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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像阳光一样构成当代中国人生态环境

尹鸿

  电视,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态环境。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视,我们过去30年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的记忆将会何等苍白,我们可以讨论的共同话题和可以传唱的熟悉旋律能从哪里找到,我们从无比单调的绿蓝两色中山装到今天五颜六色的服装风格诸如此类的巨大演变,将如何被历史记载。从《话说长江》中高低错落、萧瑟凝重的重庆朝天门码头,到《再说长江》中同样机位、同样角度拍摄下来的那个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过度喧嚣的朝天门;从电视剧《新星》中个性张扬的改革英雄李向南,到今天连续剧中那些忍辱负重的“大哥”、“大姐”、“大嫂”、“咱爸咱妈”……,电视文化所雕刻的,不仅是中国30年的社会演变,更是中国人30年精神上的今非昔比。
  
  电视决定大多数人“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

  在1978年以前,很少人见过甚至很少人听说过电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还被当时的人们看成是幸福生活的远景,可就在此时,电视却不期而至地闯进国人的生活。

  回想当年用全家人的积蓄在年三十前买到一台电视机神情“炫耀”地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回想当年几十个学生挤到老师狭窄的家里一起看女排比赛的情景,回想一首首流行歌曲通过电视剧、春节晚会等传唱大江南北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电视给当时处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多少快乐和希望。

  1978年,北京电视台(同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开播《新闻联播》(全名“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替代了伴随中国人几十年的广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成为至今为止中国大众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之一。

  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创办,“电大”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成为中国历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

  1981年,电视转播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决赛。所有中国人都千方百计寻找能够看到电视的地方,为女排加油。从此,电视与体育相互依存,电视,使体育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

  198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FollowMe”带动了举国的英语热以及后来的留学热。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播,从此以后,全球华人接受并习惯了“春晚”这道年夜饭。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它使中国人有了早上开电视、早上看新闻的习惯,还带来了一种交流性的新闻语态。

  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开播。该节目将“谈话”节目推广到全国电视界,言说、意见、观点成为电视内容,中国电视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展。

  1997年,湖南电视台推出电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开创了中国电视的娱乐之风、青年之风,也成为中国电视的造星平台,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综艺变革”。它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文艺多样化的象征。

  2002年元旦,南京播出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它改变了新闻的视角、语态和形态,引发全国地方新闻大变革。很难说这是第一个所谓的“民生新闻”,但它肯定是第一个引起了全国反响的“民生新闻”。

  2003年,中国人以复杂的心情通过中央电视台与全世界同步看到在伊拉克燃起的熊熊战火。

  2006年,湖南电视台播出大型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成为被世界关注的中国现象。“超级女声”突出了“差异”、“互动”的电视新观念,也启动了中国电视模仿、借鉴海外节目模板的风尚,当然,也注定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在同质竞争下必然地“别有用心”地走向低俗。

  2008,从5月12日开始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直播报道,及时、全面、充分,在中国人用生命创造尊严的同时,中国电视也用诚实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2008,北京奥运会大直播。在一个多月中,全国人民聚拢电视机前,看奥运,谈奥运。

  尽管不少人谴责电视的平庸、冗长、低俗和浅薄,但是,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电视台最多、电视频道最多、电视观众最多、电视节目生产量最多的“电视超级大国”。电视,使传统的电影被边缘化,甚至连新兴的网络也必须借助电视视频才能逐日走向主流。电视,决定了大多数人“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成为像阳光、空气、水一样的生态环境必不可缺的元素。

  电视剧的历史,就是老百姓的心灵演变史

  30年电视往事,绝对不能遗漏的一页,是电视剧。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电视剧生产大国、播出大国、观众大国。美国一部电视剧一周仅播1-2集,一个系列22集需要播出4个月,观众必须等到第二年另一个播出季才能得到“下回分解”。与“不幸”的美国电视观众相比,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每天可以连续看到2集、3集甚至更多的电视剧,而且每天有几十个频道都在播出电视剧。2007年中国全年生产电视剧多达14000部(集),每天诞生40集新剧,而每个中国人在170分钟的平均电视收看时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看电视剧。

  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艺术叙事形式,构成了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剧、时代与观众,一直处在一种互动的变化中。

  而那些熟悉的剧名、剧情,对于走过这30年的每一个人来说,都足够帮助他们在各自心中串联起一个“电视时代长廊”:

  1979年底开始,借助于与美国建交以及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中一群身怀绝技的“坏人”成为反法西斯英雄,这改变了当时中国人长期以来“好人”、“坏人”的简单判断。

  1981年,第一部广受争议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从此,长篇电视剧结束了电影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很快成为中国大众第一文化形态。

  1984年,日本电视剧《血疑》播出。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为中国人带来了最初的偶像意识。家庭伦理、血缘关系此后成为热门题材。医院掉包、兄妹之恋、不治之症等成为后来电视剧的经典煽情桥段。

