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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金三角”

——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唐绍明(1952)

( 一 ) 一去四五年

  1939年初,先行迁校到昆的父亲,结束了手头的工作,来到香港,把母亲和我、妹妹、弟弟接到昆明。那时西南联大连校舍都还困难,哪顾得上安排教职员宿舍,各家各户只好自己去租民房住。我们家围绕着清华办事处这个中心,最初住在才盛巷,后来住过钱局街、文林街、青云路。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搬过四次家,我也随之上过三所学校。1940年冬,大西门一带遭到日机轰炸,我们家受到严重破坏。于是按照学校当局的疏散安排,我们随同其他清华家属,疏散到了离城二十里外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

  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相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过的是陈家营,是又一个清华家属疏散地。

  从大普吉向南行,有一条河堤,堤上有路可以行小汽车,是大普吉通往昆明市内的唯一通道。约行四五里,正好和一条从梨烟村出来向东行约三四里的小路相遇,构成一个居民点,叫大河埂。潘光旦先生和赵世昌先生两家住在这里。就这样,以大普吉(包括陈家营)为工作兼居住的主体,形成一个“大普吉——梨烟村——大河埂”方园不到十里的三角地带,聚集了一大部分清华教职员及其家属,是一个凝聚着丰富的知识财富和精英的地区,那么熠熠生辉,成为我心中难忘的“金三角”。

  这批师长当中,研究人员一般去大普吉上班,教学人员到城里西南联大上课,职员则分别在城里西仓坡和大普吉两地上班都有。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坚持教学和科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怪乎当年李约瑟博士参观大普吉后,把它称誉之为“中国科学家的摇篮”。我有缘在这战时清华的大本营里生活了四五年。我愿从一个少年的视角,追忆一下这一段抗战生活史,缅怀那虽然普通却不平凡的岁月,重温大无畏的抗战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

( 二) 衣食住行难

  梨烟村座落在玉案山脚下,座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村民们对待疏散来这里的清华家属很友好,两位士绅特地腾出私宅供清华家属居住。当时那疏散情景,在马文珍先生的诗中曾有过记述: “收拾衣裳又远行,父老媪妪笑相迎。门前一片梨花树,座座青山似画屏”。

   我们的住所在村子的尽北头,是当地一位姓李的士绅的一座新院子,通称“李家院子”,和他家的老院子相毗邻,掩映在树丛中。这位士绅当过广东军政府的司长,人们还用老称号称他 “李司长”。

  战时昆明的生活本来就很简朴,乡村生活更是简陋了。对住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最感不便的是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只好自己弄个碟子,盛上菜油,用灯心草芯浸油,然后点著灯芯照明。这灯心草遍地皆是,把它采集回来就成了我们孩子们的任务了。把灯心草的杆皮剥去,抽出杆心,就制成灯芯。至于用水,要到门外不远一个菜园子的水井那里去打。后来大家合伙雇了一个青工,每天给各家挑一担水;如果不够用,就得自己去打了。我常常在下午和母亲两人抬着一个铁皮桶把水打回来备用。没有厨房,各家就截出门前一段走廊,安上一个泥炉,点木炭,烧水做饭。粮食和蔬菜等物,到“街子”(集市)去买或拿东西去换。

  那时,生活很清苦,基本上吃不上肉。记得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会把我、妹妹和弟弟拉到身边,轮个地看我们的脸色,然后连连摇头说:“面有菜色” “面有菜色”,于是让母亲买点肉,第二天餐桌上才能出现点肉丝。大家总是特别地高兴,盼着下一次。至于衣著,只能翻箱底,大人穿旧了的给小孩穿,大的穿不下了改一改给小的穿。

  住的楼房质量很差。墙壁单薄,上端打通,谁家说话声音稍大,能传到左邻右舍。脚步重了,楼板都在晃动。有一回,我们吃完午饭,打算扫一扫掉在地下的饭粒、菜屑,谁料惊动了楼下正在吃饭的梅家。他家三女儿在院子里向楼上喊话:“请等会儿再扫,我们在吃饭哪!” 原来楼板有缝,楼上扫地正好给楼下餐桌撒上“胡椒面”了。

  我这时在城里上中学,寄宿在府甬道清华职员单身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回梨烟村,次日下午返城,来回靠步行。开始有父亲陪我走,后来有史蓁先生的儿子史涛和我作伴,再往后就是我一人独行了。父亲不放心,委托工友老张每次安排我上路。有一回,出校门时已晚,老张劝我明天早上再回,可我归心似箭,执意要走。过了黄土坡,来到向西拐弯的地方,只见太阳快下山了,大地忽然暗了下来,路上没有行人,心里紧张,拼命赶路。眼看快到离村还有三四里的大石桥时,听见后面响起“唰!唰!唰!”脚步声,有一群人追了上来,吓得我赶紧往路边躲,恨不得钻进黑黢黢的农田里。猛地听到一声吼:“娃子,哪里去? 咋一个人走!” 我赶忙回答说: “回家去,村子里的。”幸好他们并不理会我,一阵风似地从我身边扫过。我这才松了口气,赶紧连跑带奔地跟着他们,走完了这最后一段回家的路程。扑到家门时,“妈,我回来了!” 连喊带哭地朝门板一阵猛敲,满身的疲累、惊恐和欣喜都在这一刻里倾泄了出来。

