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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原创作者

——与翟志成先生商榷

 孟凡茂(1979自动化)

  2009年岳南先生发表《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博览群书》2009年第11期),认定冯友兰为歌词真正的作者,该文内容大多取材于台湾学者翟志成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2001年第12月号,以下简称《作者考辨》)。岳南先生称《作者考辨》的“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现将《作者考辨》的结论抄录于此:“本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的出现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靠一人之力敢抗衡大陆学界,信逻辑推理能推翻物证考证,从这几句结论我们可感受到翟志成先生的勇气和自信。但是,《作者考辨》中核心材料的自我认定,论证方法的内在漏洞,直接影响了其所得结论正确性和可信性。本文想就史实重建、史料认定、论证方法三方面进行讨论。本文第一节根据史料对冯友兰所写歌词“西山苍苍”的时间做出合理的推测,从而说明冯友兰不可能是《满江红》歌词的原创作者。本文第二节和第三节讨论《作者考辨》使用的核心材料,即朱自清日记和冯友兰的交代材料,作为证据所存在的问题。第四节讨论《作者考辨》中的一些推论及论证方法上的问题。

一、冯友兰作“西山苍苍”歌词的写作时间的推测

  在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阶段,作为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写了一首歌词,抄录于此: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下面讨论一下这首歌词的写作时间和校歌评选过程。

  1938年10月6日,校歌校训委员会组成,委员有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冯友兰任主席。此后应有一次会议,以布置任务,谁拟校训,谁写校歌。据朱自清日记10月30日委员会开会,罗庸提交了词曲,委员会接受了罗庸写的歌词,对曲子不满意。下面工作是找人谱曲,或许冯友兰在这次会上就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所以把歌词抄了去。11月24日委员会再次开会,确定了校训“刚健笃实”和校歌词《满江红》以及沈有鼎的曲谱。送交联大常委会的材料上都没有写作者的名字,如今,这些材料都成为历史档案。

  11月26日常务会开会确定校训,公布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只用了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训中的一个字。看来常委们对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满意,常委会没有立即宣布校歌。冯友兰1968年回忆说,《满江红》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样子。对此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然要承担责任,应该就在此时冯友兰写了白话体诗“西山苍苍”。之后,朱自清建议让张清常谱曲,并把两份歌词寄去了,两份歌词上分别写有罗庸和冯友兰的名字。由于张清常更喜欢《满江红》,就只给《满江红》谱了曲,并于1938年年底寄回西南联大。

  等到校歌评审阶段,冯友兰请马约翰为“西山苍苍”谱了曲。同时将沈有鼎谱曲的《满江红》、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和马约翰谱曲的“西山苍苍”三份词谱油印成歌片,交试唱人员演唱。据现存的档案推测,两份《满江红》歌片作词均为罗庸、冯友兰,作曲分别为沈有鼎和张清常,“西山苍苍” 歌片作词冯友兰,作曲马约翰。1939年6月14日开会,这是一次评审会,除五位委员外,还请两位曲作者沈有鼎和马约翰以及外文系教授杨业治参加。可以推测,会议开始时,委员会主席冯友兰总结半年来的委员会工作,同时传达了联大常委对《满江红》的意见。听了试唱之后,委员会决定接受冯友兰的“西山苍苍”,但认为马约翰的谱子过于单调,遂请马约翰、杨业治和沈有鼎修改。可能到6月30日,谱子也没有改好,委员会再次开会,五位委员中有三位认为,张清常的曲谱更好,还说曲调比歌词更重要。最后,委员会决定用张清常的曲谱,也就等于接受了《满江红》。猜测一下,那三位委员是谁,应该是朱自清、闻一多和罗常培。罗庸写了《满江红》,不好表态,冯友兰知道常委们不喜欢《满江红》才写了“西山苍苍”,也不好表态。应该说,是张清常的曲谱最后挽救了歌词《满江红》,才被采纳为校歌。一周后的7月7日《云南日报》刊登了冯友兰的《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该诗即改自“西山苍苍”。

  1937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2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尽管6月30 上呈常委会的那张歌片有涂盖了作者的名字,但一定有未涂去作者名字的歌片保存在工作人员及演唱者的手上,这也就是当7月24日联大常委会公布校歌的布告发布之后即有印有词曲作者的歌片出现。

  1939年7月下旬,张清常把《满江红》和“西山苍苍”谱写成“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上写明《满江红》罗庸作,“西山苍苍”冯友兰作,并在首页有“谨呈佩弦、一多师,恳乞赐正”等语。看过这份曲谱的至少有三个人,即冯友兰、朱自清和闻一多,他们对曲谱中的署名应无异议。这份曲谱在1939年10月由冯友兰提交给联大常委会、经清华校长梅贻琦批复归档。

