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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吴晗——纪念吴晗诞辰100周年

  (一)结缘吴晗同志

  今年8月11日是吴晗同志诞辰100周年,10月11日也是他被迫害致死4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缅怀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一提起义乌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许多人都晓得这是指吴晗同志,但提起“三家村”、“海瑞罢官”,可能不少年轻同志就不知道所以然了。我与吴晗同志就结缘于“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四人帮”文痞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蔑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替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拒绝转载姚文,“四人帮”就在上海出单行本充斥北京各个书店。至11月底,北京各报才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但《人民日报》转载时在编者按语中,明确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要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稿的。12月初,吴晗给吴昆(吴晗侄儿)写信说:“现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开辟了一个《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学术研究栏目,你可以征求一下周围同志意见,谈谈看法,然后再报告我。”此信在“周围同志”后面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名字。由于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吴昆就给了我一本《海瑞罢官》,我便认真地读了起来。剧情是这样: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时,发现徐阶儿子徐瑛霸占民田,气死农民赵玉山独子,抢走赵玉山孙女。他为百姓平冤,判徐瑛死刑。徐阶贿赂朝廷官员,反给清官海瑞扣上各种罪名将其罢了官,海瑞在罢官交印之前终于处死了徐瑛。我深深地被海瑞刚直不阿、不附权贵、敢说真话、犯颜直谏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写了一篇《清官比贪官好——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此文章由吴昆直接送到吴晗同志手里。

  想不到,风云突变,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吴晗同志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定为敌我矛盾。同时,还扬言要揪出其后台老板(指周恩来、彭真同志)。由于我写的这篇文章不少人都知道,所以在《五一六通知》公开给吴晗“定性”后,马上就有人贴大字报揭发了我。结果在吴晗被揪出的第五天我就被揪了出来,被打成“为吴晗翻案的急先锋”、“吴晗之流”、“吴晗黑帮的孝子贤孙”等等。后来吴晗升级,我也升级,吴晗被打成“特务”,我也成了“特嫌”。造反派令我交代“特嫌”问题,我说可能盐吃多了,就特“咸”了。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有天晚上,一帮造反派在楼道里关了灯把我往死里打,后来被人发现把我送到解放军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因为“文革”,我还失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是“史无前例”政治运动给我家带来最悲惨的灾难。

  2004年9月,在吴晗同志诞辰95周年之际,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会成立,我有幸成为吴晗研究会的理事,并被邀请参加会议,不巧因病未能成行,我写了一幅书法送去,内容还是吴晗同志生前挂在家中客厅里的那首于谦的《石灰吟》。
  
  (二)艰难的求学与年轻的教授

  吴晗28岁当教授,但他的求学道路却相当艰难。1909年8月11日,吴晗诞生在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1916年吴晗7岁,进了傅村育德小学读书。12岁即1921年,考入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那时他家已有六口人,经济情况每况愈下,而一学期要交的学费,合一千四五百斤稻谷,占去他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为了培养长子,吴宾珏仍排除万难供他上学。每逢寒暑假,吴晗都是自己挑着行李步行七八十里路回家。

  1925年,吴晗从金华中学毕业时,父亲不幸患上肺病已无力供他读大学了,不得已只好在本村小学教书。父亲为了让儿子能安心在家乡教书,给吴晗物色了一个姑娘,她在金华女中上学,长得漂亮,年龄与吴晗相当,双方父母都赞同。可是吴晗不同意,他向父亲提出“我要求学,不要美女”。父亲十分生气,但拗不过他,后来只好抬了礼物和酒,到女方家赔礼道歉,退了婚。

  1927年暑假的一天,吴晗向父亲表示,一定要升学,即使升不了学,小学教员也绝对不当了。吴宾珏为此打了儿子。吴晗一气之下,当晚不辞而别。一个多星期之后,家里才收到吴晗从金华寄来的信。信里说,儿不孝,升学无望,要到天台山当和尚。原来吴晗从家中出走后,就到了金华,住在同学家,在那里,他听说天台山的大和尚学问渊博,就想去拜师求学,他的打算遭到朋友和父亲世交的反对,没有成功。几天后,靠朋友的接济到了杭州,考入了之江大学预科。母亲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卖掉陪嫁中仅剩下的半朵珠花,加上父亲向宗祠(即祠堂)申请的补助,一同寄给吴晗。这样吴晗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不料一年之后之江大学停办,他只好靠家里的一点资助到了上海,于1928年夏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

