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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考察(四)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金富军

  (四)反响与影响

  边疆问题研究会向青年发出号召:“到边疆去,那里固然有几千里的大戈壁,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但是也有很大的平原,供你驰骋之所;有秀特的山,婉曲的河,供你游览;有深林供你采伐;有无尽的宝藏,供你开掘,有未经人到的地方,供你去发展,那里是实现你的理想的新天地,是发展你的抱负的惟一地方,你不要再流连于弹丸的腹地,偏促于不生不死的局面下,赶快审查你的环境,坚定你的志愿,充实你的学识,锻炼你的身体,准备你的行装,舍去你的温柔乡,向你的理想国去!向传统势力较小的地域去!”这一号召得到广大师生热烈回应,会员人数最多时达百人左右。研究会甫一成立,即有校外人士要求加入,国外也有同学表示关注,这表明研究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研究会还得到了校内外热心团体与人士的积极支持。许多专家学者除应邀来校演讲外,还赠送一些书籍,共研究会使用。

资料名称

数目

来源

关东政府(英文)

1

南开大学赠

东三省地图(中日文)

1

南开大学赠

满蒙新论(日文)

1

南开大学赠

东三省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1

张敷荣赠

东方语言学初步(德文)

1

陈寅恪借用

满洲之史地书目

1

陈寅恪借用

南满洲铁道出版目录

 

陈寅恪借用

满蒙问题论文索引

1

自编

东北矿学会报

4

东北矿学会赠

Mongolia and Western ChinaKoramisheff著)

1

牟乃祚赠

国际矿产问题(薛桂轮著)

1

薛桂轮赠

英国侵略西藏史

1

薛桂轮赠

东北矿学会报第一卷第四期

1

薛桂轮赠

  (资料来源:《满蒙研究会》,清华《消夏周刊》第4期,1928年7月30日,第10页。《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收到赠书致谢》,《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46期第2版,1930年3月3日。)

  此外,《北平日报》也曾邀请研究会编辑边疆问题副刊。

  众所周知,日本收集情报、信息工作可谓无微不至,边疆问题研究会虽然是清华校内师生组织,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即接到一署名“黄子明”之来信,表示对研究会愿尽力帮助。“黄子明”自称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服务多年,对于南满情形知之甚详。铁道会社出版关于南满之书籍甚多,可以赠送;如有人至南满参观,并愿代为介绍;“黄子明”并向研究会东三省组索阅计划书一份。

  1929年1月16日,东三省组干事李述庚特地进城拜访“黄子明”,发现其为日本人。交谈中,“黄子明”对日本侵略东北进行辩解,又称中日将来之亲密关系在于青年,愿青年能建设一新天地。

  谈话结束时,“黄子明”约研究会派代表于20日至城内与他开一茶话会。李述庚当场谢绝此一提议。后来,“黄子明”又给边疆问题研究会来信,请研究会派代表五人至其牛岛会所午餐并谈话。1月15日,边疆问题研究会各组干事联席会议议决复函谢绝午餐,但派代表与“黄子明”等谈话。此事以后未再见报道,可能不了了之。

  (五)结束

  1931年以后,边疆问题研究会活动逐渐减少,会员人数也由最多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左右,活动也不如此前频繁。虽然在1934年底,研究会重新成立,并选举产生新的负责人,力图重振旗鼓,但影响似乎并不大。抗战全面爆发后,研究会似乎停止了活动。

  边疆问题研究会日益式微,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边疆问题研究会是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成立并运作。1930-1931年间,清华发生校长更迭风波,校务动荡,随着罗家伦、朱希祖、杨振声、翁文灏等先后离校,研究会的指导力量受到削弱。

  二、边疆问题研究会以学生为主的研究团体,而学生社团本身具有持续力较弱的特点。随着研究会创始骨干的陆续离校,加之一些在校同学又多同时参加几个社团,难以保证充分的时间与精力。

  三、“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亟,清华学生关注重心集中于请愿、示威、捐献、慰劳、制棉衣、造防毒面具等运动。客观上也分散了同学们对边疆问题的注意力。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浪潮,“国人苟不早图防范,合力御侮,则国土日蹙百里,藩篱尽撤,门户不掩,国事真不堪设想也。”的紧迫与焦虑情绪弥漫于全国。清华大学师生自发组织边疆问题研究会,既是这一情绪的反映,也体现出清华师生高度关注时势、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民、民族命运结合的特点与爱国传统。

  注:本文主要内容已发表于2008年6月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8卷第2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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