二、《三松堂自序》中的朱自清日记

  1984年冯友兰的自传《三松堂自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就西南联大校歌作者问题,冯友兰专门写了个附记。为了证明自己是歌词作者,冯友兰引用了三则朱自清日记。这些日记是冯友兰的家人通过朱自清之子朱乔森从朱自清手稿中抄出的,属于首次面世。现在,把《三松堂自序》所引日记抄录于此: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

  前两则与1997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有个别文字上的出入。6月30日日记在《朱自清全集》中是: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

  两书对比,差别不小。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时,认定《满江红》是自己写的,从心理上讲,他无法接受“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在口述过程中重构了日记的内容,使自己的阐释更为合理,而未顾及朱自清日记的原文。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差错,应不是冯友兰故意为之。由于当时冯友兰的视力已不能看书,只有通过家人和助手的朗读才能获取日记内容,然后就靠自己的记忆力了。在《三松堂自序》前言中,冯友兰明确说,该书大部分内容通过口述由助手笔录的。应该说,口述时出现错误应在所难免。但是,对于日记,既然是全文引用,为什么在出版之前,不去核对日记原文呢?出现这样的错误,冯友兰的家人应负主要责任。

  《三松堂自序》曾使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朱自清会这样记日记?“三人喜欢张的歌词”,表明张清常也写了歌词,为此黄延复先生特地询问张清常是否为西南联大写过校歌歌词,张明确答复没有写过。张清常甚至猜测是他在昆明的姐姐冒他之名,给联大投了稿。因校歌校训委员会并未向外界征求歌词,所以张清常不可能写歌词,他的姐姐也不可能投稿。因张清常未写歌词,那“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一句更是无中生有了。《三松堂自序》如此引用尚未发表的日记,让人对朱自清日记产生不小的误解。但《作者考辨》在此处的注释中说,“《自序》的引文系从《朱自清日记》的英文部分译出,和日后正式出版的《朱自清日记》意思全同,但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不知《作者考辨》所说正式出版的《朱自清日记》是哪种版本?竟然不去理会《三松堂自序》对朱自清日记的改动。

  按上节的推测,因歌词《满江红》在1938年10月30日就已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接受,并于1938年11月24日上呈联大常委会。1939年6月1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召开评审会来决定校歌,有三支曲子参加了评审。从保存的档案和沈有鼎的回忆推定,这三支曲子是沈有鼎和张清常各自谱写的《满江红》,马约翰谱写的“西山苍苍”。

  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的日记说,“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此处“冯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日记没有抄录歌词,但上节内容推知,就是现代体诗“西山苍苍”。校歌委员们一定知道联大常委会不认同《满江红》,才重新选定“冯的歌”而放弃了《满江红》。6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讨论张清常的曲子,并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应该是由于马约翰等人未能把“西山苍苍”的曲谱改好,此次会议才从张清常的曲谱入手。对于校歌来说,要经常演唱,所以三位委员强调曲调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委员会向常委会汇报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6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说 “接受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 6月30日说“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显然,两处说“冯的词”并不是同一首词。所以,张源潜判断,此日朱自清的日记有笔误,应该写“罗的词”。笔者认为当有漏字,因为上呈常委会的油印歌片上,《满江红》歌词的作者罗庸、冯友兰二人,所以,朱自清的日记应为“罗、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倘若朱自清的日记本中贴有那张歌片,冯友兰也就不会对日记中所记 “冯的歌词”看得那么重了。

  还须说明,朱自清的日记作为原始资料固然可以作为考证校歌作者的证据,由于朱自清的日记只是自己写,是不想给他人看的,更不想印刷发行,笔误和疏漏应在所难免。所以说,这个证据并不完整,还须其他原始资料作补充。对此笔者想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论述,“在历史中,我们依靠的是原始资料。我们不是依靠权威文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完全受资料提供者的学识和诚实性所支配;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察觉和体谅他们的过失,并用其他种类的证据来补充他们的信息。”朱自清是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他的人品和学识更令人敬仰,但我们拿他的日记作为证据时,仍需要核实日记内容的正确性。

三、关于《作者考辨》中的一段推理

  《作者考辨》中有一段推理,在列举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特点后,翟志成先生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创作者或有可能背诵不出自己过去创作的某一首诗词,但却绝不可能在阅读到该词时,仍旧不能确定自己就是该诗词的作者;他也绝不可能在阅读别人的诗词时,误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

     现在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翟先生的推理,先做些简化并改成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句式: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写旧体诗词的人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冯友兰是写旧体诗词的人,所以,冯友兰也就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

    问题是这个大前提是否成立,就是说,做出这个全称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测试,比如找10位60-70岁的诗人,选取他们早年创作的几首诗词,再选取同时期、同题材的几首其他人的诗词,混在一起,以一种公开的、自由的方式让他们识别。就是10位诗人都辨认无误,仍不能证明上面的判断为真,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第11人进行这种测试时也不出错。所以,我们只能认为翟先生所做出全称判断只是一种猜想,一种推测,尚未得到证明,或者根本就无法证明。