  就这样,这条路啊,我走啊走,足足走了四、五年,由10岁走到15岁。那唯一的交通工具——马车,我从来没有沾过。口袋里那点零用钱,我也舍不得花。从那时起,我习惯了用自己的脚板,走出自己的世界。

( 三) 友情暖心田

  和村西北的李家院子相对,在村子的中部偏东处,有一座惠家大院。惠家大院比李家院子大,主人姓惠,也是当地一位士绅,曾经当过学校校长,被人尊为“惠校长”。他把前面的老院子腾给清华人住,自己则搬进新建的后院去住。老院子的东面,即靠外面一边,有一座马蹄形的二层木结构楼房,南北长,东西两边稍短。据我片断的记忆,吴有训、任之恭、赵忠尧、杨武之、赵访熊、吴达元、杨业治等教授住在这里。余瑞璜教授住在院子外另一处。梅校长家后来也搬进大院,住在几间临时修建的房子里。

  住在这里的师长们大都在大普吉上班。他们的孩子有的还小,不到上中学的年龄。于是大家商定,在大普吉为这些孩子办了一所临时小学,请来两位女老师,由我父亲负责行政管理。我的妹妹和弟弟就在那里上学。孩子们和大人一样,每天步行于梨烟村——大河埂——大普吉之间。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任之恭先生在从大普吉下班回家的河堤路上,被两个歹徒拦住,抢走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块怀表,幸好人还平安。这个事件一度弄得大人和小孩惶惶不安。

  惠、李两院相距不远,我常在下午三四点时到惠家大院找伙伴玩。一个伙伴是杨武之先生的三儿子杨振汉。他年龄比我小,但彼此谈得来,谈的话题多是清华园的旧事和南下避难的遭遇。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见过骆驼吗?” 他说他在北平西直门见过骆驼。“好家伙!坐下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蹲下,比着手势;“站起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挺起来,手势也随之由低到高,直到踮起脚尖,把右手伸得老高老高,“有城墙那么高!” 还学着骆驼迈了几步。他那生动的描述,使我相信骆驼的确了不起。这印象一直留在脑子里。

  还有一个伙伴,是吴有训先生的儿子吴惕生。他告诉我他是1931年出生的。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父亲给他取名“惕生”,以示时刻警惕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的野心。我喜欢听他转述他父亲的巴黎见闻,那雄伟的凯旋门和华丽的香舍丽榭大街,令我神驰。有一次,我向他介绍鲁迅的故事新编的《理水》,对文中讽刺拄拐杖的学者和说话口吃的学者感到不解。我们揣摩这是对当时一部分留学生脱离人民大众的批评。我们回顾眼下许多留洋学者,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辗转昆明,特别是今天又来到乡下生活,变化多大呀!吴惕生说:“这算是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大众中间吧?” 那双聪慧的眼睛,在银边眼镜圆镜片后闪烁。

   在大普吉旁的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家。黄子卿先生的儿子黄志渊,也是我常去找的伙伴。他家藏书很多,通俗演义不少。我曾向他借过一套演义中的三本,不料还未看完,其中一本被我那时寄宿的亲戚家的一个朋友拿去看了,后来没有还我,人也找不着了,我无法向黄志渊交待。后来我借给了他三本书去看,算作补偿吧。当然,套书最怕缺册,这样的遗憾是无法用其它办法补偿的。

   乡间生活住久了,大人之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住在同院里的各家天天见面,过从甚密,自不待言。隔院的人也常互相串门。比如,住在惠家大院的吴达元、余瑞璜太太,时不时会过来看望我母亲;因为都是广东乡里,开口就讲广东话,往往人未到,声先行,十分亲切。余太太看见我床上放有一本《隋唐演义》,就借回去看,没过几天就还书来了,说好看,问还有没有下册?可惜这本书我不记得是怎么得到的了,当时就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我没法帮她再找到下册,对此我一直感到遗憾。

  那时各家还经常做点小吃之类,互相赠送、品尝。抗战后期,父亲经潘光旦先生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母亲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怪怪的,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到梨烟村来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作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座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四) 求师思奋进

