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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西南联大

施熙灿

  千里赴考

  1941年夏,我毕业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工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在当时上海租界地上大学,听说到内地(当时称抗战大后方为“内地”)上国立大学不收学宿费,很令人向往。问题是如何去内地?恰巧当时昆明电工器材厂来沪招收工程技术人员,我与同班同学共10人一起报名参加了。1941年6月,我们乘轮船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湛江(当时称“广州湾”),然后由赤坎步行到北流;再乘小船到柳州(当时日军已占领广州、梧州等大片土地),转乘火车到当时黔桂线的终点站河池(当时称“金城江”)。没有旅费,就设法搭乘当时资源委员会的钨砂卡车到贵阳。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搭乘运钨砂的卡车到昆明。途经云南曲靖时,因天雨路滑导致卡车翻车,我幸未受伤。由上海到昆明,行程数千公里,历时共83天,其艰辛可见一斑。

  到在昆明后,先到昆明电工器材厂报到上班,由于我是高中毕业生,当时职称定为“工务生”,是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最低一级。当年我才18岁,倒不在乎这个职称,一心要读大学。白天上班,晚上不敢多玩,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报考西南联大。

  入门难出门也难

  在大后方,人人知道西南联大水平高,收费低(学宿费免收,只收伙食费,但可申请贷金,当时戏称“吃贷金”)。青年学子人人向往西南联大,每年报名的人很多,但录取的名额有限。我是1943年夏报考西南联大工学院的,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为5:1,西南联大的入学门槛真高。

  入学后,一年级新生规定在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多为简易平房)上课,学的都是大学本科的基本课程,例如语文、英语、高等数学(微积分等)、物理、化学、体育等,上台讲课的几乎都是教授,由于战时缺乏教科书,我们学生边听课、边记笔记,考试时借阅教科书对照笔记复习,如果一二门主修课程不及格,就不能升入二年级。

  我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到市内拓东路租用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内上课,学的是工学院的基本课程;微分方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地质等。当时主课程力学抓得很紧,每隔2-3周老师并不事先通知,临时突然袭击Quiz(测试),出一、二个考题半小时内交卷。习题作业很多,大家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慢。

  三年级学的主要是土木工程系的专业课程:测量、结构力学、水力学以及一些实验课程。由于我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加上已习惯于紧张的学习生活,所以我对上述具准专业性的几门课程并不感到吃力,甚至考个好成绩,可得些奖学金,无形中对学习增添了兴趣。

  1946年夏,当我准备升入四年级时,我们随校复员到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上学。战时清华园是日军的伤兵医院,教学设备多受破坏,我们是边修复、边上课的。土木工程系四年级开始划分为四个专业(结构组、道路桥梁组、水利组和市政卫生组),以便适应国家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到四年级是算总账的时候了,必须门门课程及格,且要满足规定的总学分要求。我们土木系1943年入学时有50人,结果到1947年准时毕业的只有20人,可见毕业的门槛也是很高的。

  民主堡垒

  1943年我刚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时,看到校院内有许多壁报。有的报道在日寇占领区内敌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大家对敌人无限的憎恨而产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有的报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抓壮丁、四处逃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有的报道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翻了身、当家做主、政府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令人向往。民主壁报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护,歹徒也不敢明目张胆进行破坏,多年来民主堡垒屹立不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一片欢腾。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国,大家十分关心时事,经常听文法学院教授们演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闻一多教授,他激昂慷慨,大声疾呼,要求大家团结一致,走上街头,坚决反对政府内战。1945年12月1日,联大遭到国民党军阀的镇压,潘、于、张、李四位师生惨遭杀害。但是吓不到广大师生,全市大、中学罢课,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高喊:“要民主,不要内战”,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曾经屹立在祖国的西南春城八年,给云南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供稿)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08年4月16日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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