  或许正因为如此,翟先生接着说:“这是任何有过旧体诗词创作经验的人都应有的亲切‘体知’,也是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冯友兰的心智和记忆力即不逊于常人,他就不可能在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

  现在翟先生把这个全称判断认定为“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无须证明。这样一来,就让人觉得翟先生所论确有道理,我初次读到此时也觉得对于旧体诗词造诣颇深的冯友兰来说,那种‘体知’当更为深刻,应不会记错。但这种自我认定“常识”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我们姑且接受其为“常识”的认定。翟先生在他的推理中,还加上了个限制语,“在正常的情况下”。上面我提到的测试,也希望在“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冯友兰把联大校歌认定为自己的作品,恰恰不是在“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在文革极为惨烈的时期,这在翟先生的文章中有大量的介绍,此处不必多说。在那个时期,冯友兰的人身自由没有了,可以说思考的自由也被限制了,他必须写交代材料。所有有过那种经历的人都知道,翟先生所讲的 “趋吉避祸、劝赏畏罚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已不适用。为了完成交代材料,有多少人给自己加罪名,把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写在自己头上,以求尽早过关。在红卫兵采用极端手段威逼折磨之下,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之中,冯友兰的记忆力应不可能还如同“在正常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是难免的,所以,也就可能把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想象成了自己的作品。在交代材料中冯友兰说,所写的校歌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给自己加了不小的罪名。“自加罪名”是当时交代材料的通常做法,如果这种做法仍属“趋吉避祸”的本能,就要重新定义何谓“吉”,何谓“祸”了。

  既然翟志成先生对冯友兰的记忆力充分信任,我们把1968年交代材料中所默写的《满江红》对比一下原词,是不是翟先生所说的“十之八九”。冯友兰忘写了哪几句呢?“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这四句是该词的核心内容,是最不该忘记的。比如岳飞《满江红》,忘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四句,能说记住其“十之八九”吗?(单就从字数上说,93字的词,忘了28个字,也只记住了70%)。另外,为了押韵,“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两句的顺序是颠倒的,这一定让词作者费了不少心思。是作者也就更不该忘记了。冯友兰写联大纪念碑碑文时,将校歌改为碑铭,那里是:“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而后两句,在碑铭中省略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冯友兰对这四句印象不深而忘记了。

  即便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记忆力未受影响,用1968年的交代材料能否作为重要证据来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违反了证人自愿作证的原则,交代材料不是作证人自愿写的。冯友兰在极端手段的威逼之下写交代材料时,绝非自愿。在精神恐惧情绪紧张的状态下,仅凭记忆写30多年前的经历,根本无法保证所写内容在史实上的准确性,这样的文字怎能用来作证呢?此外,这种交代材料,若以断案论,也只是口供。口供如何能作为核心证据?重证据轻口供,应是断案的常识。

四、关于《作者考辨》的考证方法

  对于考证,王国维曾与友人谈:“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绝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尽管王国维所论是关于古文字的考证,但我们从《作者考辨》中发现类似于王国维所批评的现象,所以不能不质疑文章的论证方法和结论。翟志成先生自称已“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说其“务矜创获”应不为过。

  《作者考辨》有多处不顾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把过多的个人情感带到史实考证中。文中说大陆学者因对冯友兰有成见,才“障蔽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并说,如果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人,换成了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他们的遭遇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种推论完全是翟先生的一己之见,所有大陆学者难道都无视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而全凭“成见”行事吗?即便是上述三位学者也如冯友兰那样自我宣称,也一定会有人根据史料探究历史真相的。关于大陆学界对校歌作者的认定,试想那么多研究和撰写联大校史的学者,翻遍了历史档案,没有发现冯友兰是原创作者的确凿证据,只有采用距校歌创作时间最近的文字档案,如1938年12月张清常的歌谱(歌谱注“罗庸作词”)及1939年6月30日的油印歌片(在油印歌片上有“罗庸、冯芝生作词”的字样,在呈送常委会之前涂去了作者的名字)来求证。若真发现了有利于冯友兰的可靠证据,我想,那么多校史研究者总不会都对冯友兰有成见而不尊重历史事实吧!

