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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佑国做客新人文讲座畅谈梁思成与北京旧城保护

  【新闻中心讯 学生通讯员 孙洁琼】11月18日下午,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为同学们做了题为“梁思成与北京旧城保护”的讲座。

  秦佑国首先回顾了梁思成先生的生平。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生于1901年,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开创者和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1915年,他14岁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学习,1923年高等科毕业。在清华8年的时间里,不但成绩优秀,而且爱好广泛,担任过《清华年报》的美术编辑,清华军乐队首任队长。

  因为梁启超与林长民的友谊,梁思成结识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梁思成在建筑系注册,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梁思成姐夫家结婚。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林婚后取道欧洲回国。梁启超在给他们的信中写到:“每日有详细日记”,“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最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到意大利,要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彻底研究了解”。梁林于1928年8月回到中国,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活。

  1928年9月,梁思成应东北大学之聘,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所有设备,悉仿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建筑科”(童隽,1931)。1931年夏,梁思成回到北京。随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占领东北,东北大学建筑系停办。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时已经接受了朱启钤的邀请,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也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们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艰难而又成果丰硕的生涯。15年间,他们在190个县市调查了近三千处中国古代建筑。

  1937年,发现五台山唐代佛光寺大殿是梁思成中国古建筑调查的顶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五台山唐代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前者是1950年代初发现的)。在此之前,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遗存,要了解唐代建筑,需到日本去看。但梁思成坚信“国内殿宇必有唐构”,佛光寺大殿的发现,证实了他的信念。

  林徽因曾这样记载这段时间的生活:钻进“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千百万臭虫”,沉积了“厚厚的尘土”和“蝙蝠尸体”的顶棚,“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了数小时。” 林徽因在大殿梁下和园中经幢上都发现有捐建人“佛殿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而经幢上刻有年号“大中十一年”,从而确认了建造的年代。

  正当他们的考察以发现唐代的遗存五台山佛光寺而达到辉煌顶点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们匆匆赶回北京。9月5日,梁思成一家离开北京,开始了抗战时期的流亡岁月。从北京辗转经长沙到昆明。在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支持后,梁思成任营造学社社长,学社恢复了古建筑的调查。1940年冬,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条件非常艰苦。

  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说:“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入川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的很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到40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食品越来越贵,我们的饮食也就越来越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父亲的体质也明显地下降,虽然才四十多岁,背已经驼得很厉害。”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2年结识的好友费正清当时在美国驻重庆代表处工作,去李庄看望梁林。他写道:“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得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林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1984年,费正清回忆道:“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 ……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9日,身在李庄的梁思成先生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清华成立建筑系,以适应抗战胜利后国家建设的需要。他在信中写道:“抗战军兴以还,……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梅贻琦校长接受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同意在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1946年夏,正式建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

  在建筑教育思想上,梁先生也从当年“悉仿美国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建筑科”承继巴黎美术学院体系,转而对其持批评态度,信中提出要采用鲍豪斯方法:“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 des Beaux Arts 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 Walter 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

  1948年冬,在解放军准备攻城前,两个解放军干部造访了先期已经解放的清华园梁思成家,请他在军用地图上圈出北京城内重要的古建筑,以备军队攻城时加以保护。后来北京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的损伤。梁思成随后又组织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前言中写道:“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1950年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向中央政府提交《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在北京旧城之外另建国家行政中心,而把北京作为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下来。中央政府没有接受梁陈方案。

  当时北京刮起强烈的“拆除”风,拆城墙,拆城楼,拆牌坊,拆了金代的塔,拆了三座门,拆了大高玄殿,还要拆团城。梁思成痛心疾首:“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城墙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孤独地打起了北京城墙和古建筑的保卫战。他唯一的胜利是保住了北海的团城,他写信给周恩来,让原来计划直通的马路绕着团城拐了个弯。

  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对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呼吁保护北京城和古建筑。“现在这样没秩序地盖楼房,捂都捂不住!将来麻烦就大了!要赶紧规划”。在1953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她指着吴晗同志(北京市副市长)的鼻子,大声谴责,激动地说: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文化革命期间,为了修环线地铁,城墙被彻底拆除,地上为二环路,地下为地铁线。城楼也随着城墙而被拆除。

  以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为主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他在病中提出了自己的纪念碑方案,后经修改完善,成为现在的纪念碑形式。林徽因也设计了纪念碑上部分装饰花纹图案。清华园里有个普通的院子——新林院8号,这曾经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在这里产生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

  解放以后,中国“全面学苏”。苏联专家进入建筑工程部,也进入清华建筑系。其时,苏联是斯大林领导的后期,建筑风格和建筑教育盛行古典主义、民族主义和学院派。当时苏联建筑界的口号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强调建筑的艺术和文化特性,保护民族建筑遗产。这些都引起梁思成先生的共鸣。当1952年苏联专家来到后,梁思成与他们接触,在强调建筑的艺术性和民族性上看法是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口号下,上世界50年代初,北京盖了一些“大屋顶”的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政治方向发生改变,赫鲁晓夫掌握权力,开始修正斯大林时期的方针政策。1954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联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批判“复古主义”的浪潮。

  随即,在中国也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浪费, 批判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批判 “大屋顶”。梁思成先生首当其冲,成了“大屋顶”的代表人物。《建筑学报》接连三期刊登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同日,人民日报开辟《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专栏,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对地安门宿舍大楼、中央民族学院、“四部一会”、重庆大礼堂、西郊招待所等民族形式建筑进行批判。

  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扩大,批判“大屋顶”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梁思成先生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被迫做出检讨。在开始对梁思成进行批判的时候,林徽因病重住院,后来梁先生也因病住进同一个医院。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对妻子的死十分悲痛。他清楚地知道妻子是在抗日战争逃难中得的病,后来他们决定拒绝去美国的邀请,坚持留在李庄乡下,贫病交加,由于长期得不到医疗和营养的补充,使得林徽因永远失去了健康。梁思成后来说:“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只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导致了徽因的早逝,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只是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梁思成亲自为自己的妻子设计了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墓碑上的石刻花圈采用了林徽因自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浮雕图案。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大批判”,其“罪名”是:“留恋封建社会,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城墙”,“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新城市建筑方针”,“代表国民党政府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梁思成的家被抄了,收藏的艺术品被抄走,还被赶出新林院8号,在寒冬腊月,搬到北院一间仅有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书籍资料堆不下,只好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当废品处理,“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他对他的批判至死心存不甘:“我既无股票,又无房产,怎么会是资产阶级?”

  梁思成、林徽因数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普遍的赞誉。1987年,他们及其助手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其时,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已逝世。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于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以《君子》为题的讲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29年,清华研究院为两年前在昆明湖自沉的王国维先生竖立了纪念碑:“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体由梁思成设计(新会梁思成拟式),陈寅恪先生撰写碑文。 碑文结尾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秦佑国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就是清华的人文精神,也是梁思成先生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供稿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编辑 露英)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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