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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张国刚

  “封建”在汉语古义中是“封邦建国”之意。其典型的意义是指西周建立后实行的分封诸侯、屏藩周室的政治制度①。这一制度历春秋战国的变化而被统一六合的秦始皇所彻底废除。汉代以后也有分封制度,但是,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代以来,“封建”这个词语被用来翻译欧洲中世纪的采邑制度,进而用封建社会来翻译“Feudalism”。尽管两个词汇的内容很不相类,但是并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格义之译法至少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已经使用过,只是当它通过日本的转口和放大,被用来指称中国从上古到近代之间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的中世纪)之时,便产生了混乱。因为它所描述的主要是秦到清的那段历史,而这恰恰是废除了西周封建制度之后的皇权时代。中国皇权时代的分封制度,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制度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旷古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适应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学术的新变化,输入和造作了大量的新词汇。这些新词汇大多来源于西语或者日语。移译之际,改造古代汉语词汇,作为西学引入过程中的“格义”工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洋为中用者有之,古为今用者有之。其古今之词义相差甚大者,也不只是“封建”一词。比如,“经济”的古义是经邦济世之意,“经济之学”大体指个人通过科考而经营仕宦前途之术,《红楼梦》中无意于仕途的贾宝玉就被指不通经济之事,而近代以来以“经济”翻译西文“economics”,两者含义相距甚远。举凡此类词汇都有一个先借用古义(原本义)诠释西义,然后又抽象而成泛化之今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发生词义的转化,我们不必硬要去寻找古义与今义、泛化的转义之间的差别。但是,尽管许多词汇(如“经济”)只涉及词汇本身意涵的变化,却有另外一些词汇如“封建”因还涉及社会形态的识别,故而比较复杂。

  进一步说,“封建”一词之所以在古义、西义以及泛化之今义之间发生转换,并不仅仅是语词翻译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首先是以“西”铸“中”的结果——西方有的中国也有;然后才有以“今”度“古”——现实的需要促使我们从当下的眼光去看待中古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因而“封建”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古义的中国概念,首先是被点化成舶来品,以描述欧洲中世纪社会,然后才格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标签。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社会形态或者五种生产方式的普世化是“封建”概念被移植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关键所在。

  总之,借用“封建”这个中国古代词汇来描述西欧法兰克王国开始建立的采邑制度,并不算太过。找一个现成的古汉语词汇描写外来事物,这大约也是翻译史上的通例。问题出在把它社会形态化,又用这个社会形态化的概念来反观中国。

  二、就“封建”一词本身的词义转化来说,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一个词汇表述问题,而是对于中国晚清之前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认知问题。一般人也许不清楚“封建”之古义与今义的区别,但如果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这些饱读古书的大学者在使用“封建主义”的概念时,不知道彼封建(封邦建国)不同于此封建(Feudalism),那就说不通了。记得“文革”中讲儒法斗争,毛泽东号召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可以说人人熟知柳子厚所言的“封建”绝对不是“文革”中批判“封资、修”中的那个“封建”。因此,今天我们探讨“封建”问题,显然不能从字面上去找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其实并非突然发现了“封建”的本义与今义的差别而要做“封建考论”,而是感受到了用西方历史范式“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中世纪历史或有疑窦,这才生发出字义辨析的冲动。换言之,词义的辨析只是表层的原因,深层的问题还是对于中国中世纪社会的认知问题。

  如果我们认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具有相同的发展轨迹,那么用“封建”这个词也无可厚非,即使这个现代概念与其中文的古义有很大差别;如果我们觉得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欧社会形态②,那么就应该放弃沿用了多年的“封建”概念。这个问题本是史学界经过长期的争论也没讲清楚的问题,在这篇短文里自然也无法谈清楚。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些共识,以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共识就是,我们是不是承认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性,也具有统一性。只有承认世界各国历史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才有可比较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是多样性的,所以需要比较;因为具有统一性的基础,所以能够加以比较。