  《作者考辨》与其说是考辨,不如说是在为冯友兰是校歌作者这一预设的结论求证。比如,1938年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联大常委会的手书歌词为冯友兰的手迹。《作者考辨》说,“尽管呈文中并没有提及校歌歌词和歌曲谱者的名字,但冯氏亲笔手书之校歌歌词原件,现与呈文一并存于清华档案,此亦可为冯氏乃校歌作者之说作一旁证。”对于函件和歌词抄件均为冯友兰的手笔,《作者考辨》还说:“冯友兰上呈常委会时,为什么不直接附上罗庸手写的歌词原件?为什么偏要吃力又不讨好地把罗词抄一遍?”所以,翟先生认为“如果罗庸真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现收藏在联大档案中的歌词原件,便应该出于罗庸的手书。” 《作者考辨》的分析于细微之处,推测考虑了诸多方面,目的是要推论出那份手写抄件也可作为证据,即使是一条旁证。然而,据朱自清10月30日日记,“我们接受罗的词,但不是曲”,我们可以作出另一种推断。罗庸提供给委员会的歌词是带有谱子的,并不是单纯的歌词。这次会没有接受罗谱写的曲子,或许就在这次会上,冯友兰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所以自己提笔抄录罗庸所写个歌词,不足百字的词,也无须秘书代劳,况且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时秘书应不在身边。冯友兰抄写的歌词,交给了沈有鼎,沈谱好曲后,当将曲谱和冯抄的歌词一并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把沈的曲谱油印了,因抄件上没有作者名字,沈的歌片上也就没有作者的名字,不署名也可能是委员会的约定。所以,在11月24日委员会上呈的歌词《满江红》是冯友兰书写的,歌片是油印的。由此可以认为,把手写的歌词作为一个旁证也是不可靠的。

  《作者考辨》把证据判定为外缘材料和核心材料。何谓外缘材料?因张清常远在广西,不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成员,他提供的曲谱上虽署有罗庸作词,但还要靠朱自清的信函来证明,张清常拿不出朱自清的信函,他的曲谱就“只不过是外缘材料”。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张清常的曲谱原件,一件材料成为档案要经过认定、编目、收存等一套完整的手续,每一步骤都要经过多人之手,才使一份材料具有的史料价值。所以,张清常的曲谱一旦作为档案保存,就不再只是张清常的个人材料了。另外,1939年6月在校歌评审阶段,把张清常谱写的《满江红》油印成歌片。歌片上词作者有两个人,即罗庸和冯友兰。当时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一定不知此事,那一定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决定。况且,曲谱要油印,原稿须经校歌校训委员会确定,刻版后也须有专人校对,才能印刷。所以那份存于档案馆的歌片,已经从张清常的曲谱变成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文件。这样看,油印歌片也就成了《作者考辨》所论定的核心材料。《作者考辨》对材料判定的依据是翟先生自我认定的。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考辨》结论处说“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因为翟先生总可以把新发现的材料,只要对自己的结论不利,就认定为外缘材料而不予理睬。《作者考辨》的论证方法为作者独创,并据此认定所得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作者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另外,翟志成先生把全部论证结论建立在侥幸的心理上。对于1938年年末朱自清寄信给张清常及所附歌词,翟先生料到那封信很难找到,或者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张清常还是得必须出示朱自清的来函以释众疑。倘若拿不出朱氏的来函,便只有低头认输。但黄延复、张源潜在拿不出核心证据的窘境下,却竟然以外缘证据,企图推翻冯友兰的核心证据。”试想,如果某一天,找到了朱自清的原信,那可是翟先生所认可的核心证据,他的四万字的论证大厦不就彻底坍塌了吗?现在,冯友兰在朱自清日记的引用上竟有诸多问题,冯友兰的核心证据并不可靠,那么,翟先生是不是“只有低头认输”了呢?

五、结语

  关于歌词《满江红》的作者署名,1938年年末张清常在所寄曲谱上只署罗庸一人。因为当时如果朱自清不给张清常寄歌词,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也就不可能知道联大正在创作校歌。张清常在1938年年底把自己谱写的校歌曲谱寄给西南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说明此前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给他寄去了歌词。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满江红》的原创作者是罗庸。顺便说一下,罗庸为西南联大写校歌之后,又为云南玉溪中学写了校歌,歌词中有:“先忧后乐希前哲,温故知新惜寸阴。数今朝,滋兰九畹春风暖;待看取,桢干千章夏木森”一段,“希前哲”“桢干”词语在两首歌词中的重复使用,也为罗庸是《满江红》的原创作者提供了内在依据。

  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上署罗庸、冯友兰二人,据黄延复先生推测,在定稿阶段,冯友兰提议把“倭虏”,改为“仇寇”,也就成为歌词的作者之一。在校歌评审时,把两人名字印在供试唱用歌片上,至于在上呈联大常委的歌片上为什么涂去作者的名字,对其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广为认同,实非易事。考虑到校歌由专门委员会指定起草人及最终认定,不完全属于个人创作,不妨把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作为最初版本,以此为据,认定罗庸和冯友兰同为歌词作者。

附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

罗庸、冯友兰 作词 张清常 作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1-11-16 14: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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