  大普吉清华研究所的大院里,住有汤佩松、戴芳澜、孟昭英、叶楷等教授和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职员。进入大门向右拐,紧贴院墙的一排房子,就是战时的清华图书馆了。馆长是潘光旦先生,父亲和马文珍先生是具体负责人,好象还有一位尹先生及其他人。说它是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没有割段的大房子罢了。里面约占总体4/5的空间是书架,摆满书刊;旁边过道放两张大办公桌,父亲和马先生各用一张。进门处约占总体1/5的空间是阅报处,中间摆了一张长条茶几,四周围了一圈沙发,这里也可当作休息室用,经常有许多研究人员来看报、喝茶、聊天。他们关心时事,时而高谈战局,时而阔论形势。除这间大房子外,还有几间工作室。大房子正对门有一单间,里面堆满了旧杂志和国外书刊广告,我曾经有好几次钻进去翻看国外旧画报。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图书馆时,面对如此丰富的书刊资料,眼花十分缭乱。有一次我在父亲办公桌旁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硬壳书,是洪深写的剧本《五魁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剧本,对里面的对话体觉得新鲜。记得剧中讲农民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事,我心想这是不是就是常听说的“普罗文学”? 还有一次,只有我一人在阅报处茶几旁翻看杂志,发现一本杂志里夹着一个没有封皮的小册子,标题是《评“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杂志里夹着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后来知道前者是陈伯达著,后者是毛泽东著。

  我每次从大普吉图书馆出来,总喜欢抄近路,穿过陈家营,沿乡间小道回梨烟村。因此常常会碰上住在这里的教授们,慢慢地也就和他们认识了。有一次我从城里往回走,听见后面有汽车开来,就本能地往路边闪开。车子突然在我身边停下,有人从车窗探出头来,原来是华罗庚先生。没想到他冲着我说:“你是唐先生的小孩吗?住在哪儿?要不要送你一段?”我说是,告诉他住在梨烟村,他说:“好,可以在大石桥把你放下。” 于是招呼我上了车。那时华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举世扬名。我下车后,看着汽车调头向北开去,心中充满感激之情,默念着他是那么出奇的平易和亲切。

  又一次,穿过陈家营回家时,太阳已经西斜,看见闻一多先生在田埂上散步。他身穿长褂,面蓄美须,背后衬托着夕阳的霞光,缓步走来。闻先生那时除在大学教书和做研究外,还常到中学去开展学生辅导活动。我参加过他和光未然同志到我们中学开的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同志朗诵《阿细的先鸡》。闻先生朗诵艾青和田间的诗,热情地赞颂诗歌的人民性、战斗性,表明自己要和人民一起战斗的决心。此刻当我走到他跟前,向他行礼时,心中突然升起一个“行吟泽畔”的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不知怎地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他就是当代的屈原!

  我还有机会一览潘光旦先生的书房,在大河埂他家的二楼上。座北朝南,北边墙上开了一个大敞窗,可以展望远山景色:一侧是螺峰山,因山上石头多呈田螺状而得名;一侧是铁峰庵,是一处建有庙观的名胜地。这也许就是潘先生为书房起名“铁螺山房” 的由来吧?看到潘先生的书桌、书架、书籍和马灯,不由得想起他那时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诗抄,那些具有影响的民主政论,都是在这里辛勤笔耕出来的,不禁使我想到他那博学多才的学问家的睿智,想象着他沉思凝想做学问的样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在枯寂的乡居生活中,我记得看过一场电影。一天晚上,在梨烟村北头一块打谷场上,扯起一块屏幕,放映从大普吉借来的一些科普资料片。各家大人小孩自带小板凳前来观看。一放映,傻了眼,是英文片,看不懂也听不懂。于是有人提议: 何不把杨家老大找来给大家翻译?不一会儿,杨振宁出现在屏幕旁。他身穿浅绿色美军夹克,双手插在夹克兜里,边看边翻,简单明了,轻快自如,到关键地方还作点解释。讲到水有软水、硬水之分,硬水因含矿物质,肥皂不容易溶解,需加热后变成软水,才可用于洗衣服。坐在我前面的杨武之太太听后,环顾左右说:“对啦!以后用井水洗衣服,得先热一热再用肥皂搓啊!”

  1944年过去了,战局有了扭转。疏散人口逐渐返城,有的离开昆明,有的绕道印度出国远行。梨烟 村已风光不再,住户越来越少了。李家院子先是史蓁先生走了,继而搬进了赫崇本先生,他后来也走了。沈履先生在楼下住了几年,后来搬走了;楼上姚均先生一家接着搬进了城。这时,只剩下楼下的朱荫章先生一家和楼上我们家还住着,原本不大的院子顿时显得冷清、空荡。1945年中,我家也搬进城;三个月后朱家也搬进了城,清华人和李家院子的一段抗战情缘就此结束。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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