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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

李强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问题作了多方面调查与研究,披露了一些事实和数据。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是,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何种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一

  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由于这一特征,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不断地用政策修正制度或体制。所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社会结构。比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而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策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特例。从1979年以来,改革持续了二十八年。改革就是对政策、法规、体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用分层的理论说,最终表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

  二

  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个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1992年以后,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仅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来看,出台的政策就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政策的引导下,城市里面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重大的改革,自然会改变资源在人群中的配置,从而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在大的政策和理念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一个是和谐社会。中央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当然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并最终改变社会结构。

  社会学界曾从多种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比较流行的观点从市场转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调配,如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来调整,等等,形成了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来完成。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资源获得的差异逐步拉开了距离。也有社会学家指出,中国的市场体制还处于初建阶段、还很不完善,实际上,市场只是分配的一个环节,在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有多个环节,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机制,等等,它们参与分配的再调节,最终实现平衡发展。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引入市场机制,而是市场体制还有待于逐步完善。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问题上提出了四大理论。第一种是十阶层理论。陆学艺等研究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

  第二种是“社会断裂”理论,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提出。该理论认为,断裂是结构型的,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转型,由于转型太快,很多社会阶层都被淘汰或抛弃了。该理论所讲的断裂是多方面的,包括国企改制中的断裂、城乡结构的断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文化的断裂等。该理论认为,由于“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社会断裂是全方位的。在这里,贫富分层也被解释为是一种断裂的关系。但是,如果社会真的断裂了,那么社会岂不就瓦解了?如果仔细考察该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测并非都是悲观的,他们对于社会转型也有乐观的估计,该理论更多地是对社会的一种警告。

  第三种理论是我在前一阶段时间所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我这样说是源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可知,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我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进行测量,发现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有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的一横,而“丁”字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群体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根据社会学的理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现在,笔者所发现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其问题比“金字塔型”结构还要严峻,由于底层更大,社会更不稳定,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

  “丁字型”结构凸现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分离。改造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难度。如果用政策变量改变这种“丁字型”结构,必须有长期的、持续的政策变量的作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目前的最大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其次就是中产阶级欠缺的问题。尽管大家都想推进中产阶级和中间部分的发展,但迄今为止,这个阶层比例很小,大概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12%。换句话说,占88%的就业者都不是中产阶级,所以,社会结构转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第四种理论是笔者与沈原、孙立平合作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说。该理论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当代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为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必须分析某种改革究竟对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应当使改革措施尽量对更多的人有利。所以,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也是试图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情况作出一种解释。

  那么,中央对这一问题是如何看的呢?仔细阅读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中央在社会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即承认差异。这与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是试图消灭几大差别。在有差别的前提下怎样调整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是这样讲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在这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核心,因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就是使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如果考察一下相关文献的话,中央是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的战略,此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次重要文件中,都始终强调坚持这一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优化阶级阶层结构,扩大社会中间层,使社会从“金字塔”型转变为“菱形结构”或“纺锤形结构”。所以,表面看来是一个收入分配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是要通过长期的政策变量,最终实现调整中国社会结构。

  三

  如上所述,当代中国的政策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两个时期的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先看第一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政策变量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发生的,即市场经济格局在全社会的确立。自此,当代中国开始由市场去配置资源,大大减少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由此到21世纪初,中央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既有有利于中等收入层扩大的变量,也有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的变量。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政策变量:一个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另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先看一看后者。就企业内部的关系说,国企改革对企业管理层和技术层比较有利,他们在企业里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即使离开企业,也有机会选择其他的岗位。然而,国企改革对工人或普通员工是不利的,他们在企业中所占人数最多,就业机制转变后,下岗的就出现他们之中。