  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很有名望的胡适,而一心想在文史方面有所造诣的吴晗对胡适提倡的“埋头读书,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等论学之道十分崇拜,将自己写的一些考证和研究文章向胡适请教。1930年胡适亲自讲授的“中国文化史”课结业,吴晗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经济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的赏识。不久,胡适离开该校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也随着北上。为了筹集到北平的费用,他把处女作《西汉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80元大洋。到北平后他曾想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因吴晗英文成绩是丙等,燕大没有允许他转学。而那时燕大、北大、清华考期已过,吴晗只好等第二年再考。但生活来源成了问题,于是吴晗拿着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通过朋友罗尔纲找到了燕大教授顾颉刚,被介绍到燕大图书馆做了馆员。吴晗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许多线装书,起草了一篇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胡应麟是兰溪人,明代后期的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这篇文章成了他研究明史的开端。他把初稿寄给胡适,还附上一封信,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胡适在收到这篇初稿的第二天,就立即回了信,对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十分赞赏,还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50岁’,今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52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吴晗的考证,恰好证明了胡适大胆假设基本正确。从此,胡适更加器重吴晗,第一次给他回了信,还约吴晗星期日有空到他家谈谈。后来吴晗经常找胡适请教,成为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学生。

  1931年初,胡适应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担任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决计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吴晗在半年多时间里,补习了英文,英文大有进步,只是数学一窍不通。临近考期,他给胡适写信,想让胡适帮忙,能够不经考试直接转学北大。但胡适没有答应。他说:“北大考试以成绩为定,不许徇私,你考取后无钱入学,我一定想办法。”吴晗无奈,只好报考北大史学系。果然,他的数学得零分,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100分,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吴晗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史学系,同样数学又是零分,文史和英文仍是100分。清华也有同样规定,但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破格录取了他。清华这个决定轰动了北大。胡适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

  吴晗被清华破格录取后,在高兴之余为学费发愁之际,胡适立即与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商量给予他“工读生”的优惠,安排他做整理历史档案工作,月工资25元大洋,这就足够他维持生活和交学费了。吴晗进清华后遵照胡适的意见,“把自己训练成能整理明朝史料的学者”。学习十分刻苦,除了读书、抄卡片和写作之外,在清华三年里,他先后发表近50篇文章,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很富有思想性。由于他知识渊博,文笔又好,被聘为《清华周刊》文史专栏主任。1933年秋,他与巴金、朱自清等办起了《文学季刊》。1934年4月,他又与汤象龙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以青年文史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其宗旨是:“为新史学建设尽一点力量。”后来该会会员大多数成了我国史学界的名流,为发展中国的新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4年吴晗清华大学毕业照

  1934年夏,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结果北大和清华两校都抢着要他这个高才生。在当时“毕业即失业”的年代,这实属罕见。“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后终于被母校清华留下。1934年的《清华年刊》上,登了一张学生毕业照,胖乎乎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镜,头戴黑色方帽,身穿黑色布袍,照片下题了一行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照片上的人就是吴晗,下面的字也是他写的。清华大学以有这样一位高才生毕业为荣,所以登了他的照片;吴晗则以自己的题词表明今后的治学方法和道路。

  1937年9月,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聘请到昆明。熊庆来是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领导。他在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期间,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在文史方面他很看重吴晗,聘他到云大当教授。因此,28岁的吴晗成了云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三)从学者到战士

  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西南联大,1938年4月经长沙迁入昆明。1940年夏,吴晗应母校邀请从云南大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他开设的“自成体系的中国通史课”,把从古到今的历史分为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兵制、刑法制、科举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战救国等12个大题目,避免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历史课内容的重复,突出了重点,讲得又生动,连校外许多学生都慕名来听课。在此期间,他还写了《明初杭州之纺织工业》、《明成祖仁宗景帝之妃及其他》、《路引》等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被学术界誉为“当代的太史公”。

吴晗、袁震1939年在昆明的结婚照

  吴晗由学者到战士,学者战士一身兼的过程,是跟他与共产党人的具体接触、帮助、影响分不开的。首先是他的妻子袁震(原名袁震之)一家,包括姐姐袁溥之、叔父袁书堂夫妇及女儿袁熙之等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由于袁震三姐妹较早参加革命,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吴晗影响很大。不久袁溥之就由重庆辗转到达延安。袁溥之爱人就是广东老革命陈郁,他是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建国后为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包括煤炭、石油、电力等)。袁溥之从延安给吴晗、袁震的信都经过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她也是董的学生)亲自转交。1941年9月,吴晗、袁震一起去重庆看望董必武。吴晗同董老早已有了通信联系,因此他们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吴晗谈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情况,董必武也讲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这对吴晗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4月,共产党分管联系民盟工作的周新民、李文宣夫妇受党指派去联系吴晗,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正式加入了民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的新起点。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晗加入民盟后,首先想到他的好友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和吴晗开始交往,是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吴晗很愿接近这位比他大10岁的兄长,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并且性格相似有共同语言、共同忧乐。1944年夏天,吴晗介绍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不久,吴晗担任了民盟云南省委青年部长,成了青年学生进行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吴晗负责华北和北平市的民盟工作,他的家也成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 他以教授的特殊身份掩护革命同志脱险,送他们到解放区去。因而吴晗就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党非常关心他,劝他“非立刻走不可”!1948年秋,在党的敦促和具体安排下,吴晗夫妇到达了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同志还认真阅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隔了没有几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给吴晗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辰伯先生,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革命的敬礼。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四日。”此信下面还加上一句:“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在解放区这一自由的天地里,吴晗认真地学习和参观,踊跃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准备迎接北平的解放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参加了入城仪式,并负责北大和清华的接管工作。9月他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出席了开国大典,11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兼10多个职务: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科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历史学会会长等等,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也是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人们称他为“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至1966年,共发表过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知识性文章60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读史札记》、《学习集》、《海瑞罢官》等,成绩是十分巨大的。

