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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故居:清刚之气永在天壤

●史轩

清华校园内的王国维纪念碑

  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春秋中,最后两年多他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在清华园西院走完了他的学者人生。

  胡适由衷敬佩的一流学者首推王国维,因此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他力荐王国维担任导师。同时受聘为导师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

  满院书香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上世纪20年代,他在学术界声望极高,新学旧派无不赞誉。受聘清华后,1925年3月26日,他偕夫人看完西院住宅,预付租金44元。4月18日搬入西院16号与18号(1933年西院扩建,遂将新旧西院的门牌统一编号,旧西院16号、18号调整为西院42号、43号,沿用至今),这是学校特殊的照顾。两住宅皆为平房,自成小院,两院紧邻,坐北向南,朱漆门窗与廊柱,灰色瓦顶,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

  据王国维之子回忆,家人饮食起居都在18号,16号正房西屋为书房。三面墙壁都是高及屋顶的书架,放满线装书,内间小室也放满了书。书房南面窗下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落座。藤质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空地,疲乏时或思考时备用。“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前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中央客厅仅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东间为塾师授课家中子女处,内放几张小木书桌和老师的床铺,曾聘清华的一位陈老师(罗振玉四子之内弟)做教习。为不打扰先生研究,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夫人侍弄花木,满院生香。

  学问专精

  在西院经历的人生最后两年,是王国维精力充沛、学术研究成就卓著的时期。早年研究成果在此汇聚,旧学新知再获心得。此时,他的学术研究从《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边地少数民族金石文献考证,完成《西辽都城虎斡耳朵考》、《盂鼎铭文考释》、《宋代之金石学》等著述近40篇。整理旧作印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改订旧作,结集出版《古史新证》,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和“阙疑法”,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从内容和方法上拓展了中国史的研究范畴。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分为普通讲演、专题研究两项,他教授与指导研究生主要在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史学方向,主讲《说文》、《尚书》、《古史新证》等课程。学生眼中的静安先生,学问笃实,拙于言词,截然不同于梁启超、赵元任授课新活奔放的风格。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他的学生、史学家姜亮夫回忆,他授课之专深,“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

  绝望辞世

  面对时代的大变革,辫子依旧的王国维表现的却是心灵深处保守传统的固执。1926年最为心爱的长子英年忽病亡,他悲痛至极;又逢北伐军攻下南京乘胜北进、国内政治变革的前夕,晚清遗老叶德辉在长沙被杀,罗振玉进入东交民巷使馆避难,不断有人来到家中劝他剪辫子。此时,他内心的矛盾、恐惧与焦虑无疑是剧烈的,他不能适应历史的转折,对未来感到绝望。1927年6月2日,他草拟遗书深藏怀中,然后照常休息,最终走出西院居所,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走完他的学者人生。遗书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国维的辞世,令当时学术界感到悲哀,在北京城内浙江会馆召开了追悼大会。

  此时,其家人退去西院16号的房屋,继续留住西院18号。学校各方关怀备至,赵元任将他的幼年子女请到照澜院一号家中,与自己的女儿一起补习功课,以便插班进入成志小学。一年后,王家南迁,三子王贞明留清华工作。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在王国维逝世两周年之际,师生募款修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集各方家之大成,梁思成从东北大学回到清华勘定碑址、设计碑式,陈寅恪撰写碑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李桂藻刻石。“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王国维之墓原在清华园东北七间房,后迁葬于福田公墓,“文革”中遭破坏。清华园西院的王国维晚年故居,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王国维早年故居一起,共同见证了国学大师王国维人生不同时期的行迹。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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