  首先,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划分标准。比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形态,这是唯物史观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凡是以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即使中国的地主制封建社会与西方的领主制封建社会不一样,也不妨碍都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而如果从现代化理论出发、以历史发展的时序设立标准,则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古代(Ancient)、中古或者“中世纪”(Medieval)、前近代(EarlyModern)以及近代(Modern)。在欧洲,希腊罗马时代是古代或古典时代(Classictime),蛮族入侵、古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漫长时期是欧洲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则进入了近代时期而欧洲以外的其他多数文明社会也都有自己的古代(青铜时代)、中古(铁器时代)和近代(工业文明时代),只是社会内涵各有不同罢了。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青铜时代,明清时代江南出现了早期的工业化。但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应该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采用不同的社会历史划分标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并非全无共性可言,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基础,只是一种社会形态并非共时性地出现在各个社会里。不是说欧洲的古典时代就一定要与中国的青铜时代同时存在,否则中国的“古代”就不叫古代。事实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基础,而且具有标杆意义。史前社会之后的上古时代,一般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农业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各个民族在这个时期都会处于中世纪时期;只有到了工业时代,才具备了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条件。这样一种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阶段论,与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可以说异曲同工。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标准,以往都存在着试图将中国历史发展编年同西欧历史发展编年完全平行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是我们要加以注意的。

  当然,即使我们否定用“封建”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秦到清的历史,也不能因此而说中国没有自己的中世纪,或者说我们否定秦到清是中国的中世纪。只是对于这个中国的中世纪如何界定、如何表述,可以继续探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③过去由于教条主义作祟,往往无视中西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但是,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果只谈中西历史之异,不谈异中之同,也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人类的历史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不能把人类社会发展纳入单线发展模式,也不能认为东西方历史毫无可比性的共同基础。

  三、除了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外,还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划分。海外的学术界并不用“封建”的概念来讲述中国秦到清的历史。比如,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术界一般用上古、中古、近古来叙述中国历史;西方学术界一般把中国的秦到清的历史时期称为帝制时代(imperialChina),并且有早期中华帝制时代(Earlyimperialchina)、晚期中华帝制时代(Laterimperialchina)、中古中国(MedievalChina)、近代中国(ModernChina)等不同用法。可见,用时序来划分历史阶段,海外学术界具有相同之处。采用这种做法,使国内外学者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

  尽管我们承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可比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冯天瑜教授在《“封建”考论》书中设想,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定性秦到清朝的历史。我认为,就“宗法地主专制”所提炼的三个关键词来说,其历史内涵的准确性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但是,用这个概念并不能取代“封建”二字。因为“封建主义”是从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反映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矛盾)来立论的,而“宗法地主专制”概念则是混合型的概念。另外,探讨足以反映中国中世纪社会特色的概括词,不仅仅是要表征秦)清的历史,还要考虑秦代以前以及1911年之后的历史特性。“宗法地主专制”中的三个概念、宗法、地主、专制)似乎也符合1911年以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其特征色彩并不明显。

  我觉得,用“皇权时代”来表述秦到清的历史比较合适。理由有二:第一,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皇权时代,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用皇权时代来命名这一段历史名副其实。第二,相对而言,1911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共和时代”,皇帝制度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走向共和的历史十分曲折,但是,完全复辟只能是痴人说梦。而秦代以前的历史可以叫“族邦时代”。这样,史前时代、族邦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一组概念就构成了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另一系列。

  总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此词已经约定俗成),但它只是表示那段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中国历史又可以划分为上古、中世纪和近代等时段,这个划分标准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也具有在世界学术范围内的可比性、相通性。从政权形式的变化出发,中国的历史又可以用“皇权时代”来描述秦朝到清朝之间的那段历史的特殊性。三种划分标准出发点不一样,在时段节点上也不会完全重合,但是,它们应该都是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一个概念工具,互相并不矛盾。(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① 按照柳宗元《封建论》的说法,尧、舜、禹、汤、文、武皆行封建,“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见《柳宗元集》,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比如,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描述东方社会的独特性格,大约感到东西方历史的差异。

  ③ 也许有人诘问说,“中世纪”本来是西方的概念,西方有古典时代,有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两者之间社会被称为中世纪。中国何曾有中世纪?其实,这是很肤浅的看法。任何一个术语名词都有其初起时的特定的狭义内涵。但是,当它被抽象成某一普通名词时,就超出了原来的狭义范围。中世纪用来说明上古时代和近代之间的社会历史,完全可以适用于西方之外的民族和国家。

  摘自《学术月刊》2007.2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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