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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在清华研究院

■吴令华

  如今人们提起当年的清华研究院,赞其辉煌,表其模式,多称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的教育伟绩。其实,另一位开创者——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所做的贡献,也是值得一书的。

  清华本是留美预备学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酝酿改制,向正规大学转变。先新旧制并存,设大学部,办研究院,设国学一科。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被聘为研究院筹备主任。吴本出身清华,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梅光迪、柳诒徵等一道,办《学衡》杂志,主张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之精神。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问题上,他与胡适等新文化提倡者,犹如申包胥与伍子胥之于楚国:尔能覆之,我必复之,针锋相对。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对二者之争并不看重。据说他先拟请胡适主其事,胡豁达而谦虚,说我不行,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专家,方能成其事。曹接受了胡的建议,转请吴宓。吴接受此职,是有自己的抱负的。他见到曹云祥,即提出要有全权,负全责,否则仍回东北。获允,清华研究院筹备工作遂得以展开。

  首先确定研究院的地位宗旨,拟定章程。吴宓设定研究院之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宗旨则简单明确:“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吴宓特别解释:“惟其如是,故不惜经费,布置种种,专为少数人谋求研究学术之利便,学生名额极少,又复从严考试录取,期望甚大,所谓在精而不在多也。”起点甚高。故所聘教授讲师必须是:“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的硕学重望。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导师予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至于研究方法,吴宓特别提倡:“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实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并以之作为与当时国内其他研究国学者的重要区别。(见《清华周报》351期)

  大政既定,导师的聘任便是关键。王国维、梁启超早已商定,无甚周折。只是原议定聘王国维为研究院院长,已发聘书,不知何故,又改任导师。吴对王十分钦佩,执礼甚恭,二人由是结下终身友谊。赵元任之聘,亦甚顺利。章太炎不来,吴立即举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梁启超亦极力推重。陈学问虽高,还缺学位名气,吴“费尽力气”,终得成功。而李济时在美国某博物馆作古迹调查工作,任务未完,吴宓与该博物馆代表反复协商,最后决定李济任讲师(规定教授必须专职,能随时指导学生)。同时,为导师物色助教,梁廷灿、赵万里、章昭煌分别做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的助教。此外,导师的住宅、家具,图书、教学仪器的购置、办公室的安排,在在都要吴宓躬亲。他挚友碧柳(吴芳吉,诗人)介绍的事务员很不得力,令他伤透脑筋。

  招生也是重要环节,章程规定报考资格为:“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二、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底者。”(见《清华周报》339 期)总之都是饱读诗书的俊彦,并经考试择优录取。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保荐手下的人来,要求免考入学,尽管该生基础不错,吴答以必须考试。录取新生吴其昌写信,保荐无锡国专高才生侯堮,请求特取,吴宓亲笔回信拒绝。(侯堮于次年考入。)还有外国人介绍入学者,吴亦答复欢迎报考。故录取工作可能因名额所限而有遗珠,却决无违规踰墙得入者。

  如是,抓住清华转制的特定契机,研究院以其特殊的地位,敦请了当时学术界、思想界贯通中西的顶尖师资,招得材质优秀的学生,可谓风云际会。实行欧美的导师制与中国传统的书院制结合,春风化雨。高材生一经名师点拨,便登堂入室,如虎添翼。清华研究院遂成为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这其中,吴宓倾注了大量心血,尽管他不久离去,饮水思源,厥功甚伟!

  吴宓在研究院从筹备到开学,只呆了一年多(1925.2-1926.3),第一届学生未毕业,即愤而辞职,实在令人扼腕。辞职三个月后,吴宓心中仍郁郁不平。据《吴宓日记》 1926年6月25日:“是日为校中举行毕业典礼之期,宓以不愿见研究院学生毕业给凭(因被逼去职故)。遂于晨八时入城。”愤懑之气,溢于纸表。究其故,错综复杂。