  1986年,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星》播出。一个敢于改革、敢于用乌纱帽做军令状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形象,成为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精神的形象标签。“青天”式的孤胆英雄,美人爱英雄的叙事模式,不仅震撼当时,而且延续至今。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该剧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了直观的“红楼”群像,电视剧音乐与电视剧那浪漫、抒情、典雅、伤感的风格一起,不仅带来“红楼文化”的普及,也使后来所有关于《红楼梦》的改编都面临难以逾越的门槛。

  1990年,当时最长的电视剧《渴望》播出。中国电视剧题材重心从社会公共空间退回到家庭亲情空间。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刘欢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以及姜文扮演的王启明,传达了中国人对西方有时是天堂有时是地狱的自尊和自卑的双重认知。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身份尴尬和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

  1997年,湖南推出电视剧《还珠格格》。这是当时少有的不借助中央电视台平台而红遍全中国的电视剧。一部内地制作的港台娱乐风格的古装戏说电视剧,改变了中国电视一向沉着、忧伤、严肃的面孔,娱乐精神使新一代青年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视文化。

  1998年,电视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不仅开启了中国古装历史皇帝剧的潮流,而且开明君主、宫廷阴谋、政治胆略,也再次唤起了中国人特殊的政治期望和热情。

  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意外热播。许三多成为“年度现象”,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引起广泛讨论。“不抛弃、不放弃”成为口头禅。一个中国式“阿甘”带给了中国人一种励志的生活态度。

  综上所述,1980年代,从“伤痕”到“反思”,从“改革”到“反腐”,电视剧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启蒙工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四世同堂》、《围城》等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似乎是对刚刚经历过文化大空白的中国大众的文化大补课;1990年代,经历过一场巨大风波以后,《渴望》等家庭电视剧的出现,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启蒙文化拉回到以忍辱负重、忠孝节义为核心价值的传统家国文化;随后,《编辑部的故事》、《牵手》、《武林外传》、《金婚》、《闯关东》等形形色色的电视剧,则记录了日趋多元的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人心态的开放。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部心灵演变史。

  春晚,新时代里新民俗

  娱乐,在30年前,还是一个不能明说的词汇,或者基本上是玩物丧志的代名词。改革开放30年,电视娱乐一直在健康与病态、高雅与低俗、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等冲突中挣扎。《加里森敢死队》因为对青少年犯罪的“教唆”被停播;《敌营十八年》因其通俗性和非现实主义受到非议;《超级女声》因其推崇的偶像文化、明星文化遭到批评……

  1990年代以后,湖南卫视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大本营“,而中央电视台二套也是电视娱乐的生力军。从“正大综艺”到“幸运52”,从“梦想中国”到“超级女声”,从“快乐大本营”到“加油好男儿”,从综艺到选秀,从相声小品到真人秀,中国电视的娱乐精神越来越鲜明,中国人的娱乐需求也被释放得越来越充分。

  说到电视娱乐,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一笔的,是最近30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民俗”:春晚。

  1983年2月12号,农历除夕,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与今天的春晚之面面俱到、畏首畏尾不同,春晚在当时很“前卫”也很“大胆”。

  晚会由王景愚、刘晓庆、马季、姜昆一起主持,采取开放式直播,安排了四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点播演员和节目。歌手李谷一演唱了八首歌曲后,还有观众点播她的《乡恋》。而《乡恋》当时已为“禁歌”,有人批这首歌抒发的不是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指责李谷一是“大陆邓丽君”。但在这次春晚上,人民的“愿望”却得到了尊重,当时的广电部部长毅然同意演唱《乡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艺术民主难得的范例。

  1983年的这一个晚上,为中国电视艺术领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也开辟了中国“年文化”的一个新局面,春晚从此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价值的保留品牌。套用一句话说,即使一条狗,上了春晚也会变成名狗。春晚成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风向标。谁出现,说什么,演什么,唱什么,如何开头,如何结束,港台歌手来不来和来多少,流行音乐上不上和上多少,主题和高潮如何定……这一切,与其说是晚会的需要,不如说是时代政治的需要,它传达了中国走向,也象征了中国形象。

  年复一年的春晚,虽然让不少人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有人用恨铁不成钢的激烈“叫停”春晚,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在海外华人,早就习惯了这个喜庆祥和、东拼西凑的春晚了。正如年饭未必好吃,春晚也未必好看,但年饭和春晚都共同构成了中国“年文化”的“当代民俗”。在春晚伴随下,回家、团圆、放鞭炮、辞旧迎新、年华消逝、美梦成真成幻……这就是春晚的意义。

  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30年中国电视的账本,翻开来,其间记录的,不仅是电视的变化史,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史和生活史。

  作者尹鸿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转自人民网、《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17日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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