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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三常委中最年轻者,在西南联大期间定型其教育思想

  梅贻琦 (1889-1962),字月涵。著名教育家。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我的表你戴着”

  说起西南联大,现在人们多会把目光聚焦在当年的三个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身上。不过,细究起来,当年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对于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没有表现出多少具体的作为。他们对于西南联大的影响,毋宁说是过去在北大、南开时期教育理念的延续。关于这一点,有诸多事例可以举证: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经当过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当时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均高于梅贻琦的蒋梦麟校长,则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不过,在两位前辈这样的姿态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极为现实的考虑,当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如此看来,由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并非出自君子之间的谦让或者是年轻者应该多负担责任。而对于梅贻琦来说,虽然之前已经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但是西南联大却是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代表着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学一解》,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众所周知,清华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因为是接受庚子赔款的返还款而建立,所以被老清华人称为“国耻纪念碑”。梅贻琦就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47名学生之一,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梅贻琦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也代表了这位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对于清华园的感情。纵观中国教育史,伟大的教育家不难举列,但是一生服务于一所大学并且成功地奠定其校格,则不多见,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梅贻琦接受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任教,自此,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的联系,就再也没有断过。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在教授会的选举中在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到了清华校长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在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当校长的本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梅贻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概就源于此,梅贻琦治校还有另外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教授评议会,梅贻琦虽然担任校长,但是并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一篇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语,这是对清华三十年历程的赞颂,更是对梅贻琦长校十年的肯定。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使弦歌不断,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吃紧,三校又奉命迁到昆明,是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的关系,本文开头已有叙述,在此不赘。不过,这一时期的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与之前在清华却有了变化,过去的梅贻琦谨慎、遇事总是多方考虑、不轻率表态,但此时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在这一时期,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贻琦却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实非易事。

  70年过去,我们回首西南联大,回忆梅贻琦,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回忆,想想梅贻琦所说过的话吧:“孩子没有坏的,坏的孩子都是社会和学校教出来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多么闪光的遗产!

  (最后,要感谢清华的黄延复先生,要不是他多年来整理关于梅贻琦的资料,我们对于梅贻琦的了解也许到现在还少得可怜。)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来源:《新京报》 2007-11-23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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