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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陈寅恪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06-05 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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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清华考题“对对子”而引起争议的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刘藏春”、“姚逃虚”,只看这两个名号,就有说不尽的含义。

        元刘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著《藏春乐府》。明姚广孝,字斯道,号逃虚子,著《逃虚子集》。“藏于春”、“逃于虚”,只看其如此自称,已知非真藏真逃,名号背后必有强烈的寄托,别有他物与之相对,在于读者自己领会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号而达致。故二人名号的真义,当看其“秉忠”、“广孝”之本名,而其引兴之意,又当知“藏春”、“逃虚”之寄托也。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明褒实贬。文章开篇称道梁氏,揭出两层意思:其一,“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此点盖举世无可议。其二,“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认为不然,中国之学术皆当与政治相关,举出“刘藏春”、“姚逃虚”二例。

        开篇一段文法是反题正说,学术上是承接今文传统。“高文博学”,但亦可说是辞赋小道,玩物丧志。“儒家之学”、“天民先觉”,即今文经学上“经世致用”之“微言大义”。“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陈寅恪常言韩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为《通国身》,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与“中国之不幸”,意谓梁氏处身乱世,其价值仅获第二义。不与政治相关而为“高文博学”,汉学考据,一家之言,皆止于第二义。如三代隆盛,政学合一,国身通一,道器不离,即章学诚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方是为学之第一义。

       2

        《梁启超》一书为吴其昌遗著,《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三辑《学术先进》之一,潘公展、印维廉主编,胜利出版社1944年重庆出版。

        吴其昌为王国维、梁启超弟子,著述甚丰。王国维卒,吴其昌先作《王观堂先生学述》,又作《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论“先生之学,综凡三变”,条列其学术成就为七项,均较为切实。但不甚在意王国维初学之迹与自沉之归宿,而立论不免于趋新。如称王国维“先师殆可谓为‘新史学’家”、“先生是科学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论王国维“非经学家,其治经学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生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史料之渊薮故也”、“先生亦不治诸子学也”,不免稍稍悖于往昔四部之学大义。

        吴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与《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可惜《梁启超》只完成了上册,照王国维《学述》之例,下册当重点论述梁氏晚年学术成就,其情形尤为作者所熟知。今所见上册自梁氏幼年至戊戌变法,夏晓虹先生认为,吴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体现了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精义。而笔者则感到,此书依据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维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绪的上谕也无非出于“六章京”之手;同时史观的基调更完全站在维新派一边,其章节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状”、“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应符命而出世一般;并且行文的风格也是梁氏的“报章体”,而不是客观的史家体,自始至终都是夸张鼓动渲染的味道,实为“历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陈寅恪论及此书,一则曰“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二则曰“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此外别无一言,要之不以为实录也。

        3

        《戊戌政变记》于维新之次年,由横滨出版之《清议报》连载,并由清议报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启超二十七岁。与对吴其昌书的评价相似,陈寅恪认为“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认为二书“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预见“戊戌政变”一段历史需要重写。

        《戊戌政变记》前述康有为之登用,及西太后虐待光绪帝,后述政变原因与新政之被推翻。附录一“改革起原”录甲午战后康有为上书,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录梁启超致陈宝箴书,附录三为“光绪圣德记”。书中多半是上谕、上书,而加以按语,已有从文件到文件的感觉。如与《翼教丛编》相比,后者在驳诘中均先照录对方原文,而《戊戌政变记》仅为一面之辞。并且论述夹杂“文笔”,不脱报章气息。

        如述变法前状况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变法后状况为:“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

        短短一年时间,前后情形差异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学者称,“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确然。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记》中述及陈宝箴之处极多,评价也极好,并且还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小传。如说:陈宝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我国此次改革,以湖南为先导”,“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等等。褒评多端,可谓没有任何指疵,而陈寅恪却不以为然。照说,到1945年陈寅恪写《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时,完全可以据此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却没有。

        文中,陈寅恪据1937年亲闻陈三立之语,除了确认梁启超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实由先君之特荐”之外,特别说了这样的话:“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此可知,《戊戌政变记》称梁启超致陈宝箴书,“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陈氏本人未必赞同。然而更加重要的还不在于维新首功的归属,而在于维新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换言之,康梁之意在于取得湖南维新的首功,而陈氏祖孙三人则是要与康梁划分界线。

       4

       1902年,梁启超具体地说到他“革命”而拿“满清”开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攻满洲”即已不是维新,而是革命。问题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确定了“民权革命”的基调,所谓“维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学术概论》书中,梁启超追述到自己在长沙时务学堂“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

        札记事件可说是湖南新政期间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规,“倡言革命”,于是王先谦、叶德辉辈要求检查。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事后承认诸人确实蒙犯了杀头的风险,《任公先生事略》有云:“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由谭嗣同以“吐番野蛮者”比满清,杨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盛倡革命”、“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而言,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绝然可疑,所谓“改良”可能确是“卧底”式的真谋反。清亡不始于辛亥而始于戊戌。长沙时务学堂与北京六章京皆当视为一种“身在曹营”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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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宪称帝之日,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由此而构成“政治家之节操问题”。

        上文第一段为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语,第二段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语,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陈、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点,亦即陈寅恪《书后》最肯定梁氏之处。

        戊戌以后,国家元气终于耗尽,清朝之亡,变法维新有以启之。转眼清朝已亡,进入民国,汉人当政,满人的问题已经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问题反而增多了。梁启超叹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

        梁氏其时大概已不胜其烦乱,从而提出将国体、政体分开思考的一种建议。总之时代变了,立场转换,梁启超此时不再倡言革命,甚至开始为往日革命的对象——君主——解脱。他说,君主的尊严“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而“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变记》而言,“革命家丑诋君主”其实正是梁氏往日所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内的话。而梁氏的如下言论,不知是否可理解为包含了若干反省与懊悔:“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

  但梁启超的聪明睿智还在,他对清朝灭亡之后骤然来临的亡国危机有敏锐的觉察,于是便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不亡论”。《杂答某报》是与《中国不亡论》同一主题而论述更详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答汪精卫等新一代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主张,提出五项疑问。文章的价值在于其中具有求真求实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与陈寅恪所主张的“文化本位”渐趋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的惯性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了。

       6

        1915年,即“洪宪”元年,陈寅恪在北京经界局任蔡锷秘书,蔡锷即梁启超弟子。陈、梁二人同为洪宪称帝的亲历者。故陈寅恪“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语,亦当时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

        但转眼又到了1945年,梁启超的维新的激情已成过去,而吴其昌的民国的革命激情正盛,陈寅恪却开始为德国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形势担忧。

  故在《书后》结尾,陈寅恪又说:“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以梁氏所见及梁氏所未见,质正于政治,而肇端则为戊戌,隐然有论定责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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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13-06-08 09: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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