  其时,研究院内师生按部就班研习,风平浪静;院外,学校的人事却一直纷争不断,还有人对研究院之特殊地位及做法等啧有烦言。先是校长曹云祥提出将赴英,荐教务长兼旧制部及大学普通部主任张彭春以自代。张在清华权势影响很大,由此引起教员中倒张、拥张之争。在校务会议讨论研究院的发展计划时,吴与张彭春意见不合,实际隐含权力地盘之争。会议表决结果,与吴的意见完全背离,令吴失望。偏偏研究院众教师对校务会议决议的态度并不一致,吴心甚苦。学生则多考虑选课、文凭、学位诸事,也不断给吴施压。故吴宓觉得“上厄于强有力者,中不合于教授,下沮于学生”,己之理想,不得实现,即萌辞职之意。此剧以张彭春离校落幕。让吴宓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作为张氏之大罪状之一。”(1926年1月 27日日记)寒假将届,研究院照例师生同乐,王国维诵八股文,吴宓吟辛稼轩词助兴,大家欢欣而散。

  谁知风波不止,全校学生连开大会,要挽张(彭春)驱曹(云祥)。风潮平息后,教职员大会议决改组学校行政系统,实行教授治校。选出梅贻琦、钱端升、吴宓等六人,加上曹校长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学校组织大纲。使吴难堪的是:他参与起草的校组织大纲竟将研究院取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比如“杀身自焚之蚕儿”,无可奈何。研究院学生闻讯大哗。校长圆滑,告学生“此委员会之主张,我并不赞成。当以我个人之力,使该条不至通过”云云。于是学生矛头集于研究院主任吴宓。研究院学生会正副干事杜纲百、吴其昌青年气盛,又事关切身利害,撰公文、发宣言,语多不逊。吴宓遂不得不辞职矣。

  可注意的是:在校务会议上,取消研究院,在各系设研究教授及研究生,虽是钱端升之意,吴宓也是“甚赞成”的(1926年3月6日日记)。他的解释是“力顾大局”,“以身作则(裁并机关)”,“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同上)。此事甚怪,其中似另有隐情。

  在研究院,最有影响力的人应数梁、王、吴三位。王专心学术,对其他很少过问。梁启超多年从事政治,执思想界之牛耳,名望高。影响大。在研究院,列梁门下的弟子也多。吴宓对梁尊重,而与王亲近。毋庸讳言的是:梁对研究院,也有自己的理念。两人的思想有同有异。梁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坦陈来清华的目的,一,“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而吴宓更重学术,反对政治介入学术。梁在对学生首次学术讲演的题目即是“政治家之修养”,这也不合吴宓的心意。尽管两人在工作上,还是互相支持的。讨论研究院问题时,院中教授只有梁明确支持吴宓。但吴始终对梁怀有“树党”之戒心。在“倒张”事件中曾有一插曲:传有推举梁启超为校长之说,梁亦表示“愿就”,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此言引起吴宓疑心,据 1925年11月24日日记:“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宓去。张任校长,其不利于宓,尚未至此也。”后来另一次研究院风潮中,曹云祥引咎辞职,时陈寅恪已到校,力主梁启超长校。对好友的主张,吴宓却悲观地认为:“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 ”(1927年11月2日日记)由此推测,研究院里梁的弟子多,形成一股潜在势力。吴可能认为在研究院难以实现自己的理念,而灰心放弃,也未可知。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其时梁启超已重病在身,无力再任什么职了。但吴宓独力支撑《学衡》,出版遇到困难,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弟子吴其昌、刘盼遂等曾多方给吴以支持帮助。

  吴宓去职后,校长亲主研究院工作,后由教务长梅贻琦接管。研究院共招学生四期,于1929年结束。吴宓先调任西洋文学系教授并代系主任,不久也因人事问题,辞去主任,专任教授。

  吴宓学贯中西,勇于任事,为人仗义,执著坦率,又多情善感,性情中人也。一个大学者,好教授,杰出的诗人。他对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亦不乏可取之卓见。可惜意气太盛,襟抱难开,时也,命也?其晚年的凄惨境遇尤令人酸鼻,不忍复述。

  2008-12-27于北京马虎居

来源:文汇报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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