  从学者到战士,学者战士一身兼的吴晗,解放后一如既往地紧跟党走,1957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用知识服务于人民,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上,特别是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四)深刻缅怀

  吴晗同志是从1959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开始研究海瑞的。6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骂皇帝》。7月写成《论海瑞》于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学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11月着手写历史剧《海瑞罢官》。1960年,吴晗对《海瑞罢官》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主题由前五稿的“退田”到后两稿改为“罢官”(舞台上退田不易表达)。1961年10月,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的笔名(吴南星的笔名是在吴晗、邓拓即马南邨、廖沫沙即繁星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为该栏撰稿,吴晗写了第一篇《古人的业余学习》。《三家村札记》问世的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9月,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在一起开会,中间休息聊天时,邓拓说,现在有的报刊有几个人合写的专栏,如“马铁丁”就是由三个人组成的,我们也是三个人,是否可以在《前线》上也搞个《三家村札记》。他们三人一拍即合,用同一个笔名在此《三家村札记》专栏上一共发表过62篇文章。江青一伙在批《海瑞罢官》之后,接着又对《三家村札记》当毒草进行批判。1961年1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并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因为史学家写戏,文史学界反映强烈,称之为“破门而出”。毛泽东听到该戏公演十分高兴,当即在家里接见了扮演海瑞的马连良。毛泽东同他一起吃饭,并当场请他演唱海瑞。称赞说:“好戏,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马连良把毛主席的赞语告诉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

  其实在1965年11月评《海瑞罢官》文章未出笼以前,祸根早已埋伏。江青和吴晗本来没有接触。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当面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发作。后来,在《海瑞罢官》彩排时,江青看了几次,很不以为然。1964年下半年,江青亲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接着,她于1965年春,得到毛泽东允许,到上海找老搭档张春桥组织人马,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姚文元用了几个月时间把批《海瑞罢官》的初稿炮制出来,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一伙暗藏这篇文稿来往于京沪路上,在七八个月里几易其稿。江青还特别交代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这文章“不叫周恩来看”。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这篇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2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发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强调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学术问题。吴昆收到伯父吴晗最后一封信也是在1966年2月23日写的,说明当时《海瑞罢官》确实是按学术问题讨论的。这也是吴晗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以后风云突变,吴晗就不再写信了。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指出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2月汇报提纲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7月份以后,吴晗开始被揪斗、毒打。他经常被打得浑身青肿、口吐鲜血。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按在地上用脚踢等等成了家常便饭。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由原住的北长街90号寓所轰到城南一隅。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入狱。4月,袁震被送进“劳改队”。1969年3月18日,袁震被迫害致死。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同年,胞弟吴春曦也被迫害致死。1976年9月23日,吴晗养女吴小彦在狱中含冤而死,这个刚满22岁的姑娘,选择了死作为对“四人帮”的最后抗议……

吴晗同志遗像

  在“文革”那样一个悲剧时代,吴晗成了一位悲剧人物。但历史是公正的。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给“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李先念、乌兰夫、方毅、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为吴晗的母校清华大学修建的纪念亭亲自题写了“晗亭”两字。同月,《吴晗传》出版发行。9月,在吴晗家乡苦竹塘修复了吴晗故居,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吴晗故居题名。2005年冬至,吴晗、袁震之墓迁移至苦竹塘村旁一公里处的“春晗公园”内,由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亲自题写“吴晗袁震之墓”。

  今天,在吴晗同志诞辰100周年和被迫害致死4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走近他,是为了深刻的缅怀,也是为了深刻的记忆。反思历史,反思悲剧,使十年浩劫中全民族付出的惨痛代价不致白白付出,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俞迅)

  来源:金华日报 2009-8-11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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