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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的“最后一重山”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诠释与理解

○方李莉

  今年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年,许多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都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同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研讨。现在学术界在讨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时,更多关注到的还是他早年和中年的一些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对于他晚年的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思想虽然有所关注,但研究还远远不够。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用他平时与我们这些学生谈话的一些内容,来理解他的有关“文化自觉”的思想。希望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关注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

晚年费孝通

  今年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年,许多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都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同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研讨。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总的来讲可以分为早年、中年和晚年两个大的部分。费孝通先生出生于1910年,他青年和中年时期所面对的中国,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所以他当时的志向都是“志在富民”,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但到了晚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又关注到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的文化建设问题。如果说他早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江村经济》,晚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则是其撰写的一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文章。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时,更多关注到的还是他早年和中年的一些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对于他晚年的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思想虽然有所关注,但由于这些思想没有专门的论著,只是散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所以大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年费先生总是说,他的思想超越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在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许多社会矛盾虽然开始显现,但并不明显。而今天的许多发展证实了费孝通当年许多看法的正确性。所以,笔者认为他的这一段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用他平时与我们这些学生谈话的一些内容(这些谈话内容都被收录在《费孝通晚年思想录》一书中),来理解他的有关“文化自觉”的思想。希望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关注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进而推动当今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思想,在这一思想里面,文化的传统与未来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与创造。有一次我拿着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去请教他,针对我所写到的景德镇传统文化。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但有时又有相同的规律。它们都要有自己的基因,也就是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文化还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要去适合新的需要,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这样,其生命也才会有意义。”

  他又说:“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

2003年冬天作者到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费孝通先生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就出不来。因为大众文化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文化又是从大众文化里出来的。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发展,因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涉及到社会整体素养的提高问题。

  他认为,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人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是超前的,而放到现在却正好。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文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怎样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怎样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又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让中国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再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丢掉的或抛弃的。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痧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认识。

  他当时希望我们能回头去看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通过不断阅读他的思想,使我认识到,他曾经让我和许多学者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就是想从理论上解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现在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所应该探讨的也就是这一问题。

  “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清楚”

  记得一次,费先生借了一本他年轻时翻译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梅欧写的书给我看,书名叫:《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生于1880年,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书。

  当时费老正在写他的那篇《派克笔记》的文章,他说他之所以借梅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给我看,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许多大城市的发展都已越过工业文明而开始进入到后工业文明,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了对历史怎么看、怎么学历史的问题了。他们都是过去了的人,是属于‘老一辈’了,他们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过时了?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和西方发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们要从发展水平上去找出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共同时间。”

  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的工业化则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他们已经都经过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和而不同’仍有很大活力”

  当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平崛起的呼声很高,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作为前导,提不出具有普适价值的,能够得到世界各国都承认的价值观,是很难得到普遍承认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应该是文化的崛起,新的思想的崛起。如果说有一天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影响世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会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其中的原因,首先因为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学者,同样也是一位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的伟大学者。他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国人要有所贡献,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因为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多民族共处和共同发展方面有深厚的经验。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他说:“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基本可以在瞬间毁灭地球,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将其用于当今时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这是决定人类的不同未来的新的路子。近代西方受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强食弱肉”的影响,所出现的思想都是所谓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黑格尔所说的“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表达的都是这一观点。

  但当今的世界已经不能再用“斗争哲学”来解决问题了。以前毛泽东曾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现在我们与天地斗争的结果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各种惩罚,与人斗的结果是各国为了各自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的纷争以及战争的升级等。在地球已经很脆弱的今天,继续与天地战斗,最后的结果就是地球毁灭。而在多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今天,继续战争的结果是人类的毁灭。因此,今天的人类要继续生存,要继续发展,必须要出现一个“和”的局面。于此,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国既然现在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合社会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的‘乡规民约’。”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看法和理念,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东方智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

  在一次有关西部课题的讨论中他告诉我说:“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

  跨越人生“最后一重山”

  有一次,我问老先生:“您相信命运么?”他回答我说,什么是人的命运,这很难捉摸。但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双看不见的鸿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他能在这样的位置上产生这样的思想,产生这样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是因他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鸿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个人的发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正像前面所说的“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划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一篇接一篇地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思想的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去世前的一些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这个较深的认识就是,在晚年,他常说,他是将明天的话,今天讲出来了,所以大家理解起来有困难,也不太重视。但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在讨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时,我们要更加关注其晚年的学术思想,不仅是因为怀念,追思,还是因为其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还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国家今后文化建设要铺垫的路。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12-8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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