1912年,鲁宾孙出版《新史学》,提出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此书就是鲁氏对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的总结,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然而与西方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受到不仅来自内部的疑古风气的挑战,而且更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史学的更加激烈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史学界出现“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在鲁宾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里,我们从“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来看清华学派和当时史学“国际前沿”之间的关系。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鲁宾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历史已经成为了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也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性,鲁氏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去研究经济、社会、思想、艺术等历史。而梁氏则更早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王国维和陈寅恪则在具体的研究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制度史、戏曲史、文化史、种族史,等等,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治政治史的传统。

   传统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方法单一,主要是依靠考据法。鲁宾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即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鲁氏提出“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梁启超也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王国维躬行“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陈寅恪则在自己的研究中完美地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因此,20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

   然而,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缺失,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纪初期国际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西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已在西方史坛上取得重要地位。在中国,到了18世纪,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在对这些“旧史学”中的精华的认识方面,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显然比鲁宾孙深刻得多。梁启超虽然在早期对“旧史”的批判或有过火之处,但是到了1920年代,他对传统学术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著作,对清代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系统的总结。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氏更加积极。这种既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国维的名言“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表现了清华学派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宾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走在更前面。

   自清华学派出现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时至今日,中国史坛又一次出现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正如20世纪初期一样,我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机遇。因此我们要发扬清华学派那种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精神,尽取“西学”、“中学”、“新学”、“旧学”之精华为我所用,使得中国史学与时俱进,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再一次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

2005年04月25日 11:29:43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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