  再看一看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机制引入导致与市场最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但这一阶层内部也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另一种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如前所述,中央的总体思路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结构以中层为主体,最高的和最低的人数比例都比较小。在中国,为使中间层逐步扩大,各类政策应该向中小工商业者倾斜。中小工商业者的比例上升,使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获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两大政策变量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资源等。下面逐一分析这些资源在重新配置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这些重新配置对社会分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是住房。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从过去的公有住房为主的社会变成了居民自有住房为主的社会。住房是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主要的资源,如此大规模的住房资源的重新配置,利益的分配肯定不会很平均。过去是单位分配住房,现在则由市场出售房屋,房屋资源配置原则的这些巨大变化,对于分层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使多数人获益了,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自有房屋的比率超过了80%,这一比率超过了欧洲和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自有房屋中,七成的居民是通过单位房改而获得住房,三成居民则从市场上购买房屋。通过房改将单位房屋出售给职工,价格之所以比较低廉,主要是考虑到职工过去对于单位的贡献。随着住房价格的暴涨,这些住房的价格也都大大膨胀了起来,所以,房改政策使职工特别是老职工获益了;另一方面,城市房产价格急剧增长,使没有住房的年轻一代感到了巨大压力。

  其次是土地政策。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以后,中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也同步迅速成长。但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的分配房屋发生了本质上的区别。土地批租以后,人们就开始从土地上获利。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成房子。房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土地价格,城市房屋价格暴涨就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巨大的土地价格收益被谁拿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有个报告说, 40%的土地收益被房地产商拿去了。这样一来,房地产商得到的利益则太大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土地政策存有很大的漏洞,因为它所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对大资本有利,而对普通公民不利。中国宪法上说,中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变成了房地产商所有,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了。中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面积向来巨大,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这样一来,土地在名义上是全民的,但在实际运作中恰恰对中低收入层为主的全民不利,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则有利。总之,土地政策的变量与应向中小资产者倾斜的思路背道而驰。

  再次是国有企业转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国企转制的高潮,转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转制漏洞百出,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香港郎咸平的演讲《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所质疑的,格林科尔总裁顾雏军疯狂收购多家国有企业,收购的手法是借鸡下蛋,民间叫做“空手套白狼”。结果顾雏军被检察机关逮捕,其罪名就是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从公共资产分配是否公平的角度看,国企转制中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侵占公共利益的问题,总的倾向是广大职工和公共利益受损了,这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是负向的。

  第四个方面是大家最近抨击较多的矿产资源。根据法律,中国的矿产资源为全民所有,国家从来没有同意过矿产私有化。但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正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是中间层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除了上述四种资源之外,还有一种资源是前面所提到的组织资源。这种资源能够调配前述四种资源,可以调配房产、地产、国有企业和矿产,当然,这里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利用组织资源干预其他资源配置中的最恶劣者是腐败行为,即利用组织资源为私人谋取利益。当然,有的时候是利用组织资源为小集团谋取利益,或为一部分人谋取利益。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都会影响资源在社会群体中的配置,最终影响社会分层结构。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代中国改革第一个时期的政策变量,总的趋势是造成资源在少数群体中聚集。房产、地产、国有企业和矿产等主要资源的配置,虽然也有公众普遍获益的方面(如单位房改使得职工获得了住房),但少数人聚集财富的现象比财富扩散的现象更为突出。从调查数据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政策变量则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是一种民本理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总的来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我们知道,自推进市场体制以来,我们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的基本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目前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是不是否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呢?我认为没有否定。“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是对于前述第一个时期政策取向的修正,使政策的基点向公平方面移动了一些,但是,并没有移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中心点,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换言之,政策的基点还是处在中心线偏效率的一方。中央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所以,第二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是一种政策的微调,而不是否定过去的政策。

  具体说,这些政策微调的内容主要包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加强农村改革,重视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造积极的就业政策与和谐劳动关系;推进教育优先发展与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和谐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上述政策调整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如果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应有作用,那么,资源和财富会更多地流向广大公众,这与扩大中等收入层比例的战略是一致的。当然,由于这些政策刚刚出台,要想观察政策变量的结果,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要想通过政策变量调整社会结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在前述的关于“丁字形社会结构”的论文中曾经提出,如果从2000年算起,至少需要四十年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变量方向正确的话,从2007年算起,需要三十三年才能将中国调整成一个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对社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做长时期的努力。

  作者: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摘编自《河北学刊》2007年9月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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