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是我国“863计划”启动14周年。在这项计划实施10周年时,《新清华》记者曾访问了它的发起人之一、著名光学专家、我校校友王大珩院士,并在1996年校庆专刊上发表了题为《近访王大珩学长》的通讯。但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主要介绍了王大珩校友对母校的回忆、建议等内容,而他在其他方面的许多见解当时未能详尽报道。时隔4年,在我们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之际,记者重读当年的采访笔记,深切感到这位科学老人的许多真知灼见是那样高瞻远瞩。于是,又写下这篇访问“补记”,请读--

富有远见的科学老人

(靳闻 李红华)

  王大珩校友生于1915年,1936年毕业于我校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1948年回国后,历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仪器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领导建成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又作为六位发起人之一倡导建立中国工程院并于1994年荣膺首届院士,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96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大珩院士已是年过八旬,但对于十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建议发展我国高新技术的背景,是源于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80年代初期,美国提出了耗资25亿美元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以显示其威慑力量,实际上是对世界各国高技术及国力发展的一次挑战。接着,各工业先进国家也纷纷提出相应计划,如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今后十年科技振兴政策”、苏联的“高科技发展纲领”等。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国家怎么办?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国家穷,高科技要等以后有了钱再搞;另一种意见指出,面对愈发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在有限的目标内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到下世纪恐怕就难有立足之地。

  王大珩回忆说,1986年的春天,陈芳允院士找我商量,应该给中央最高领导人写一个报告,讲讲我们的看法。我负责起草后,又征求了杨家墀、王淦昌院士的意见,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可巧的是,我们四人都是清华校友。

  记者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几位科学家人生经历和科学成就的简介:王淦昌,1907年生,核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我校物理系,后赴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技领导者之一,1955年荣膺中科院首批院士;陈芳允,1916年生,无线电电子学家和空间系统工程专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并留校任教,后赴英国工作,1948年回国,是我国卫星测量和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荣膺中科院院士;杨家墀,1919年生,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1941年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一年,后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是中科院早期开展航天技术研究的专家之一,1980年荣膺中科院院士。还值得提到的是,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家墀这四位科学家都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1999年同获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激动地说,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的建议书于1986年3月3日送上,仅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同志就亲笔做了重要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有关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按照“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王大珩认为,“863计划”的实施成果说明,尽快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此我们感到欣慰。它提高了我国高技术的研究水平,带动了相关领域和行业的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更重要的是团结了一批有水平的科学家,尤其是培养了大量有活力、有创造性的年轻科技骨干。他说,总结起来,特别需要我们记取的经验是,在事关国力竞争的大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对世界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有”与“没有”大不一样。比如,当年我们搞出了“两弹一星”,尽管数量不如有些国家,但是我们有了,就不怕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因此,在高技术发展上,我们首先必须争取“有”,必须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863计划”的各项任务已经或者接近完成。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发展高科技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正是在4年前的这次谈话中,思路宽阔而敏捷的王大珩院士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今天成为社会上颇为热门的话题,如创新、高技术产业化等等。这位科学老人指出,“863计划”提出时叫做“跟踪国际高技术”,但只是跟踪还不够,现在更要强调创新。开始我们谈“跟踪”就有人误解,说你们只讲跟踪,强调创新不够。实际上,跟踪不是不要创新。不做点有水平的东西出来,人家是不会承认的。有了最起码的条件,才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对“跟踪”和“创新”要辩证地看,有些大的综合性的工作中,每一项不一定都是新技术,但把它们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就是新的前沿的东西。所以说,跟踪也得创新,在条件成熟时更要开辟新的领域。

  王大珩还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高科技怎么搞,我觉得应当强调“面向需求”。我们过去好象不大愿意把高科技的东西说成产品,其实发展高技术也必须满足社会生产、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我觉得,将来的需求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新兴工业,高技术开发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科研成果上,而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致力于传统工业的改造和现代化;三是把高技术应用到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问题上,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四是应用于国防。他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出成果到转化为生产力,中间还应该花很大的功夫。“863”属于预研性质,把科研成果产业化,所花的钱比科研要多的多,因此产业化不能象“863”这样完全靠国家投资,而要把投入纳入成本,产业部门要参加,有需求的单位要投入。比如清华主持建设的“863计划”项目之一--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它应用在工厂,推广的钱主要应由企业部门出。中国的企业要积极参与科技开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企业,这也是让“863”成果见成效而急需在策略上解决的一个问题。

  展望未来,王大珩院士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的高技术领域都站在了前列。从“863计划”的实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高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对发展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有较大影响,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是多种技术综合集成的领域。因此,由于前沿技术不断更新,也具有时间性,当某项高技术被普遍地应用于正常生产时,它就不再“高”,而新的“高”又出现了。所以,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因为高技术在不断转化和演变,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种形势,使我们国家的高新技术不断得到发展。

2002年06月25日 10:10:46  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